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6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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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原文未错，而误增字的，例如：
第648页第14～17行：“今试观纨绔子弟，出必轩车高马，承下风而奔走者若而人，颐指气使者若而人，及其结果，乃多堕落不可闻问者。而贫困之土，其初虽遭人齿冷，将来（未）必有所作为。何者，在劳苦有以增益其抵抗力也。”细味原文，这个“（未）”字加得似不合作者本意。
我没有看这书的上、下册，那两本或者比这本错得少些吧。
（《集外文》，梁启超著，夏晓虹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上中下三册，148．00元）
从
清代大学者汪中（字容甫），天资既高，读书又博，所著《述学》，尤称精萃。对经、史、子诸书不熟，要标点好此书是很困难的。戴庆钰、涂小马两先生的《述学》校点本，谬误很多。作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一种，这种标点质量太不应该。限于篇幅，内篇举十例，补遗举四例，别录举二例。其余谬误尚多，只有请戴、涂两先生多向通人求教，认真改正，以免贻误读者。
内篇一
（1）《释三九上》：于是先王之制，礼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以三为之节，《三加》《三推》之属是也。
按：应为“于是先王之制礼，凡一二之所不能尽者，则以三为之节，‘三加’、‘三推’之属是也。”“三加”见《礼记·冠义》：“醮于客位，三加弥尊”，指男子行冠礼时，初加缁布冠，次加皮弁，最后加爵弁。“三推”见《礼记·月令》：“天子亲载耒耜……躬耕帝籍。天子三推……”这是帝王耕籍之礼。“三加”“三推”，不能加书名号。
（2）《释三九中》：《论语》“孔子见冕者，虽狎必以貌”。冕非常服，当其行礼，夫人而以貌也，惟卿有元冕云。冕者，斥其人也，谓上大夫也。然不云“上大夫”，而云“冕者”，此辞之曲者也。
按：应为“当其行礼夫（fd）人而以貌也，惟卿有元冕，云‘冕者’，斥其人也，”这段话是说，孔子见到某上大夫僭越礼制，戴了卿的玄冕（汪中避康熙玄烨之名，改‘玄’为‘元’，清人皆然），即使和这上大夫十分熟悉，也一定肃然起敬。《论语》这样记，正是为了指责那上大夫的僭越。“夫（fd）人”，那个人，指那僭礼的上大夫。
（3）《释三九下》：瞽瞍亦允。若曾子曰“君子之所谓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
按：应作“瞽瞍亦允若”，见《孟子·万章上》引《书》佚文（晋人收入伪《书·大禹谟》中）。“允若”，确实和顺。“先意承志”后应加逗号，见《礼记·祭义》：“曾子曰：‘……君子之所谓孝也者，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
内篇二
《周公居东证》
（1）《逸周书·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
按：应作“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
周公相天子（成王），怎会相三叔？三叔指管叔、蔡叔、霍叔，此三人与殷之王子禄父叛周。殷东指卫，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于《周本纪》“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遗民……”下，引《正义》：河内，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邶、椰、卫），邶以封纣子武庚（即禄父），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庸阝），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故殷东即卫，管叔所监地，应点断。徐、奄皆殷朝旧国，亦应点断。熊盈是殷民七族中的一族。“经而卒”的是管叔，不是王子禄父。泷川资言在《周本纪》“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下，考证说：“《周书·作洛解》云：‘管叔经而卒”’，可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作雒解》晋朝孔晁注：“俘，囚为奴。十七国之九邑罪重，故囚之。”
（2）《逸周书》凡三言东，不知为何地，证以《车攻传》，乃知即是东都王。肃好与郑异……
按：应作“《逸周书》凡三言东，不知为何地，证以《车攻》传，乃知即是东都。王肃好与郑异……”
王肃，三国魏人，善贾（逵）、马（融）之学，而不好郑玄，为《诗解》。上文《诗·车攻》之传，即王肃作。
四部备要本《述学》之“诗”高“传”一格，戴、涂本误排为并格，盖不知为王肃作，无怪其误断。
（3）《史记·鲁周公世家》“……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之忧劳天下久矣……”
