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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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医看来，治病的最好方法是—治未病，预防，养生。治未病具体说来包括，防病于未病，得病之后防其转变。但“防强于治，养生于未病之先，防病于未生之端，治世于未乱之先”的道理，古今又有多少聪明病人知道并坚持实施呢？在了解自己身体的同时，那些聪明的病人也知道一条主线，那就是，如何有章有法地管理自己的健康，最起码要做到防微杜渐，防病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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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是1，其他是0（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飞机降落上海虹桥机场，已近深夜，出站还要坐摆渡车。车里空调不灵，行李凌乱地放在地上。对面是两个中年男人，他们在谈论一个人。
　　　　“他干活太玩命了，成天都在工作。学术文章一年发十几篇。”中年人A鼻梁上架着眼镜，单肩背一只写着“2004年全国××年会”的书包，对B说。
　　　　B看着没那么科研味，脸上挂着听书人常有的惊讶表情，应和道：“是吗？据说博士毕业没几年，就被评成十大优秀青年？”
　　　　A说：“确实有这事。但他后来玩命干，据说血压也高了，视网膜也脱落了，很惨！”
　　　　A又着重说：“很惨！”B啧啧，表示惋惜。
　　　　有好几位同事都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曾在公司叱咤风云后来又单干创业的人，能力很强，属于天生的指挥作战的人才，放在几百名销售大军中立刻能显山露水。给我讲故事的都评论这人的勤奋能干，给我讲故事的也不忘描述，突然有一天他被诊断患了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给我讲故事的还不忘描绘其时他的生活背景—40出头，家庭美满，自己单干的生意如日中天。
　　　　但肺癌的降临，似乎就足以消解他从前的奋斗和风光。给我讲故事的都这么说：“是的，他确实很能干。那又怎么样呢？结果很惨。”
　　　　一位擅长资本运作的医药行业的企业家，50多岁，曾在聊天时深有体会地说，他人到50，深知应该把健康比做一，物质、名利、家庭是后面的一连串零。没了最前面的一，后面的零再多，也失去了意义。
　　　　我们在两种时候会停下来，回头看看健康的重要：一种是在达到了物质、名利这些所谓“身外之物”的胜利时，我们希望自己还拥有健康；另一种时候可能就是混得一无所有，这时，长出一口气，暗自庆幸自己还有健康—也就是说，起码保有了一。
　　　　人为什么会在这两种时候停下来，打量一眼“健康”？大家似乎都有个相同的前提，我们活着首先就是为了能把生命活成正数。生活中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大家在评论一个起先有所作为后来得了重病的人时，总是把疾病和他之前的拼命联系起来，大家都在感叹“很惨”。
　　　　疾病在这个时候，被赋予了透支的含义，成了减法。这些被疾病消解的人，数字一下子回到了零，甚至负数。疾病不管是暂时还是永远，都属于“不值”、“很惨”。从字面上看，“玩命”或者“拼命”用在这些人身上，似乎再确切不过了。
　　　　据说，鲁迅曾戏谑“吐半口血，扶两个丫鬟到阶前看秋海棠”，算是雅事。梁实秋一语道破我们大多数人的心态，评价说：“其实天下雅事尽多，唯有生病不能算雅。没有福分扶丫鬟看秋海棠的人，当然觉得那是可羡的，但如加上‘吐半口血’，那就不怎样可羡了，似乎还不如独自一个硬硬朗朗到菜圃看一畦白菜！”
　　　　为什么“有病”这个词让我们每个人都心生厌恶？梁实秋的答案是：病是生理变态，由活人变成死人的一条必经之路。当他评价“因为病是变态，所以病是丑的”时，疾病已经具有了寓意。
　　　　2004年，一位叫苏珊。桑塔格的女人的逝世，让我们更加关注一本叫做《疾病的隐喻》的书。作者身份复杂，人称美国前卫女作家、新知识分子、文化批评家。当然，她还有一重身份是乳腺癌患者，最后她也是死于乳腺癌复发。
　　　　在患上癌症之后，她亲身经历了许多疾病的隐喻，这些促使她萌生揭露这些隐喻的想法。“我想为患者和照料他们的人提供一种方法，来消除这些隐喻、这些障碍。我希望劝说那些心怀恐惧的患者去看医生，用称职的医生替换那些不称职的医生，只有他们才能给予患者适当的照料。要正视癌症，就当它不过是一种疾病而已—尽管是一种重病，但也不过是一种疾病而已。它不是上苍降下的一种灾祸，不是老天抛下的一项惩罚，不是羞于启齿的一种东西。”
　　　　作为一位被称为“新知识分子”的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把矛头指向了曾经的结核病、曾经的癌症以及现在的艾滋病，揭示社会及人们赋予这些疾病之外的意义。她致力于掀起一场思想战争，将这些隐喻揭示、批评、细究和终结。她有个响亮的口号，一如她照片里总是坚定而革命的表情—“在一个充斥着假象的世界里，在真理被扭曲的时代中，致力于维护自由思想的尊严”。事实上，能追随她的脚步的人，毕竟是少数。
