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的智慧 1098-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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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神秘半岛的西班牙殖民者造成强大帝国的印象呢？
西班牙人轻易命名，便直观上造成后来者的成见。很长一段时间，“帝国”一词以讹传讹；甚至把玛雅文明分为旧帝国和新帝国两个时期，以9世纪末为界，这个学说也一直反映在用中文印行的关于玛雅文明的介绍文字中。但最近几十年来，特别是经过四五十年代以来对玛雅地区的大规模考古挖掘以后，学术界已渐渐抛弃了旧帝国、新帝国的划分法。代之以较准确的四阶段划分：①形成时期（公元前3000至前1000年起，公元3世纪止），②古典时期（公元3至9世纪），③后古典期（公元10至16世纪初），④西班牙征服时期。
在玛雅历史上，没有埃及式的法老，没有罗马式的恺撒，没有任何形式的独裁者在任何时期统治所有玛雅人。各个城市中心之间是彼此独立的。然而，他们又确实毫无疑问地都属于玛雅人的指称范围，共享同一种语言、同一种宗教、同一种文化。
著名玛雅研究专家莫利认为，玛雅各城市之间的关系，大致类似于前6世纪至前2世纪的希腊城邦，斯巴达、雅典和科林斯之间的关系；或者是13世纪至16世纪期间的意大利城邦，维也纳、热那亚和佛罗伦萨。也就是说，在文化上它们是同一的，但是在政治上它们是独立的。
根据后古典时期的社会条件，可以推断，古典时期的玛雅是由一些独立的城市中心组成。它们之间的联结方式可能是借助一种松散的联盟。这种建立在文化、语言、宗教连续性之上的政治连续性推想，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从考古证据来看，古典时期不同地区出土的雕塑、建筑和陶制品，都存在细微的差别。有人认为，可以把这些现象同玛雅人弃地休耕的传统农业方式联系起来。从而提出这样的假设：玛雅人间隔一段时间就必须集体迁移，寻找合适的新玉米地。由此，所谓玛雅人的帝国，实际上是同一群人在不同时期建立的若干聚居点的总和。
另一种说法将地区差异解释为独立的政治实体。这种观点比前一种观点普遍。在西班牙入侵之前有3个主要的政治实体，它们是奇岑伊扎、乌斯马尔和玛雅潘。而在古典时期，根据考古资料，似乎数量要更多些，可以确定的至少有四处：（1）中心地带，由危地马拉的佩腾中北部、墨西哥南部和洪都拉斯组成，中心城市是蒂卡尔：（2）乌苏马辛塔河谷地，中心城市可能是帕楞克；（3）东南部地区，中心城市是科潘；（4）西南部地区，主要政权所在地可能是托尼那。
人口的流动，甚至大规模迁徙，在历史上都是常有的事。事实上，没有一个地区是绝对封闭的。人种、语言、宗教、习俗、历法、工艺以及其他文化因素，都处于不断地交流、渗透过程之中。玛雅潘在后古典时期曾经为北部迁移来的托尔特克人占领，两种文化在所有层次上进行过一次大杂交。撇开这些突发事件不谈，美洲各地区之间发达的商贸往来也一定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方便之门。还有一种文化传播形式是战争吞并，或强行的文化侵略，比如说在其他民族的宗教里加上自己民族的神赐、强行推广自己的语言。
总之，文化交流的方式很多。譬之若中国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同化发生得太频繁、太深刻了。如果1000年后某位“考古学家”在日本发现汉字、在朝鲜发现扇子、在新加坡发现中国式建筑之后，真不知他会作何感想。更不用说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产物了。
