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事+-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瘢淙凰行┕卧诎嗌吓琶谝弧�
但这位固执的主人公之所以吸引美国人在圣诞节去电影院消磨时间，是因为人们多么期待碰上这样的医生。因为这样的医生确信，医生应该先治人，再治病。同情、幽默和同理心对医生来说，与灵丹妙药和先进技术同等重要。罗宾。威廉斯扮演的主人公就这样一路智斗，最后拿到了医学院的毕业证书。毕业后，他如愿以偿地成立了自己的诊所，在那里，他可以真正实践用同情和幽默对待病人，算是彻底实践了自己的理念。
“我们应该治病也治人”，罗宾。威廉斯在电影中从头到尾都这么宣扬。一个最初的精神病病人，最后找到了行医帮助别人的快乐。电影结束，灯光亮起，人们起立鼓掌，希望这样的美好故事更多地出现在自己身边。
在那些极端的体验中，总能看到普通的眼光触及不到的角落和深度。像罗森邦医生那样从医生变成病人的经历，让他更多地是反思一位医生该怎么去对待病人，真切地体会到了病人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医疗世界中。而从一个病人变为医生，比如《心灵点滴》中的主人公，他实践自己作为病人时对医生的期望，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先去做一个这样的医生。但一位美国女病人的真切经历比《心灵点滴》更为动人。
当我打开杰米。韦斯曼（Jamie Weisman）的介绍网站时，颇有讽刺意义的是，跳出了一家医疗保险公司的广告。但在这里，我并不想探讨医疗保险的无孔不入，我想说的是杰米。韦斯曼这个一生兼具双重身份的女人—一位全职的病人，同时也是一位全职的医生。
这个有着文学天分的女人，在布朗大学修完英国文学学士后，去了纽约一家出版社工作。正当她做着日后的作家梦，却发现自己患了一种罕见的先天免疫缺陷综合征。这病来得隐匿，渐渐加重，追溯起来，其实自她十几岁时就开始了。打那以后，病人这一身份如影随形。
她曾多次因为感染住院，她得过名目繁多的感染疾病—带状疱疹、中耳炎、泪管堵塞、败血症、蜂窝组织炎、食道疱疹、严重唾液腺感染。她做过多次骨髓活检，医生一次又一次警告她，随时可能患上淋巴瘤或其他癌症。“每一次检查，我都有可能被告知得了癌。”
她躺在病床上如此痛苦，也曾苦苦哀求给个一死了之的机会。她这么描述作为病人的生活：“疼痛改变了你，你的思想和你的身体暂时成为了敌人，你的身体占了上风。”
杰米。韦斯曼坦白说她自己其实是被迫学医的。原因只是因为一个生病的人想更多地了解自己的病，更好地了解那具背叛了自己的身体，重新获得对身体的掌控权。还有一个原因就现实多了，因为如果选择当作家，肯定付不起昂贵的保险，而她每个月都必须静脉注射抗体和干扰素，单这笔费用对她来说就是巨大的天文数字。
两个原因放在一起，激发了一个面对疾病降临的人精神和物质层面的双重需求。如果别人都帮不了，那就自己动手干吧！当个医生，也解决了医疗费，她不无幽默地说：“去医学院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从柠檬挤柠檬汁。”保险业的“给谁治和花多少钱”理念听起来很抽象，但这种问题具体到每个病人身上，就变得生动起来。
》
从里到外了解这个行当（2）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听说她要去上医学院，医生和家人都很惊讶。他们担心学习压力和暴露于感染环境，会对她的健康不利。而当她终于真正开始在医学院学习时，待在输液室里输抗体和干扰素，也成了她医学生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她同时是病人和医学生。
渐渐地，她对医学的了解越来越多，开始说一些医生圈子里的行话，比如，其实“ICU代表‘加强看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和‘如果你可能死’（In Case U might die）”。1998年杰米。韦斯曼终于完成了学业，从医学院毕业，她选择的是皮肤科专业。
成为了医生的她怎么想？
我遇到的病人塑造了我日后成为什么样的医生。我从里到外了解这个行当，我不仅知道身体出了什么毛病，还知道对有毛病的身体背后的那个人意味着什么。
我能把我自己的病人经历反过来用，我对待病人就像我自己怎么要求医生对待我那样。这种经历，更有助于我和病人的交流。
因为她是病人，因为她生病时与不同医生打交道的经历，让她知道对病人来说，医生表达关心和爱护与医术一样重要。这点似乎和《心灵点滴》的主人公不谋而合。正如著名医师特鲁多（Trudeau）所说：“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她对这种“安慰”的作用，也许理解得比任何医生都深刻。她会在输液室里听到身边那些病人小心翼翼地用医学书以外的术语来描述自己的疾病，其实只是病人为了保存自己的一点尊严而已。