按：应作“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之忧劳天下久矣·…．。”
此处汪中稍变《史记》原文。《史记》原作“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史记》有中华书局标点本，戴、涂两先生应该参考。
（4）《诗·邶风谱》“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
按：应作“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
黜殷命，铲除殷王朝的天命。如照戴、涂两先生所点，句意变成周成王被罢免了，殷王朝命令杀死武庚。——这真是从何说起！
（5）《史记·鲁周公世家》：“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沉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乃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
按：应作“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戴、涂本误作乃）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
（6）《索隐》曰：“……又与《蒙恬传》同事，或然也。”
按：应作“又与《蒙恬传》同，事或然也。”
（7）《蒙恬传》：“……有罪殃旦‘，受其不祥。”
按：应作“……有罪殃，旦受其不祥。”
以上几处所以点错，一是未读经、史，二是文理不通，三是缺乏对读者的责任感。试问《史记》已有标点本，为什么不参考一下，而要这样师心自用？
补遗
（1）《释冕服之用》：“哀公问冕而亲迎，二也。《周官·司服》‘飨射则鷩冕’三也。四也……《觐礼》‘天子衮冕，负斧展以朝诸侯’，六也。文王世子，冕而总干亲在舞位以养老，七也。《祭义》‘天子诸侯为藉冕而躬秉耒’，八也。《司服》‘诸侯之大夫聘，于天子玄冕’，九也。《夏采》‘王崩以冕服复于太祖’，十也。《节服氏》‘衮冕六人，朝觐维王之大常，诸侯四人，服亦如之’，十一也……”
按：一、应作《哀公问》：“冕而亲迎。”（因为《哀公问》是《礼记》篇名）
二、应作《周官，司服》：“飨、射则鷩冕。”三也，四也。
三、《觐礼》是《仪礼》篇名，此句应点作：“《觐礼》：‘天子衮冕负斧扆’以朝诸侯。”因“以朝诸侯”非原文，是汪中概括原文的话。
四、《文王世子》是《礼记》篇名，下文是汪中概括原文（包含《祭统》）的话，故应点作：“《文王世子》：冕而总干，亲在舞位以养老。”
五、《祭义》下一句非原文，是汪中概括的话，不能加引号。应点为：“天子、诸侯为藉，冕而躬秉耒，”
六、《司服》下一句亦汪中概括语，非原文，不可加引号。
七、《夏采》在《周礼》，“王崩”是汪中概括语，不可加引号，应点作：“《夏采》：王崩，‘以冕服复于太祖。’”
八、《节服氏》在《周礼》，下文亦汪中概括语，不可加引号。
仅凭以上八条，可见对三《礼》原书不熟，必致乱点。
（2）《吊黄祖文》：“……祖持其手曰‘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欲言，则犹有赏音之遇也。”
按：此应标点为：“祖持其手曰：‘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欲言。’则犹
有赏音之遇也。”
这实在不应错，因为《李审言文集》对汪中此文已加标点；而且《后汉书·文苑·祢衡传》即有黄祖此语，中华书局本标点明白。校注者竟不参看，真使人徒唤奈何！
（3）《大学平义》
一、“举平日之所心得者，著之于书，以为本义，固然。然后欲俯则俯……”
按：应作“举平日之所心得者著之于书，以为本义固然，然后欲俯则俯……”
二、“本书祭统之十伦，孔子闲居之五至三无皆是也。”
按：应作“本书《祭统》之‘十伦’、《孔子闲居》之‘五至”三无’，皆是也。”
《祭统》《孔子闲居》皆《礼记》篇名，“十伦”出自《祭统》“夫祭有十伦焉。”“五至”“三无”出自《孔子闲居》“以致五至而行三无。”
三、“今《大学》不著何人之言，以为孔子义，无所据。”
按：应作“今《大学》不著何人之言，以为孔子，义无所据。”
四、“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明教非一术，必因乎其人也。’”
按：孔子语止上四句，见《论语·雍也》篇，下二句是汪中说明的话。
五、“其见《论语》者，《问仁》《问政》所答，无一同者，闻斯行诸，判然相反，此其所以为孔门也。”
按：应作“其见《论语》者，问仁问政，所答无一同者；‘闻斯行诸’，判然相反。此其所以为孔门也。”
这是解释上文“教非一术，必因乎其人。”如“子贡问为仁”（《论语·卫灵公》），和“子张问仁于孔子”（《论语·阳货》），孔子所答不同。“子贡问政”（《论语·颜渊》），和“子路问政”（《论语·子路》），所答也各异。子路、冉有都问“闻斯行诸？”孔子所答相反。校注者不明文义，又不查检《论语》，以致给“问仁”“问政”，乱加篇名；“闻斯行诸”，不知加引号。
六、“然后变易孔氏之义，而莫之非，”
按：应作“然后变易孔氏之义而莫之非，”
（4）《嫔于虞解》：“舜为出子，居于沩，油尧以二女，女之所谓不告而取也。”