但是相较政治实体而言，文化实体的内聚力、连续性还是要顽强得多。强权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种、改变语言、改变宗教，以混血、外来语、外来神的形式逐渐植根于文化之中。然而，一种在语言文字、历法算术等方面比较发达的文化（如玛雅文化），往往具有比政治同化更强的文化同化力量。正如恩格斯所说，较不发达的民族可以用武力征服较发达民族，但入侵之后，他们往往会被后者的文化征服。
当我们今天看到玛雅文化留下的影子时，看到的是他们的象形文字、他们的拱门建筑，其他如金字塔神庙等，在美洲其他文化的聚居地也有发现。我们确实只能用一个文化学概念，玛雅文化，或者一个民族学概念，玛雅人，来形容这种独特的文化和创造它的人民。我们如何能够将一个前后生存了3000多年的文化，用政治学中的一个最笼统的概念，帝国，来概括呢？尤其当我们将玛雅人视为古代美洲印第安人的一支，而不是将他们视为横空出世的新大陆成员时，这种想当然的思路就更显得简单化了。
飞地·文化地理“马赛克”
玛雅世界在文化和语言上的分布都不是整齐划一的相邻地区组合。和其他中美洲文化一样，玛雅世界存在于一种复杂的文化地理“马赛克”（mosaic）中。文化认同感、语言亲疏度完全不同的人群像七色板一样，一块一块地拼接在一起。这种特别的文化地理模式具有其特别的功用。
所谓飞地，就是指这种马赛克布局中的一些小块。它们是由一群群远离自己文化的中心地带，处身于其他文化传统的领地包围之中生活、工作的人们组成。犹如国中之国。
这种地理分布上的镶嵌特点，当然有助于推动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不过，飞地最首要的功用还是经济上的。它能保证与其他地区特有的原始资料获得接触。比如，有机会深入另一地区腹地，获得那里独有的动植物、种植环境、适宜气候或盐场，甚至可以通过飞地接触到遥远的市场。这实在是一种生态性的分布策略。
由于这个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共用规则，中美洲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公元7世纪时蒂卡尔（Tikal）曾经去干预道斯皮拉斯（Dos Pilas）的内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控制了两国间的过渡地带。中美洲最大的政治实体，阿兹台克人建立的帝国，居然也允许在它的心脏地带存在一个与它对立的特拉西卡兰（Tlaxcalan）城邦。此外，中美洲关于领土的观念，并不强调排外性。像我们在历史上其他地方常见的那种文化分布形态，拥有同一种语言、文化、政治倾向的民族形成铁板一块的聚合分布，在这里却并不常见。
当然，玛雅文化以这种形态与周围文化共融，在政治、军事上也有其特殊的作用。玛雅历史上并未形成过统一的、高度集权的帝国，而始终是以文化的严密聚合体和政治的松散联合体面目出现。最繁荣的几个阶段，也只是几个发达的城市中心的政治联盟。文化在地域上的分散性也许是原因之一。不过另一方面，飞地机制也对玛雅社会的稳定、发展起促进作用。玛雅贵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同其他统治群体的密切关系，以此来巩固其统治与权威，保证他们的王权不致旁落、徽号得以传承；当然，还通过这种密切关系解决联姻的问题，组成姻亲联盟。
飞地还是国家一些重要政治活动的关键。政治领域可能会经常以群岛的形式出现。由统治中心向外伸出许多联结深入其他政治实体的内部。飞地犹如围棋中的飞子，它所产生的势远远大于这个单子儿本身。另外，玛雅商人可能还是军事谍报的主要来源。就像中国战国时期一样，有时，商人所起的作用关乎兴亡绝续。
