医事+-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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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启发，活学活用PMP和PMPMP，当然，这依旧改变不了菜鸟的命运。”她补充一句：“所以他决定自己开业。”
我在轮转妇产科的时候，有一天因为科里同时开台的手术很多，助手不够，我就被临时排上了。主刀的是一个传闻中急脾气的女教授，我本以为做完一台手术就可以结束了，结果到了12点这位完全进入状态的专家，决定紧接着开第二台手术。可怜那天，菜鸟我没吃早饭也没吃午饭，站在台上饿得头晕眼花，时时觉得头重脚轻。突然，教授拿止血钳猛地敲了一下我的手，大声说：“发什么呆呢？”我才意识到拉钩的手稍稍动了一下，手被打得生疼。
其实，类似的菜鸟挨敲的事不在少数，可能是上级医生在面对性命攸关的情况时精神往往高度紧张，另外也是因为菜鸟经历的有限常常处事不够周全。那时在换台间隙我待在手术室闲得没事，有时也会假想一下自己的未来。我发现这个图画的模式简直是一定的。如果进了手术科室，我能围着手术台马上定位出工作前三年会待在拉钩的位置，再往下几年做个二把刀，然后熬着年头做主刀。等到了教授级别，便站到了曾用止血钳敲我手的那位老师的位置。这张未来职业的图画，真是一目了然，几乎没有任何意外和偏差。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最重要的估量就是，如果进入这张带有等级和官僚色彩的图画，将要付出多大多久的忍耐和坚持。
那些最终成为医生的人，不管自愿或是情非得已，最起码都经过了年轻时漫长的忍耐和坚持。经过了这样磨练的“菜鸟”，练就一身PMPMP功夫，日后才是我们见到的初见端倪、小有所成的中年医生。但即使到了中年，一些学术上虽有建树但行政上不能八面玲珑的医生，在医院受同事和病人冷落的，也不在少数。这情形，在中国和外国其实没什么不同。而这样的医生日常生活，如果不是《大医院小医师》这类的书，那些生活在医院这个小社会之外的人，可能永远也不会了解。
后来，台湾一位叫做王小棣的导演凭着敏锐的嗅觉，把《大医院小医师》改拍成了八点档电视剧，在台湾和内地热播。当时的受欢迎程度被形容是“当今偶像剧的开山始祖”，足以媲美日本青春偶像剧的精致质感，同时还不乏动人的生活化剧情。那时偶像明星蓝正龙就演其中的一位“小医师”。据说为了让演员们体验医院生活，电视剧的五位编剧还分成了内科、外科、急诊室等五组，带着演员分头到各大医院现场体验。导演回忆说：“有一次在医院里看到大医生臭骂小医生的场面，把演员们都吓坏了。一般人看到也会被吓一跳。”当然导演也不忘补加一句：“但那也是一种负责的表现，因为一点疏忽可能都是一条人命。”
《大医院小医师》的作者侯文咏，因为写了这本书声名大噪，仅在台湾就拥有了近30万读者。曾是麻醉科大夫的侯文咏，最终辞去了医生的工作，拿起笔专门写作，选择在文字中实现自己的梦想，最终成为畅销书排行榜常客，最近的小说《白色巨塔》再度畅销。这世界又少了个凡人医生，多了个文人。有人说他离开医生这个行当的原因是他经常和癌症晚期病人接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开人世，也有人猜他觉得医生要面对的世界远不如文字世界那么简单。就像罗大佑、张洪量这些原先的医学生一样，离开医学奔向音乐，肯定都有一些来自医学生活的“一地鸡毛”的隐痛，医生生涯在他们看来肯定也并非最淋漓畅快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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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脚在病房，一只脚在牢房（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在读医科大学时，有许多人对我们说：在美国地位最高的是医生和律师，他们收入颇丰，受人尊敬。
但这个局面从20世纪90年代起，显然已经受到社会价值的冲击，开始发生变化。横在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那堵墙除了让医生和病人从情感上疏离之外，也销蚀着医生的从业热情和安全感。
在美国做科研时，我的老板是个犹太人。他有个好玩的姓Poncz，谐音和汉语“胖子”近似，于是我们都叫他“胖子”，他也欣然接受了我们表达幽默的方式，我们也赫然在实验室手册上用中文写上“胖子实验室”。
看得出，胖子很以他的实验室为荣。他是名血液内科医生，教育背景上一路名校，一路辉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念完本科之后，他读的是多年来一直在全美排名靠前的宾夕法尼亚医学院。但是在他四十多岁时，他却开始把更多的时间放到了实验室。每个星期他只有一两个上午，系着领带衣冠整齐地去看门诊。其余时间，则是穿着牛仔裤，后袋插着钳子之类的工具在实验室转悠，询问伙计们的试验结果，当然大部分是关于DNA和RNA。我们问过胖子，为什么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科研上。他摸着为数不多的头发，颇感苦恼地说：“你们知道吗，现在在美国做医生很难，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很难处理，医生的压力确实很大，我得随时准备好—找律师。其实我很喜欢做医生，我父母当初从以色列的大屠杀逃来美国，艰难求生，多么希望我日后能做个体面的、受人尊敬的医生。”他无奈地双手一摊，描述着渐渐远离他的医生梦。