　　　　大家早晚难逃“疾病”这重麻烦的公民身份，这是每个人必须普遍面对的现实。人们如何多点自尊、多点自由地面对它？如何用让我们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面对它？如何锻造自己成为一个聪明病人？疾病对于人隐藏的含义，似乎在生活里已经无处不在，它贯穿在每个人生活的场景中。它常常被我们看成是对疾病之前“那个人”的一种价值否定，或者顷刻间，疾病给人生做了个减法，让这些价值失去了意义。因为“那个人”没能保住健康，也就是没能保住一，其余的零在数学意义上都成了一堆废物。然后一阵唏嘘。
　　　　疾病的出现，让我们每个人对生存的判断成了数字势利眼，不重过程，只重结果。
　　　　上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一篇有趣的小说，说的是一个中年男人，某一天开始，他的腹股沟（也就是大腿根部）长了个肿块。肿块越来越大，酸、胀、疼。他挂号去看了普通外科。医生看完之后，在他的门诊病历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了诊断。这位病人拿到手一看，五雷轰顶。从字迹看，医生的诊断是“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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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是1，其他是0（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走出医院大门，他被巨大的恐惧所包围。因为在他看来，癌症就是不治之症的代名词。他心灰意冷，守着自己的秘密，以临终的心态去看身边的世界，对事待人……直到他鼓起勇气再次去看医生时，医生告诉他，那个字不是“癌”，是“疝”。而疝，用医学的话说，不过是体内组织经先天或后天形成的孔道或薄弱之处，向身体表面长出的突出物。
　　　　不知道作者写这篇小说的本来用意是什么。如果是针砭时弊，我们平时抱怨最多的，莫过于医生的手迹龙飞凤舞，似乎根本不想让人看懂。不过，日渐风行的电子处方、电子病历终有一天会消灭龙飞凤舞。除此之外，可能作者更想借医生的龙飞凤舞造成的误会，让一个小人物承受着面对疾病时的心理折磨、心理转变和瞬间的重生。
　　　　主人公的大腿根部长了个包，他起先希望这个肿块是场误会，过几天它最好自行萎缩、消失。但是这肿块开始让他岔着腿走路，走路时觉得坠胀难受，腰都直不起来，他就不再心存侥幸了，不能无视肿块的存在。更让他害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长越大。在不得不承认肿块的存在时，他退而求其次，希望它是良性的，而不是恶性的。这基本可以算是一个普通人面对哪天突然出现的肿块的共同心理，只是，在小说里，借着医生龙飞凤舞的字迹，急转直下的故事情节和中年男人开了个玩笑。
　　　　《韩非子》中描述的讳疾忌医的故事实在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第一次，扁鹊看到蔡桓公，说：“您有病，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蔡桓公脸色一沉：“瞎说，我没病！”
　　　　第二次，扁鹊再见蔡桓公，说：“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齐桓公置若罔闻。
　　　　第三次，扁鹊又见蔡桓公，说：“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齐桓公仍旧不理。
　　　　第四次，扁鹊又见蔡桓公。这回他什么都没说，扭头就走。齐桓公觉得奇怪，派人把扁鹊追回，扁鹊说：“病在皮肤，可用热敷。病至血脉，可用针灸。病入肠胃，可用汤药。现病达骨髓，无计可施。”
　　　　不久，蔡桓公果然浑身不适，病入膏肓。派人去找扁鹊，扁鹊已经逃往秦国。
　　　　当时韩非子讲这个故事存着他的微言大义，他拐弯抹角地讲述“讳疾忌医”这个故事，是希望能借故事规劝统治者，治国理政要见微知著，防微杜渐，力求在萌芽状态解决问题。
　　　　等后来成为医学生后，回头来看这个故事，我有了新的想法。如果历史上确有扁鹊见蔡桓公这事，为什么蔡桓公就那么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病呢？除了他性格上是一个听不进意见的人之外，恐怕也是因为“生病”这个词让他心生厌恶。事实上，“生病”这个词让我们每个人都心生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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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什么讨厌生病（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开篇里说，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着健康和疾病的双重身份，只不过，我们乐于承认自己是健康王国的公民，而被迫去面对疾病王国那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
　　　　“被迫”和“麻烦”，正是我们所不喜欢的。为什么我们讨厌生病？因为疾病的出现，让我们对眼前的生活失去了可控性。
　　　　在一个人没能弄明白，或者不愿意面对“人为什么会生病”的问题之前，他生活在美丽世界中。这个世界不缺那些足以指引人们一路向前追寻的欲望和目标，也充满了一些人类制造的良好感觉。比如，人是万物之主，是物竞天择的胜利者，人的身体构造充满着神奇机关，而人类前景会越来越和美、越来越健康……我们喜欢接受这些让我们感觉良好的情节，而把其他关在门外。我们想当然地希望生活是自然的、愉快的、健康的。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们心生骄傲。
