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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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使用，并不等于我们不小心吃了新奥尔良鸡翅，就会得癌症。这样的概念，有几篇和健康有关的是非新闻，善解人意地告诉了我们？
查到那篇2002年研究的原文（刊登在Cancer Research 62，5678…5684，October 15，2002），作者在最后的讨论里提到：“我们的结果提示，从大鼠的情况也许可以推断人对苏丹红I号的易感性，特别是苏丹红I号对人的致癌性。虽然苏丹红I号对大鼠可致癌，但对人的致癌作用目前还未证实。在国际癌症研究所（IARC）的目录里，苏丹红I号仍未被归为致癌剂。”国际癌症研究所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它把苏丹红列入第三类致癌物，即“对人体的致癌性证据不足”。
而在1999年，在欧盟对食物危险成分归类说明的会议上，把苏丹红I号归为“有可能有致癌作用，对人谨慎使用”和“有可能的致突变作用，对人谨慎使用”。在2002年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建议鉴于目前没有来自人体的数据，需进一步深入研究那些平时工作接触苏丹红I号的工人有什么临床表现。
但是，作为引起苏丹红事件的源头，也就是最根本的背景—苏丹红I号的危害有多大，就这么在各种报道中被轻飘飘地以“致癌”两个字带过。
伦敦帝国学院的毒理学专家艾伦。博比斯（Alan Boobis）教授说，给老鼠喂食两年苏丹红I号的试验中，其实在两年后，这些老鼠只是表现出了可能会患癌症的迹象。在媒体“批红”正甚时，这位毒理学家还在《经济学家》杂志上给大家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老鼠试验中每天按每公斤体重30毫克喂食苏丹红，连续两年，如果把老鼠试验的结果类推到人身上，那么对一个80公斤的人，就相当于连续两年每天吃2400毫克。而在英国召回食物中的祸源“伍斯特”调味酱中，每升含有3克的苏丹红I号。也就是说，这个人每天得吃800毫升的辣椒酱，连续两年。而很多被禁的食品中，苏丹红I号的含量还不到1毫克/千克，常人再怎么吃也不可能吃到这么多，因此，致癌的可能性很小。
但所有这些和健康有关的关键背景，一些跟风而上的媒体只字未提，我们读到的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为什么媒体只字不提？因为这些信息起不到煽风点火的作用，从它的新闻价值来说，是王小波所说的“熵减”的过程。只有把“致癌、有毒”继续过分演绎，才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应，甚至有些媒体还曾报道不要买“红得鲜亮”的食品，以避免吃到苏丹红，或者干脆不买红色食品。这样的建议继续将这场无视科学、无视真相的混战，演绎得离真相越来越远。
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对健康真相一无所知的读者。而在“致癌、有毒”的刺激下，人们的强烈情绪反应就会演变成恐慌。卫生部不得不发布2005年第5号公告，告诉大家：少量摄入苏丹红不会致癌。这份公告所依据的是一份最新的《苏丹红危险性评估报告》，这份报告通过对苏丹红染料系列亚型的致癌性、致敏性和遗传毒性等危险因素进行评估，最后得出结论：对人健康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很小，偶然摄入含有少量苏丹红的食品，引起的致癌危险性不大，但如果经常摄入含较高剂量苏丹红的食品就会增加其致癌的危险性。报告里提到，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苏丹红I、II、III、IV列为动物致癌物，但尚未证明对人体具有致癌性。就其毒性程度来说，按照目前在食品中的检出量和可能的摄入量，食品中苏丹红含量增加10万至100万倍才能诱发动物肿瘤，而对人体的致癌可能性极小。
当然，报告最后还提到，尽管少量摄入不会致癌，但我国明确禁止苏丹红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针对我国一些食品中可能含有苏丹红的情况，卫生部门将加大对食品中苏丹红I号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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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毒”新闻大战（3）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份公告被媒体关注的程度，远远小于苏丹红I号事发时媒体的热火朝天。但它其实对于普通老百姓，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是最客观的健康指导，也是我们最需要的健康信息。