不光是胖子一个人，同系的几个胖子的好哥儿们几乎也是一样的感慨。我们实验室对面的一个老板，也是历经医学生的艰难困苦，希望自己日后能做个出色的、有地位的、受尊敬的医生。但他后来却中途撤出，辗转多个行业，试图找个待得比较舒服的位置。他做过医生，去过大型制药公司，咨询过药物专利，然后又折回了医学院，一心干起实验室科研。他也出于同样的原因—觉得美国的医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经常被病人告上法庭。每次聊起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他们都是一脸的麻烦表情。
进入民主社会后，作为“弱势群体”的病人，权利感开始觉醒。在《世界人权宣言》中写道：“健康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对于通常方法不能解决的权利，病人开始转而求助法律。“温暖的人情”，这一说法既在现实生活中难觅踪影，也在理论上被抛到脑后。
1999年，同样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生了一起基因治疗的诉讼案，几乎在一夜之间轰动全美，甚至整个世界。事情发生时，正是基因治疗如日中天的时候。当时，基因治疗又有“分子外科”的美称，因为这种新的治疗方法如同给病人体内出错的基因做一次分子手术。我后来去宾大做的就是这一“分子外科”方面的课题，也在许多场合碰到了这场诉讼案的主角—詹姆斯。沃森教授。
我的同事指着他的背影，不无惋惜地告诉我，这位大腕下半辈子就这么给毁了，其实当年死的那个男孩，究竟是不是詹姆斯。沃森的错误，很难说，但他一直在基因治疗的风口浪尖上，所以肯定先拿他开刀。
宾大早在1993年就高薪引进了詹姆斯。沃森教授，意在让他领导基因治疗的研究，让宾大在这一热点领域引导世界潮流。此后，果然不负众望，宾大在基因治疗领域一直走在世界前列。1999年9月，一个叫杰西。盖尔辛格（Jesse Gelsinger）的18岁大学生，自愿参加了詹姆斯。沃森教授领导的血友病临床试验。这位男孩患有罕见的鸟氨酸甲酶基转移酶（OTC）缺乏症。在治疗四天后，男孩出现了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最终死亡。
男孩的父母一开始也表示理解，但律师立即在第一时间找到他们，志在打赢这场官司。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为此专门开了三天的会，彻底调查这项临床试验。
曾经意气风发的詹姆斯。沃森教授和男孩的父母在法律上成了对手，他从此被取消了从事临床研究的权利。在好多次会议上，我常能看到这位教授的身影。从他的演讲中，我似乎还能捕捉到他曾经意气风发的影子，但现在的他，只能报道实验室结果，他深爱的临床事业则渐行渐远。
胖子不仅用自己的经历在说明着美国医生的困难处境，他女儿的选择似乎也在印证着美国年轻人职业选择的趋向。胖子的小女儿也在宾大上学，本科之后她追随当年父亲的足迹，上了宾大的医学院。但有一天，我们听胖子说，她又报了宾大著名的沃顿商学院。因为她已经感觉到在眼下的美国，医生的职业路途充满艰辛和压力，而那些从沃顿商学院出来的MBA起薪10万美元以上轻轻松松，还一人手里好几份工作OFFER。即使念个IT的学位，似乎也比当医生强。在美国，医生再也不是当年和律师齐名的最有地位的职业了，取而代之的是金融和IT。似乎医生的至尊地位受到如此巨大的冲击还不够，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有一拨专门从事医疗诉讼的律师会在第一时间联系病人，劝病人打官司，不放过任何一个打赢官司给自己挣钱的机会。2004年，默克公司自愿将名为“万络”的消炎止痛药从全球市场撤出。我在美国出差时，坐在出租车里，听到电台里传来的广告竟是：“如果你服过万络，来找我吧，我帮你打赢官司，你拿钱。请联系××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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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脚在病房，一只脚在牢房（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在这样窘迫的对峙局面下，医生面临的处境是—一只脚在病房，一只脚在牢房。胖子和他的医生朋友们，似乎更愿意回到和平世界。他们穿着牛仔裤待在清静的实验室，和那些不知道打官司的基因们安全无忧地对话，好歹能平安度过本就面临中年危机的岁月。就像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制作人在采访时说：“我最爱的是琴而不是人，你对它有多好，它就会对你有多好。这种关系比和人简单多了。”对胖子这样优秀的医生来说，“琴”换成“基因”，这句话也同样无奈地成立。