飞地在边界领域存在文化、语言的尖锐对比。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玛雅世界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同样也存在于玛雅世界与中美洲其他文化之间。飞地本身可能是一个大的社区，也可能只是几户人家而已。玛雅人种植玉米，但因为当地土地、森林资源的特点，有时会有必要远离自己的村镇去开垦新地。如果那里的地碰巧合适，他可能会举家迁居异地。这种天高任鸟飞的感觉也许会令现代人非常向往。
然而，欧洲入侵者的向往似乎并不局限于感觉。他们先是懵懵懂懂地如入迷宫，不断与各支印第安人遭遇。逐渐地开始摸清这种马赛克分布的机制。玛雅世界所经受的毁灭性打击也就是从飞地开始的。殖民者采用入乡随俗的办法，借鉴中美洲本土历史经验，以飞地渗透外部势力。玛雅世界主体的殒灭固然有许多因素造成，但是飞地对外部渗透的开放也是原因之一。
羽蛇神是否中国龙玛雅人奉若神明、而且奉为重要神明的羽蛇神，在头形、身形及艺术表现手法（如云纹、弯须）上，与中国的龙有相像之处。许多到过玛雅遗址的中国人，都惊异于这种相似性。在墨西哥、危地马拉，甚至于在欧美国家的一些学者中间，也广泛流传着类似的猜测。那么，羽蛇神到底是不是中国龙呢？
羽蛇神的名字叫库库尔坎（kukulcan），是玛雅人心目中带来雨季，与播种、收获、五谷丰登有关的神祇。事实上，它是一个舶来品，是在托尔特克（Toltec）人统治玛雅城时带来的北方神祇。中美洲各民族普遍信奉这种羽蛇神。
羽蛇神在玛雅文化中的地位可以从许多方面观察到。古典时期，玛雅“真人”所持的权杖，一端为精致小人形、中间为小人的一条腿化作蛇身、另一端为一蛇头。到了后古典时期，出现了多种变形，但基本形态完全变了，成为上部羽扇形、中间蛇身下部蛇头的羽蛇神形象。
羽蛇神与雨季同来。而雨季又与玛雅人种玉米的时间相重合。因而羽蛇神又成为玛雅农人最为崇敬的神祇，在现今留存的最大的玛雅古城，奇岑－伊扎中。有一座以羽蛇神库库尔坎命名的金字塔。在金字塔的北面两底角雕有两个蛇头。每年春分、秋分两天，太阳落山时，可以看到蛇头投射在地上的影子与许多个三角形连套在一起，成为一条动感很强的飞蛇。象征着在这两天羽蛇神降临和飞升，据说，只有这两天里才能看到这一奇景。所以，现在它已经成为墨西哥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而在当年，玛雅人可以借助这种将天文学与建筑工艺精湛地融合在一起的直观景致，准确把握农时。与此同时，也准确把握崇拜羽蛇神的时机。
羽蛇神的形象还可以在玛雅遗址中著名的博南帕克画厅等处看到。要说它的形象，与中国人发明的牛头鹿角、蛇身鱼鳞、虎爪长须，能腾云驾雾的龙，还着实有几分相像。起码在蛇身主体加腾飞之势（羽蛇的羽毛）的基本组合上，是一致的。此外，如画厅一室屋顶上画的羽蛇头、玛雅祭司所持双头棍上的蛇头雕刻，与龙头也有较大的类以。而且，羽蛇神和中国龙崇拜都与祈雨有关。
有人说玛雅人的羽蛇神是殷商时期的中国人带过去的中国龙。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其中所说的玛雅人，首先应该改成中美洲人。因为，中美洲的许多民族都有对羽蛇神的崇拜。而且，与中国龙有关的雨水纹图案也可以在中美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古迹中发现。
然而，要证明中国龙与中美洲羽蛇神的传播、吸收关系，难免有很多牵强之处，确实，有人猜测，中国人早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前数百年就“发现了新大陆”。但是，中国在五六千年前就有了龙这种想象出来的动物图案（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而玛雅、或中墨西哥及其他中美洲地区的羽蛇神崇拜也早于这个所谓的“发现”时间。（这个发现一说尚有待证实，而且，即使此说成立，大概也是在12世纪）即使中国与大洋彼岸的美洲很早就有洲际文化交流，然而，文化使者的数量一定不会很多，文化交流的效果也只会限于文化的较浅层。像托尔特克人那样通过反客为主来将自己的神强加给玛雅人的事，恐怕不会发生在登陆的中国人身上。