我们可以探询一下这份公告不为媒体关注的原因，也许因为它缺少新闻眼？缺少戏剧性？缺少亮点？缺少可以引起轰动的种种元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受害的是这些媒体的受众—生活在现代媒体环境中我们应当如何去判断，实在让人大伤脑筋。在媒体的诱导暗示下，我们已经不知道在一个又一个“致癌新说”前，怎么去保持适度警惕但又不过度恐慌了。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有着坎坷命运的高科技产品特富龙身上。特富龙是美国杜邦公司对其研发的所有碳氢树脂的总称，它具有独特的自润滑性（不粘），并且相对又比较耐热（180℃~260℃）、耐低温（？00℃）且化学性又相对稳定，被开发为不粘锅的表层涂料。除不粘锅之外，特富龙还用在衣物、家居、医疗以及一些宇航产品中。目前所知它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是在高温下分解熔化成“可能的致癌物质”—PFOA（全氟辛酸铵）。PFOA究竟是否致癌，其实和苏丹红I号一样，从动物试验并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除了致癌之外，特富龙的故事还有两个数字吸引读者和听众。
一是关于钱的数字：美国环境保护署准备对杜邦公司开出数亿美元的有史以来的最高罚款。
二是关于时间的数字：杜邦自1981年以来，三次拒绝向美国环境保护署提供有关“可对人类健康和环境造成巨大伤害的PFOA”的资料。
更有善于演绎的作者，将这几点故事元素糅合在一起，直指杜邦这一跨国公司的诚信危机。这些畅销元素和致癌新说一起，让人们纷纷把家里的不粘锅冷落一旁，涌向商场买铁锅。
其实，“特富龙”在低于260℃使用时PFOA是不会出现的。只有在温度超过260℃，尤其干烧、煎炸时，容易引起涂层分解和熔解，危害身体健康。煮饭、烧汤，一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那些糊里糊涂把不粘锅换成铁锅的人们，又有几个知道这些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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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健康为佐料的媒体狂欢（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在我们的一些媒体忙着“制造毒性新闻”时，别国记者在做什么呢？by hzyben from sjshu/？a=hzyben《环球时报—生命周刊》在一篇关于苏丹红的文章中，询问了他们的驻外记者。结果他们发现在引导人们正确认识苏丹红方面，欧洲媒体可以说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实欧洲这两年发生了好几起苏丹红事件，法国、意大利、英国都有。但在这两年发生的几次苏丹红事件中，从未见过欧洲媒体添油加醋地使用“毒性强”一类的词汇。相反，媒体客观地告诉消费者，即使吃了苏丹红也不必恐慌，少量服用并无什么风险，并非所有的辣椒产品都有问题，同时如实报道国家发布的规定和通令。
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之后，总有人希望看到别的真相。苏丹红、丙毒、高露洁牙膏、特富龙、雀巢奶粉……在这些关于健康的是非新闻的背后，其实还隐藏着一些公司的名字：麦当劳、肯德基、杜邦、雀巢……
如果把有毒的化学分子式和这些熟悉的公司名字串联起来，我们就会听到一个更吸引人的故事，当然，对公司来说也可能是更悲惨的故事。但显然，我们喜欢这种刺激，我们也习惯被印刷机控制思想。
关于食品的报道，涉及的知识面还不算深，只要“有研究显示，含有××成分的食品容易致癌”（在动物试验中），基本就能成为一篇把读者吓一跳的文章。关于药物的报道，需要的专业知识就要深得多，但是，一些媒体不畏艰难，以断章取义、哗众取宠的操作方法，志在首先取得话语的胜利。
这样的媒体，更多地是在营造一种说话气氛，只要利于交差，有新闻眼，只要能吸引读者注意力，只要读者看完以后不是继续平静地躺在沙发上，基本上就完成了新闻的任务了。
至于这篇文章见之于世的影响，它在我们心中搅起的难以平息的波浪和恐慌不安的情绪，这些我们读者一切自理。
对于那些能吸引眼球的药物，几乎每一个问题试验面世，不问青红皂白，就会有一个报道。这种报道有时候把不认识的英文专业单词直接略过，面对整个画面，只取鼻子或眼睛。
2004年一种叫做万络的止痛药，因多个试验发现能增加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而自愿撤市，引起了媒体的轩然大波。三个月后，另外一种新型止痛药C的一项试验公布，很快这一结果就出现在媒体上，标题往往都是“服用新型止痛药，引发心梗”之类的句子。
那么一名医学专业人员所了解到的事实是什么呢？by hzyben from sjshu/？a=hzyben真相是，在同一时期，这种新型止痛药C有三项试验同时公布，其中一项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而另外两项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这项试验是什么呢？by hzyben from sjshu/？a=hzyben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问题的呢？前提是连续服用、长期服用、大剂量服用，而且是用于癌症的预防，而不是我们平时常用的关节炎止痛。
万络和C作为新型止痛药，当初研发的背景，就是解决以前的老消炎止痛药胃肠道损伤的难题。在中国，C用于关节炎的治疗剂量是200~400mg。这项有问题的试验，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为了探索在新的治疗领域—癌症预防—的应用而设计的。将有潜在演变为癌症风险的病人分为三组：一组服安慰剂，一组每天服400mg的C，一组每天服800mg的C。平均服用33个月，最长达5年，结果发现服800mg的发生心梗、中风、猝死的几率比安慰剂组明显增高，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
