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6期-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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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一章重点在指出问题。应该说，生活在今天社会中的几代人堪称“躬逢盛饯”，我们遭遇的既有旧时代的难题，也有新时代的困惑。两重问题其实都是费解难缠的。旧时代的问题依然存在：在物质的层面仍然有大面积的贫困人口；在制度和文化的层面上，蜕变远未完成，路径匪夷所思。其结局大约不会给改革者与叛逆者们留下多少颜面，我们最终享受不到破解那些问题的荣耀。因为那些问题大约不会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戏剧性地终结，极可能是随着新问题层出不穷，以及新生代对旧问题的冷淡和麻木，而消蚀和解构。历史的吝啬与吊诡，可见一斑。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历史的列车行进太快，上轮牌局中一方已露颓势，一桌新开张的牌局却将全体新人和半数老者吸引。当然也还有不舍1日牌局之胜负者。我算是能够与时俱进的，步入新局，不识时务处在于：任凭对象更换，批判本性不改。新时代同样问题丛生，其中最大者，我以为是合二而一的这样一对问题。一方面，温饱即将全面解决，这在生物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于是空虚、无聊必然发生。另一方面，物质的供应仍以加速度、疯狂地推进，乃至商人成了最强的社会势力，消费成了最大的社会运动，追求快乐成了与之配套的、俘获众多男女的生活哲学。但是它没有解决，相反却造就出新时代的最大问题和荒诞，即本书的主题：所谓消费。本章还批判了快乐哲学，并阐述了我关于人类三种追求的理论：舒适、牛皮、刺激。
第二章主要是简述消费的演进，简介对消费的两大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消费是厂商造就的。第二种解释认为，消费者的积极参与是消费产生和继续的基础，其动机是炫耀自己、证明身份。这一章中还简介了对消费批判与辩护的主要观点。
在以上两章的基础上，笔者开始建立本书的解释系统，其基础是对消费机制的解释。消费机制由五种行为或心理构成：广告，降低消费门坎，商人通过买通官员和专家而操控社会，人们物质崇拜的心理，时尚。先后有五章分别讨论它们。这是本书的“中段”。下面的图形可以直观地显示这一解释系统的结构：
广告、降低消费门坎、买通官员和专家，三者均为厂商的行为。广告造就了消费世界的音响和氛围。买通官员和专家消除了对倾销某一商品的社会制衡。降低门坎消除了消费者的价格约束。这三个手段中，降低门坎是最正当的，尽管其社会效果也并非单向。物质崇拜是人类，当然也是普通消费者的心理，它的流行版本就是以物品证明身份。时尚是商人打造的“候选”中蒙受大众青睐的商品、风格、消费方式，因此可以说它是厂商和顾客的“共谋”。以上五者，构成了现代社会中的消费机制。
第七章讨论的完全不是消费机制中的成分，而是现今社会中已经和即将出现的趋势，笔者预计它是“后消费时代”中人们生活的主要构成。这一章所以插入到消费机制的五个章节中，主要是因为它同第六章有过于紧密的逻辑关系，兼及还可以为第八章论及的时尚之非物质化做些铺垫。于是原本严谨的消费机制的论述中打进了一支楔子。这一章的“非物质化”讨论，从物质消费的一大功能——满足人们的炫耀心理上，质疑其可持续性。
第九章继续第七章的怀疑逻辑，分析消费、收入与幸福的关系。
第十章是在质疑工业时代中与消费观互为表里的工作观。深入阐述自凯恩斯以来不断光大的一个观点：生产问题解决了，工作将不是未来生活中的最主要内容。失业和半失业将成为未来社会中多数人的常态。
第十一章指出，近现代教育是服务于生产，教人们如何工作的；而古典教育是服务于贵族，教他们过艺术化的生活。因为全民即将如古代贵族一般解决温饱，因为工作的重要性丧失，未来的教育显然要融合生产本领和生活艺术。
第十二章论述了，温饱解决后，物质不再是满足炫耀与刺激的有力手段，游戏才是人类的归宿。
当年绝对想不到，因为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自己最终沦为扶手椅上的学者。多年来已经极少做实地与田野调查。进人大学后，写作同教学结下姻缘。我近年的多部著作——《信任论》《城市社会学》《都市的角落》（编）《阅读生物学札记》都是在教学相长中完成。从2002年开始教授“消费与快乐研究”课程。讲过两轮后，对消费和快乐的阅读积累不断增长，愈感一门课程包容不下两大主题。于是送走“快乐”，专侍“消费”。这门课从2003年初演至2005年底，从人大到北大，从北京到深圳，先后讲了六轮，这在我来说是破纪录的。我的课程一般讲满三轮，就完稿成书，该课就此罢休，转而准备新课。这次的延宕，有中途患眼疾的原因，还有智力过程中一些说不清的东西，令我总感不充实，不饱满，达不到执笔的状态。