这样的情形不只发生在美国的胖子们身上，平时和国内医生聊天时，他们会提到干这行最大的压力，就是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这样的关系使得他们首先本能地保护自己，在面对病人时那份压力如影随形。他们苦笑着自嘲：现代医圣张孝骞的名言—面对病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新时代有了新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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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狈不堪的医生生活（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一家美国医学网站在公布一项医生的调查结果时，总结了一句—“近乎狼狈的医生生活”，说的是现代医生正面临着无法释怀的压力。
在《心理的力量》一书中所描述的医生现状更惨：“如今医生已经成了世界上最不健康的人群。他们死得比大部分人都要早，比其他人更容易自杀，更容易患上心脏病和胃溃疡，比其他人群更需要心理咨询，比他们的同时代人更容易酗酒和吸毒。他们的婚姻持续时间不长，他们在巨大的压力下步履维艰，不堪重负。”
不错，医生的专业临床训练，教给他们一些对付压力的办法，但仅仅是一些而已。一位被压力所困的医生，在我们眼里，就像一位不会给自己理财的会计、自己的孩子学习一团糟的老师、在生活中吵架老输的律师，或者“一位竖起大拇指在路边搭便车的汽车修理师”。自己的情况已经够糟，还能给病人什么有效的劝解呢？
每一个医生几乎都是在绵延不断的值班表里，忍耐到40多岁的。可怕的当班生涯，对于医生来说简直就是噩梦，侵蚀着他们的生活。有人做过调查，长年当班的后遗症是：睡眠质量差，没时间和家人沟通，没有社交生活，特别是医生的孩子们怨言颇多。美国的一份调查里说，近30％的医生说他们正准备离婚，30％的医生也说他们正琢磨着辞职不干了。20年前，潘虹主演的《人到中年》，选的也是医生这一行业。眼科大夫陆文婷仰卧在病床上，她患了心肌梗塞，这是在迷惘的梦中，还是在死亡的门前？她只隐约记得自己与同事一连做了三个眼科手术。
在患者看病遭遇压力天下皆知的今天，现代医生所面临的压力，可能外界知之甚少：超负荷的工作量，无法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进行平衡的时间压力，经常遇上难相处、难沟通的病人……还有，在医生身边存在着许多一时难以克服的、单凭医生个人力量更无能为力的困难，比如进行检查所必须等待的时间，看医生所必须等待的时间，医院病房的周转率，病床和护士的短缺，越来越多的书面文件处理……但这些，仿佛都成了医生必须负担的责任。除此之外，在医院这个小社会里，还要面临不同专业医生因为分工细致而带来的内讧，不同专业之间的医生不顾情面抢病人的行为，在病人面前一个医生诋毁另一个医生的做法，例如那些麻醉师常被脾气暴躁的手术医生搞得几乎崩溃。更让医生感到被动的是，医生个人所无法左右的医疗发展方向。
虽然当医生这么辛苦，但为什么从前美国医生们却愿意忍受漫长而艰辛的专业训练，甘之如饴呢？他们的回答是，因为他们那时能得到来自外界和内心的回报。他们从前常常能得到来自内在感觉的回报—医生是一份有趣的工作，这份工作能让他们感到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了病人的生活；他们还能得到来自外界的回馈—被尊敬，被感激，有自主控制权，有工作安全感，还有份满意的收入。但今天的医生，大多数工作比以前更辛苦，可来自精神的回报、尊重却一天天减少。公众和媒体一味地认为医生是“肥猫”，到处揩油，成了“披着羊皮的白眼狼”。医生这个职业，几乎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
我们经常把中国的医学教育、医疗体制与美国对比，把美国作为一个相对成功的典范。但就在我们朝着这个典范努力的时候，美国医生却也是满腹牢骚。“如果你感到压力，你不是仅有的几个医生之一，而且，这不仅仅和工作超负荷有关。”
按照美国医生生活调查的结果，许多选择从医的人都感觉渐渐失去了稳定感和安全感，而这种感觉，仅仅是近些年才出现的。“可惜的是，舆论和环境在试图改变医疗政策时，无情地、不公平地审视医生。而病人们开始变得古怪，他们不再心存感激，向医生们要求的也越来越多。”
如果医生自己都认为不可能应对压力，他们又怎么去帮助病人？如果要更有效地照顾病人，医生首先要照顾好自己。临床工作的压力会不会恶化，最终把他们杀死？还是他们能战胜压力变得更坚强、更幸福？只能让医生自己去选择吧，因为现在似乎没有人会同情医生。起码现在的统计结果是，在各种职业中，医生自杀率和药品依赖率最高，医生似乎比其他人更容易幻灭和痛苦。
有一年春节，公司联欢时，一个节目赢得了许多医生的掌声：一群自觉没什么文艺才能的同事，为了好歹凑个节目，合唱了李宗盛的《凡人歌》。他们重新填了词，并配上了相应的医院情境画面打在大屏幕上，现场效果出奇的好。每当唱到“门诊到病房，一刻不得闲，做台小手术，风险也要担……”台下的医生立刻一片安静，然后鼓起掌来。这一刻，这些医生感觉到自己至少在歌词层面上被理解了。
孰能无过，但谁来饶恕一位我很敬重的女外科医生，骨科关节置换专家，40岁左右，她曾作为亚洲唯一的年轻专家人选参加了美国一项著名骨科基金的培训。有次我听她给外地医生讲人工膝关节置换术，眼见下面近60号当地骨干、男外科医生，全都被她镇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