虽然医生屡屡警告她时刻会有得淋巴瘤的风险，她还是选择了去白血病和骨髓移植病房实习。这段实习生活让她知道，即使一位病人没救时，待在他身边对他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让一位病人在离开时少一点寂寞，本身就是件有意义的事。她曾经诊断过一位肺癌患者，她对病人说：“如果你有什么顾虑或者家人有什么问题，下次就诊时可以一起来。”结果下次来就诊时，她数了数，病人总共带了—27个人，挤在她那狭窄的办公室里。但她知道，这就是病人最需要“安慰”的时刻。
人们称她是“彻底理解这一行的人”，带着病人和医生的双重身份。这位患先天免疫缺陷的女医生，以非一般的方式深刻理解着贯穿凡人生命的疾病、恐惧和无常。
人的免疫系统就好比一个国家的国防，时刻抵御外来病菌的侵犯。虽然她因为免疫系统的缺陷对外界病菌易感，但在老练医生们中间普遍流行的淡漠始终没能感染她，她保持着敏感鲜活的心灵。她经历了医学的好和坏，她站在医生和病人的墙两边来回转换着角色。她不同于那些只站在一边的简单思维者，所以我们能看到她在思考医学和生命时，迸发出的更闪亮的智慧火花。这些独特的经历使她在2002年写成了《当我活着并呼吸时—一个病人－医生的札记》（As I Live and Breathe：Notes of a Patient…Doctor），并赢得了《奥普拉杂志》和ELLE杂志的读者奖。人们评价说，这是一个具有巨大弹性的生存者的智慧，一种带着“病人”和“医生”双重身份的思考。
在书中，她不满足于只是一个叙述者，不满足于仅仅描绘自己的多少有些奇特的经历，不满足于仅仅描述开始、发展、高潮以及可能的结局。她几乎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生与死的较量中，也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更深邃的思考：—世界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糟。
—不管是医生还是病人，感恩每句亲切的话语，每次仔细的检查。
—控制疾病不是件容易的事。
作为病人，“我不知道未来什么样，但因为我病得够久、脆弱得够深，这种来自肉体的方式，让我知道我必须珍惜眼前每一刻……我经常想到我会死，而治愈死亡的唯一方法是活着”。
作为医生，她努力给病人找到更好的治疗。一个记者曾经去她工作的医院采访。在挤满了人的医院输液室里，她正在输抗体和干扰素，不经意地玩着静脉点滴电子控制器。那天她不当班，但就在那天早晨，她刚给医院的皮肤科教授和住院医们讲过一个65岁女病人的病历，希望同事们能帮助找到更有效的治疗建议。这位病人患有慢性下肢溃疡，正在做透析。她说：“病人一大早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可以想见有多疼。”记者不禁感叹道：“我们可以想见的是，杰米。韦斯曼多么热爱她的医生这一职业，就在自己要治病的这天，她还努力想给病人找到更好的治疗。”
而她生命中一位头颈外科医生对她的治疗经历，更促发了她对生命弹性的思考。由于身体里免疫系统的无力防备，她的腮腺反复感染（腮腺是人体内最大的唾液腺）。她25岁时，左脸肿得像柚子那么大，在中心火车站，一个小孩指着她，卖票的吓得倒退一步，问她是不是得了腮腺炎。大部分医生都对这一肿块无能为力，说它紧靠面神经，切掉肿块的危险太大。他们大多扔给她相同的建议：慢慢去适应带着这种畸形一起生活的现实吧。
“我不再照镜子，我不让任何人照相，我把脸藏在一堆头发里—不梳马尾，不用发夹。我不去聚会，喜欢和狗为伴，拒绝和人交往。他们一旦发现我那张奇怪的脸，就不再说话，疏远地保持着距离。”带着这肿块一起生活，意味着最终疾病处在了上风。
》
从里到外了解这个行当（3）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最后她遇到了一位年轻有为的头颈外科医生，这位医生对她说：“我能切掉你那个肿块。确切地说，我必须切掉。你这么漂亮，我们必须还给你一张原来的脸。”“那一刻，我爱上了他。”她说。手术很顺利，只是偶尔笑起来会不太自然，这是手术唯一的记号。“他是我的英雄，他触动了我，触动了我的血液和肉体，治愈了我。他以一种奇迹般的方式拯救了我。”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她，一个艺精的医生能赐给病人一个正常的生活机会，这更坚定了她做医生的决心。
只是几年后，当她在医学院上学时，这位还给她正常音容笑貌的年轻医生却被诊断得了一种快速生长的脑肿瘤，不久离开了人世。“医生有许多病人，但病人只有一个医生或者几个。”她在书里说，“疾病普遍存在，死亡最后获胜，我们会失败，这是当然的事情。当我还是医学生的时候，就知道自己选择从事的职业是一个注定—美丽的、荣耀的失败。”
合上《当我活着并呼吸时—一个病人—医生的札记》这本书，人们的思绪会变得沉静和开阔起来。
在消除医生和病人之间围墙的努力中，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也许是先去读读这些在墙两边来回轮换角色的故事，听听他们怎么说医学，怎么说病人，怎么说生死。他们也许是命运安排的“换位思考”的最佳发言人。对付那些各执一词、矛盾激化的尴尬局面，他们的观点也许是最好的武器。它们是我能想到的在这一关系中最开放、最包容的观点，它们里面隐藏的因蒙蔽而黑暗的旮旯也最少。
》