按：《书·尧典》：“厘降二女于沩油，嫔于虞。”《孟子·万章上》：“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同书《万章下》：“尧之于舜也，……二女女焉，”知道出处，就知道这段汪文应作“舜为出子，居于沩油，尧以二女女之，所谓‘不告而取’也。”
别录
（1）《与端临书》
一、“知留京教学，以待决科于足下，谋生之计甚得，”
按：应作“知留京教学以待决科，于足下谋生之计甚得。”决科，应科举考试
二、“或上馆得一教职，亦足为养亲，地贫不可长忍也。”
按：应作“或上馆得一教职，亦足为养亲地，贫不可长忍也。”此由不明“地”字义，“养亲地”犹言奉养父母的经济基础。
（2）《叶天肠母汪氏家传》：“遂相抱持哭室中，人皆哭。”
按：应作“遂相抱持哭，室中人皆哭。”
综合上述诸条之误，其源出自三点：
（1）经典不明汪中对经、史、子烂熟于胸，随意发挥，校注者连《论》《孟》都不知，遑论其他。
（2）不懂古文
现在一般文史工作者从小没有读古书，更不会写古文，因而不明文气之贯通，文理之接应，以致将汪中非学术性的文章也点错。
（3）无责任感
标点古书，是为了津逮后学，让青年看懂古书。像二位这样标点《述学》，将会误导青年读者到什么地步？《博览群书》2005年第8期朱正的《陈琼芝和鲁迅全集》一文，介绍陈先生校注工作的“过人的细心和责任心”，真正令人感动！希望《述学》校注者好好看看这篇文章。另外，还要想想顾颉刚主持二十五史校点工作时，那些老专家是怎样地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自己这样掉以轻心，不感到内疚吗？“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你们接受这项工作，先要自问是否能够胜任，不能误人子弟！
谈到这里，有心人应该感慨无穷。现在全国到处都在整理古籍，其实是“明人好刻书而书亡”。我在《在学术殿堂外》早就呼吁：一定要解决这个悖论！
现在很多地方在办书院、私塾，教儿童读经。《中国青年报》2005年8月17日第8版，整个一版，大小8幅照片，总题为《瓦窑村国学班纪事》，副标题是：“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这种做法，我是极端反对的。理由如下：
（1）读经读不出民主与科学来。这一点，不但五四时期先贤们早有共识，就是现在有识之士也在问：四书五经之类经典从汉武起读了几千年，怎么读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了？
（2）现在主张读经的人，以为从儿童抓起，可以培育出高尚的道德品质。其实现在人欲横流，道德滑坡，主要表现为权钱勾结、分配不公。要根治这现象，只有靠民主与法治，也就是靠一个好制度。制度好，坏人也会变好；制度坏，好人也会变坏。读经能解决这问题吗？以上述瓦窑村国学班为例，所谓“首孝悌”，就是《论语·学而》上有子说的：“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我国宪法要求培养的现代公民，难道是这种“孝悌”之士吗？要是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都是这种恪守封建道德的人，那些权钱勾结的贪官和大款（如广东梅州兴守矿难揭露出来的曾云高及其保护伞）才弹冠相庆、高枕无忧呢！
但是，我反对儿童读经，却主张人文学科工作者研究并熟悉经典。因为你著书立说要引经据典，不理解并熟悉它是不行的。你不要把那些儒家经典看得多么神圣、神秘，它们不过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原始资料。
要整理古籍，必须熟悉古籍的源头，那就是先秦典籍。为了培养这方面的人才，我赞成有条件的高校办国学班。2005年8月21日冯其庸先生来电话，谈到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情形。我请他看《在学术殿堂外》第159页，那上面我引了冯天瑜先生的一个构想。现在我再抄在这里：“可在少数重点学校（最好从高小开始）开设少量班级，除普通课程外，增设古典课，使学生对文化经典熟读成诵，再辅之以现代知识和科学思维训练，从中或许可以涌现杰出文史学者。”据冯老电话中所谈，他主持人大国学院的办学精神基本上也就是这样。我以为这可以解决古籍整理的悖论问题。
实在只有这样强调熟读经典，才能培养出真正合格的整理古籍的人才（也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优秀的文、史、哲研究工作者）。现在高校的文献班不行，懂得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等，犹如看到库存的账本而没有赏鉴过实物，此章实斋之所谓“横通”（见《文史通义·内篇四》），毕业出来，还不能胜任古籍整理工作。
总之，熟悉元典，博览载籍，能写作文言文（并不就等于古文），这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古籍整理工作者。
这是一本努力解释消费的理论著作。解释和批判是两种不同的智力活动。批判意在阐述被批判者如何不对。辩护正好相反，要论说它没什么不对的。解释不同于批判，也不同于辩护，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