　　　　在关于一生的规划中，有几个人会把生病写进其中？在每年的年初计划中，列出的多半是买房、买车、工作晋升、旅游、夫妻更和美、生活更开心这样的条目。公司会把可能的突发事件列在风险管理的计划中，可又有谁会把可能的生病排在自己人生风险管理的头条？但一旦疾病出现，无论它是感冒、头疼、胃痛、摔断腿，或者是腹股沟长了个包、乳房长了个肿块……这些都会突然地、粗暴地打乱人们已有的安排。
　　　　本来约好要去和客户谈判—一笔大单子，但因为嗓子生疼，甚至喉咙失声，不得不推迟计划，免不了一通电话，道歉，再约时间，可能还付出了失去诚信的代价。
　　　　本来计划好要接手一个新的项目，老板也在拿这个项目来试探下属的火候，如果成功就会升职。但下属突然查出来肺里有个肿块，不得不放下工作住院，把肿块切出来看看是不是良性的。而新项目肯定是让给了另一个弄潮儿，因为公司从来不等人。公司的计划安排里，也没有雇员可能会生病住院这一项。
　　　　疾病为什么不受欢迎？因为它是无理闯入生活的不速之客，打乱了人们本来有条不紊往前行进的规划。作为人，我们把对生活的掌控感看得头等重要。即使有时可能无能为力，掌控不了，我们也希望落入视野的是整个图画，所有细节尽收眼底。而疾病，是首先和我们这种控制感的理想作对的敌人。它不请自来，生硬插入，我们整盘计划都得“被迫”为它重作修改，重新调整。这种感觉真不好，充满了“麻烦”。
　　　　更糟的是，疾病的到来，还迫使我们必须应对眼前的疾病，而我们对疾病却基本上一无所知。
　　　　每个经历过SARS的人再回想起那段时间，可能都会发现我们特别希望能早日回到那个可控的世界里，不要再去面对每天新公布的感染数字，不要再去面对可能无止境的等待。
　　　　眼前的这个时代，是科学占着绝对上风的时代，而科学强调的就是可控性。只是，在面对疾病时，我们手里掌握的武器寥寥无几。我们需要面对疾病的不可知，而医生手里攥着医学武器，陡然间具有了无上的权威。病人似乎处在了弱势的位置、被动的位置，但那有了毛病的身体却又是于己息息相关的大事。
　　　　这种不能左右的局面，让我们感觉太糟糕了。在不能明确知道疾病发展的方向时，像那篇关于疝气的小说里写的，如果真长了个包，作为凡人，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想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能治愈还是不能治愈。给个说法吧，医生—这可能是人能争取到的最后一点可控性。
　　　　似乎没有必要说起那些突然会改变人生轨迹的大病，哪怕头疼脑热之类都会让我们不堪其烦。拿发热来说，在一定范围内的发热是身体的防御机制，当超过了“一定范围”，发热则是在消耗能量，这时，我们身体的物质基础受到了侵袭，遭到了破坏。
　　　　在高烧时，疾病把人从生活的不管是具体还是抽象中，统统拉回到零点。你必须躺着，为了保证身体的最少消耗；你必须眼望天花板，什么都不干，因为你根本没有足够的能量去做任何多余的活动。
　　　　平日在意气风发地谈论各种精神话题的时候，人可能忘记了身体的存在，这时的身体默默无闻，配合工作。一旦哪天它出了错，物质基础受到了破坏，我们就不得不回到物质，回到实际。
　　　　这“物质”，可能是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正常的功能，也可能是身体里某个器官暂时不能使用，或者最简单的，就是浑身乏力。当身体不能源源不断地输送能量，转而被疾病消耗能量时，疾病好比在日常习惯的精神大釜下面，釜底抽薪。
　　　　人被迫回到一个现实。如果没有下面的柴火，那么上面的锅无论如何也不会像往日那样沸腾了。疾病就是这样让人感到懊恼和麻烦。
　　　　当病痛发生的时候，强大的思想和权势是帮不上忙的，相反，病痛在很多时候会在交手中占上风。“病痛改变了你，你的思想和你的身体成了敌人，身体占上风。”
　　　　拿破仑的皮肤病和痔疮，也在某个时刻占了上风。这个平时看上去浑身是劲的领袖，为什么手总是插在夹克里，据说只是因为他是一名皮肤“恶性神经性瘙痒症”患者。这种恼人的皮肤病几乎困扰了拿破仑一生，他经常奇痒难耐，抓到疮口出血，甚至无奈地说：“我只在皮肤上感觉到自己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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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什么讨厌生病（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不仅如此，在滑铁卢战争期间，他的痔疮经常恶性发作，使他无法骑马出去查看战况和军队，特别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后两天。这个被痔疮折磨得坐立不安的患者，只能躲在帐篷里抽止痛用的鸦片，云里雾里，根本没有精力去管外面的战况，结果滑铁卢战争惨败。或许拿破仑占尽天时地利，但在那个关键时刻，痔疮击倒了他。这么看来，似乎是拿破仑疼痛的屁股改变了某段历史。
　　　　除了皮肤病和痔疮，在拿破仑的战争生涯里，疾病曾不止一次出现，也不止一次地占了上风，影响着结局。拿破仑曾为建立统一欧洲率60万大军进攻俄国，结果流行于俄国的斑疹伤寒却造成了他手下军队的大幅度减员，最后惨败而归，回国的士兵不到4000人。
　　　　除了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