在这个试验的报道上，其实有几个关键点：什么病人服用？怎么服用？结果有没有统计学差异（只有具有统计学差异的，我们才能说结果是真的增高或者减少）？这几个关键点，几乎很少有媒体涉及，但是对那些需要服用消炎止痛药的病人来说，却是必须要了解的要素和细节。
不仅如此，同期公布的另外两项没有问题的试验，也很少有媒体问津。不知道是为了突出中心、强化效果而有意隐藏，还是试验信息太多超过了作者的处理能力和理解能力。因为这两项试验都没有显示C增加了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
确实，这两项试验是不受欢迎的“故事元素”，是淡化“造毒”传奇的“熵减”成分，如果把它们和符合“造毒”需要的那项试验放在一起，就会互相矛盾，难以下定论。而媒体需要的，是骇人的结论，甚至不惜自己制造骇人的结论，比如一家地方报纸，居然不明真相地标上了醒目的大标题—《美国已禁止的毒药，中国继续销售》。
没有人在大众媒体上，把详尽的信息提供给我们。而我们这些读者和观众，对印刷品和电视机的权威性依旧膜拜。
当媒体把聚光灯都集中投射在这些新型止痛药物的身上时，以前那些老的止痛药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风险，只不过没有做类似的试验，从而也就没有发现呢？事实上，后来不断有其他试验结果问世，在全面分析了所有的数据之后，美国药监局发出了公正声明，提示那些老的止痛药可能也有心血管风险。但在这样客观的故事里，媒体没有能发现抓人的戏剧性卖点，于是也失去了曝光的必要。
那些需要服用消炎止痛药的病人，带着心中搅起的惶恐，拿着报纸去找医生。而医生试图给他们解释，其实可能这一大类药物都有类似的风险，只不过有的被媒体曝了光，而有的没有。
有时，病人会反问医生：你这么说，是不是因为你拿了药厂的好处？医生哑口无言，时刻绷紧的医患关系之弦让他不再跟病人费口舌，于是挑一个不在风头浪尖上的老药打发病人的提问。其实这药可能存在更大的问题，只不过，它的问题暂时没有被发现，没有影响到股市，没有被曝光，没有被演绎成一个抓人的故事，所以记者也懒得碰它。带着潜在的、未知的危险的药物就这样被我们安然接受。在媒体的权威和医生的权威较量之中，媒体占了上风，而病人是否就是获益者，事情并非如表面上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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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健康为佐料的媒体狂欢（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一位国际著名的心血管学家终于坐不住了，对这样的舆论氛围提出了抨击：如果说那些没有被曝光的药物就没有问题，如果说药物问世后，因为不做试验就没有问题，这样的推论会让所有的药厂明哲保身，将会断送医学的前途。结果将是可怕的：一门需要证据来不断证明、不断认识的科学—医学，将会没有人主动做试验，也将没有证据存在。最终毁灭的是医学发展的可能，受害的是病人。
让我们再来看看药物C的那个有问题的用于癌症预防的试验。在发现800mg组心血管事件增高的同时，它预防癌症的疗效怎么样呢？初步结果是减少了35％的息肉复发。如果把这个结果完整地呈现给一位肿瘤学家，他会说：是药三分毒，任何药都是权衡其风险和受益，只要对病人受益大于风险，就可以使用。比如癌症的化疗药物副作用那么多、那么强，但是对于一个肿瘤病人来说，在生存期比较有限时，还是要用。为什么？因为病人的受益大于风险。
一位内科教授评价说，如果所有的药物都连续给病人服用33个月，而且是大剂量，也肯定会有事件发生，即使是维生素大量服用都会有副作用。关键取决于出于何种治疗需要给病人这么服用，如果有不良反应，相较于治疗效果，哪个分量更重。医生用药的学问就在这里。
但是，一些媒体在讲述“造毒”传奇时，却很少有人给病人普及最起码的判断知识。当病人向医生要答案时，当医生试图向病人解释受益大于风险时，病人将信将疑，以为医生得了什么额外的好处。结果，那些虽然也有风险但没有被曝光的药物，是医生和病人最妥协的选择，却未必是最合适的选择。一位比记者有着更多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的医生会无奈地发现一个事实：在媒体和医生之间，病人似乎更愿意相信媒体。这也许是因为，病人认为大众媒体代表了某种公正和权威，而医生的公正和权威则一再受到病人的质疑。
美国资深新闻人比尔。科瓦奇（Bill Kovach）和汤姆。罗森斯蒂尔（Tom Rosenstiel）曾经列出了九条新闻的要义，其中包括：第一责任是真相、对人们绝对忠诚、求证本质、对报道内容保持独立态度、报道内容全面均衡。
今日媒体是否还能代表着公正客观？那些与健康和医药有关的新闻，是否只公正客观地反映了科学本身？如果仔细打量一下，我们会发现：健康、医学已超越科学本身，正成为一股强大的文化力量，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力量的出现，现在可能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或者说，人们低估了它的作用。但是，它分明已经首先体现在媒体的优先定位里。我们如果想为自己的健康打算，就必须意识到这一点，警惕一不小心被“娱乐”了。
《华盛顿邮报》的两位主编伦纳德。小唐尼（Leonard Downie Jr。）和罗伯特。凯泽（Robert G。 Kaiser）， 在《美国人和他们的新闻》一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