我的写作动机从来都是源自个人生存中的感受，生存之地自然是本土。可是一个一直令我惭愧的事实，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更强烈感觉到，即我的著作中来自本土的材料总是很少。我阅读的理论著述基本上是洋人的著作或译本。引用的本土经验调查也很少。我知道，一个面向本土而又不亲自搞调查的社会学理论家应该高度重视和借鉴本土的经验研究。但是我找不到关于本土消费问题的优秀的经验研究成果。这么想，不是说我想贴上“本土”的标签。一个从来不在意冠冕的人，会自插标签吗？我真的以为，没有本土的经验研究作基础，我的理论思考是难于深入的。我的研究的初衷和出发点是本土，舍此竟甚少本土的东西。
上面说到，我的写作和授课是同步进行的。我的课程要求，选课者围绕中国社会中某个消费现象写一篇文章，且必须以经验调查为基础。六轮课讲下来，我的写作完工。与此同时，选修这门课程的同学们的优秀文章也集腋成裘，冠名曰《消费的秘密》。与这本书成姊妹篇，将一同出版。它们或可安慰我远离经验研究后不无遗憾的心境。
马大勇
我和大勇只在2003年10月山东师大举办的古代文论年会上见过一次，一起游览趵突泉，多有交谈。大勇外表沉静，比我同年龄时肯定更显得老成，但我能感觉到他的血气方刚。他的导师严迪昌先生，是我在南大读书时敬重的师长，严先生的《清词史》和《清诗史》也是我熟读的著作。大勇身上似乎有着和老师相通的气质，只是更内敛一点罢。古人论画，有作家，有士气，严先生正是那种有土气的学者，大勇于此颇能仿佛老师。在趵突泉边散漫的闲谈中，我立刻感觉到这一点。听他谈起严先生的学问，我觉得他是得师门真传的。自此浮云一别，鱼雁往还，不时读到他的文章，也觉深得严先生的学问真髓、笔墨灵性，不仅治学秉承师教之多而已。
学者的学术品格通常取决于人的气质，无论是从事于考据还是理论研究，气质都决定了我们处理资料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如果将“作家”和“士气”移用于学术，那么有士气的学术必出于血气方刚的学人，必出于孔子所谓不忮不求、所谓上达、所谓弘毅乃至狂狷的气质。如今学界通将“士”理解为知识分子，“士气”也就可以说是决定知识分子品格的人文精神。大勇的学术路径，是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上冠以“人文”二字，成为人文化的社会一历史批评，仅这一点已豁然坦露他的士气。
《清初庙堂诗歌集群研究》是大勇的博士论文，是对清初台阁诗人群体的系统研究，大概也是第一部涉及这一课题的专著。庙堂原是个带有堂皇气象的政治空间概念，在历史上也称台阁或馆阁。从感觉上说，“馆阁”一词更接近文史职司，而“台阁”则泛指朝廷中枢机构的官职。虽然上至宰辅下迄吏曹，晶级悬若云泥，但毕竟出入中禁，密迩清要，相比奔走风尘的郡邑官僚，自有一种清望之感；较之山林方外之士，则更以《庄子》所谓魏阙和江海为象征，构成两个对立的想象空间。而由此产生的诗歌也被标签为两种诗体，那就是周镐《鹿峰先生诗序》所说的：“诗之体有二，曰馆阁体，曰山林体。馆阁体防于《雅》《颂》，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为周公、召公、尹吉甫之徒；山林体则防于《风》，吟啸乎禽鱼而流连乎月露，聊以适己意焉，劳人思妇、衡门考桨之流所为作也。故居山林而慕馆阁为俗为谄，处馆阁而效山林为伪为矫。”（《犊山类稿》）由于馆（台）阁体总让人联想到封闭的作家圈子和内容贫乏、形式单调的酬唱，文学史上的台阁作家像大历才子、西昆体、明初三杨之类，都不曾博得好评，当然也引不起人们的研究兴趣。然而作为文学史的重要现象，台阁文学是没有理由被忽视的，清初的台阁文学更有特别值得重视的地方。因为明代以来的官僚制度，使科举成为出仕的惟一途径，而科举成功的杰出文人又主要成为台阁官僚，这使得台阁成为文学家的集散地，台阁官僚中出现的重要作家要远富于山人逸民。虽然明清之交的遗民文学一直是文学史重点评述的对象，但回到当时的文学语境，台阁作家仍应该说更多地代表了当时的艺术成就。更何况置身于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纠缠于夷夏、满汉、新旧、朝野等多重文化、民族、政治的冲突中，台阁作家的立场和心态之复杂多样，情感体验之深刻莫测，在历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大勇的博士论文以这么一个重要而夙为学界忽视的群体为研究课题，学术意义自不待言。