有些西方学者非常希望在美洲、东南亚、甚至欧洲各文明之间找出一种一脉相承的一统关系。甚至任想象力随意驰骋，不惜将大陆板块漂移、跨洋航海交流、甚至怪力乱神的指点山河等等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扯到一起，欲证明一些文明间的相似有着深层而精致的根源。这种一览寰宇小的普遍联系倾向，也许发端于人们喜欢将知识片断罗织成网、联成体系的自然愿望。但是，如果我们着眼于古代中美洲各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如果我们将神秘而遥远的古代玛雅文明放到它实实在在的地理、历史、文化环境中去，同时，也把中国龙观念自身的形成、发展、演变过程放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真实背景中去，那么，这种纯粹由一种表面相似和传播猜想所组成的观点，恐怕很难站得住脚。我们不能简单地在羽蛇神和中国龙之间划等号。
关于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的联结确实有许多诱人的发现。其中包括比海上往来更为确凿（已有大量考古发现和人类学研究的证实）、更为有趣的陆路交通。也就是从亚洲通过白令海峡（海平面较低时这条通道是宽畅的陆路）到达美洲之路。美洲印第安人很可能是蒙古高原上的一支向东迁徙而形成的。然而，这个过程应该在上万年甚至几万年前。以中国华北地区为中心的中国龙的故乡，与羽蛇神的“统治”区域，可能在更远古的时候来自于同一个文化源头。
文化是不断在交织、变化中的。然而，有一些根本的、原始的元素却会以种种变化了的形式保存下来。羽蛇神羽扇作尾，保留蛇身本形；而中国龙在蛇身这个基本形态之上又添加了那么多特异功能，几乎把动物界飞禽走兽游鱼的特长集于一身。这两种被崇拜的象征性动物当然不是一码事。中美洲各地现在都有羽蛇神崇拜，但是这种羽蛇形态的最早发祥地却难以考证了。中国人现在于世界各地舞龙雕龙，声称自己是龙的子孙。可是，回想一下中国5000年历史上几朝改天换地、不断民族融合的过程，这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龙崇拜本身，都是一个不断形成、演变的过程。这两种崇拜形象除了在蛇身（玛雅人从古典时期开始就崇拜蛇神）这一点上相同以外，实在是各有各的特征，风马牛不相及。
这个蛇身的基本相似点确实引起人们对两种文化渊源的思考。只是，这种思考不应被简单化的联结引入歧途，不应导致草率的等式。
说到蛇，另一个赋予它重要意义的文化就是圣经文化。小到希伯来文化，大到基督教文化。如果给羽蛇神和中国龙有相似关系加上这只角，构成一个概念和地域文化上的大三角形，那么，它们所引发的思考一定会更丰富吧。也许人类对蛇这种防不胜防的无声突袭者怀有普遍的恐惧。这种恐惧起源极早，而且深深植根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又或许欧亚、美洲各地的早期人类，确实在远古时代发源于同一类文化，保留着类似的文化忆痕。又或许这些全然只是一种文化上的巧合。毕竟这些蛇形都不是各自文化的全部，而仅仅只是一个小侧面。
文化的表象真是大有趣了。它不仅处处体现了人尽量解放自己、为自己获利的过程，也处处体现了人尽量限制自己、为自己设置障碍的过程。有劳动力的开掘和解放，也有劳动力的重新分配和消耗。与此同时，文化还制造出那么多特殊的符号和象征。它们既是对原始记忆的复写，又是对文化潜意识的建设。也正是因为这些特殊形象的重要文化地位与文化功用，所以，当我们在地域上如此遥遥相隔的文化中看到它们的相似性时，才会那么惊奇和激动。而能否在它们之间发现某种联结，这个问题才会对我们变得如此重要。
羽蛇神不是中国龙，也更不会是圣经中的撒旦化身。但是这三者确实都是蛇的变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