医生是谁的替罪羊（1）
连载：医事作者：讴歌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一个千里迢迢前往著名医院的病人，会抱怨医生看病时间过短，关心不够，几分钟就把他打发了。他出来时，走廊里还坐着三四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他们风尘仆仆，充满期待，手里攥着各地医院的病历和检查。
但这些病人，是否知道自己的不满其实是高端医疗资源有限、分配不均造成的？“全国病人上协和”—这曾经成了新华社一条新闻的大标题。
当读完罗森邦医生的故事之后，除了借给我们换位看待医患关系的慧眼之外，我们还会发现在“看病”这件事上，除去医生和病人在起作用，背后还隐藏着更强大的力量。随着环境的变化，它们正在以越来越重的分量掌控着我们的健康，决定着我们看病这件事，但我们很容易将这一切简化为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事。我们能看见的只是医生，医生是代表医疗露脸和我们面对面的那个人。但这却不等于所有对医学、医疗、保险体系的不满和怨愤，最后都投射到医生身上。
在罗森邦医生成为了病人之后，他终于得空打量眼前的医疗现状。这位老医生发现“行医不再是件充满乐趣的事”。
医学已经变质。过去我们这一行提供的是大众福利，我们的第一考虑是病人。可是，现在的医学已经商业化了，有些诊所和医院就像公司一样，主要考虑的是利润，而不是病人的健康。过去医疗的变迁是渐进的，最近几年却有革命性的变化。过去我们习惯每个医师像家庭工业一样，各自默默做好自己的本分，现在，突然之间，医疗竟然变成了大企业。
当我开始行医时，认为这是献身帮助人类的专业，医生看似能掌控一切，可是病人却是他的主人，是病人出钱雇用医生来看病的，所以医生应该尽力为病人谋福利。今天却变了，新的主人是政府的医疗保险制度、保险公司、医院的管理人员……医生变成大企业雇用的零售商，看的是财团的脸色，而不是病人的需要。
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快乐了，行医不再是件充满乐趣的事，如果我思考过这方面问题的话，几年前医疗环境丕变的时候，我应该就能预见这种结果。这些问题当然是在我生病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可是直到我自己成为病人以后，再度回来工作时，视野才打开……
我发誓只要能活下来，像以前那样说话自如，就要去州议会游说那些手持预算大权的政客，现在对我而言，光靠行医帮助人的格局太小了，我希望能站出来讲话。我指的并不是像以前常做的那样，在美国内科医学会主办的会议中做报告，而是以病人保护者的立场著书发言。我这个提供医疗照顾的人，由于曾经易位而处，已经充分体会了那是什么滋味。
这些医疗现状，其实不是某一个医生所能左右。事实上，每个国家的医疗政策或多或少都在医学与经济的撞击中处于尴尬的境地。
就像这位老医生感慨的那样，今非昔比，行医不再是件有趣的事情。因为在行医背后，有各种各样的经济驱动因素，它们汇成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医院不是慈善机构，不是收容所，在商品社会里，它不得不重新定位，不得不出卖、牺牲部分的“清高”，换取经济利益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这样的经济利益，出现在别的领域，大家都能理解接纳。虽然像娱乐界或是艺术界，时而有人还在偏执地质问着到底是经济至上还是精神至上，但只要跟医学比起来，它们的问题似乎一下子就显得没那么重要，没那么尖锐，可以暂时搁置一边。医疗暴露在光线之下最敏感的地带，因为它和生命有关，和健康有关，还和医德有关，和人道主义有关。在艺术或是新闻都可以不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时候，医疗似乎是最不应被以经济的理由而宽恕的那一行。
在医生的各种沙龙聚会上，讨论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有时医生们也会谈起病房管理、成本控制、提高病床周转率、如何控制医保和自费的用药比例、商业保险如何介入医疗体系……这些问题在把我们卷入一场经济狂流中去的同时，医生们也开始抱怨失去“行医的乐趣”。
这些医生们谈论的问题看似不会出现在我们和医院接触的那一刻、那一场景，但它们其实都和看病这件事密切相关，它们是隐藏在医生和病人背后的大环境，是我们所处的复杂的医疗系统。在商业社会的潮流狂妄地席卷了每个行业时，医疗也不例外，就像坐过山车，既有担心，也有甜头。
医疗的品质正发生变化，影响到每个医生的医疗行为也在变化，他们得做好医疗这台大机器上永不停歇的螺丝钉，否则就会出局。被请出局的理由，可能都不是以医学的名义，而是以经济的名义。会不会有一天，这一切迫使医生的价值核心不再是病人，而是成本控制？
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一位在急诊轮转的同学描述了他们的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