台阁作家都是前朝旧僚和本朝新贵，其中“贰臣”的历史定论长久以来左右着今人的意识和评价，以致遮蔽了当时士大夫真正的价值自居之所在，以前我在《明清之际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选择》（《学术的年轮》）一文中曾专门辨析这个问题。现在我很高兴地看到，本书人文化的社会一历史批评的两个要点，更进一步明确：（1）它是指向对活动主体“人”的终极关怀，更加珍视人的生命、尊严，尊重人生价值的多元选择，因此“宽容”成为首要主题；（2）在具体操作中，优先引入人文本位的价值标准，淡化政治、道德评价标准的话语霸权，同时也不排斥其合理元素，以谋求总体观照的中正与平衡。这向上一路的见识，使作者更深刻地认识和阐述了台阁诗人的切身处境与文学活动，他努力发抉和彰显的当时台阁诗人那种特有的疏离于权力中心的冷寂心态，让我们看到一个与一般对台阁诗人的想象和理解不一样的诗人群像。
我至今以为，清初的遗民不宜作为一个特定群体来看待，因为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太复杂，人也太复杂，形形色色的人物难以大而化之地归类，只能一个一个地区别对待。大勇用他的研究告诉我们，台阁诗人群体也是复杂的，他所做的工作就是以具体个案的具体分析取代以往笼而统之的狭隘判断，将这些人物一个一个地从“燕台七子”、“金台十子”等历史名称中离析出来，将历史上的抽象名词还原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唐宋以前的文学史研究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稀少的史料只能勾画出粗线条的史迹。明清文学的丰富史料却像是满地露出矿苗的富矿，向学者释放着探索的诱惑。清代文学是异常丰富的，又是十分复杂的，清代文学的复杂性首先在于资料的繁富，资料的繁富带来难以穷尽的可能性。
仅就诗歌而言，大勇在“绪言”中曾按人均10卷400首计算，推量清诗的总量应在400万首以上，为《全唐诗》的80倍。这应该说是个很保守的估算，根据新校定的唐诗数量是约100倍。还有一种更直观的计算法，即现知清代别集有4万余种，将《全唐诗》的每一首诗扩充为一部诗集（其中乾隆皇帝的诗集甚至比《全唐诗》的篇幅一倍还多），那就是清诗的总量！浩瀚的文献为细致梳理文学现象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增加了处理资料的规模和难度。大勇这部著作在读书上是下了功夫的，且不说涉猎文献之富，它所揭示的现象和问题也很多。我做清初诗学研究，写到顺康雍三朝诗学的演进时，曾据薛所蕴别集中的材料，提到刘正宗、薛所蕴在顺治间京城诗坛产生的影响，以为前人没注意到。及读大勇的书稿，才知道他已有专门论述，并引彭志古《桴庵诗》，说明刘、薛与王铎在当时有“三大家”之目，不禁自愧孤陋。
如此丰厚的清代文学史料，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穷尽的，只有凭藉学界群体共同努力，而且需要相应的学术规划和组织实施，不断开拓新的视阈，尽量避免重复劳动。在目前，多做一些范围适当的专题研究，不失为扎实推进清代文学研究的有效策略。事实上，近几年完成的一批博士论文，如曹虹《阳湖文派研究》、李玫《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研究》、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潘承玉《清初诗坛：卓尔堪与研究》、罗时进《清初虞山派诗歌研究》、王达敏《桐城派的建立与乾嘉学派关系研究》、沙先一《清代吴中词派研究》、占骁勇《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等等，都让我们对清代文学的某个领域、某个时期或某个问题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只要保持一定的学术投人，持续地进行发掘，用不了多久，清代文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就会全面改观。看到大勇《清初庙堂诗歌集群研究》这样的课题和细致的工作，我由衷地感到鼓舞，欣慰之情不亚于自己写出新的论著。正是这种心情，驱使我贾连日译校《终南山的变容》的余勇，写下这篇文字。我一向觉得，请人作序和为人作序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