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6期-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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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主义者认为，他们的主张特别适应了当代社会趋于多元的现实，与环保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相一致。还有人把共和主义的理念推广到世界范围，认为全球化使得民族国家在公民身份认同方面的作用减弱了，全球化不断地产生不利于自由和平等的支配，他们就此提出了一种世界主义的共和主义。
加拿大著名政治哲学家金里卡认为，程序自由主义与公民共和主义是（或说应该是）盟友而不是敌人，夸大它们之间的分歧在哲学上站不住脚，在政治上则会起反作用。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有见地的，对于远离当代共和主义故土北美洲的中国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西方有学者说，二者之间的争论其实是同一个政治思想传统内部的争论，对于对两种理论都感到遥远和隔膜的中国人来说，情况更是如此。我们不能只看到双方争论得热闹而忽视它们的共同点，以为只存在一方反对另一方，一方取代另一方的关系。实际上，相对于在思想和文化上完全不同的中国传统，它们的共同点远远多于对立，这些共同的价值正是我们缺乏的和应该追求的；十来年前，当中国学术界刚刚接触社群主义时，就发生过由于阅读有限和一相情愿而误读和误传的情况，有人把社群主义当成西方当前最新、最时髦因而最正确的思想学说，以为查尔斯·泰勒的“承认的政治”早已破解了权利的普遍性。我希望这一次对待共和主义的冲击波不会重蹈覆辙，我相信中国学术界已经有了很大的长进，尤其是现在我们的材料比较充分，可以参照各家之言求得一个较为全面的掌握，不至于犯盲人摸象的错误。
（《公民共和主义》，＇荚＇阿兰 博耶等著，东方出版社2006年1月版，30．00元；《共和主义》，刘训练译，＇澳＇菲利普·佩迪特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2月版，31．00元）
乐观的新实用主义
■ 孙传钊
一、公司化的始祖与通识教育的危机
在“教育产业化”这个词儿被我们深恶痛绝的今天，教育产业化、商品化的发源地的美国，仍然稳居世界第一教育大国的交椅。在大学教育方面，全球最具有学术竞争力和权威性的大学数量美国依然是独占鳌头，不见颓势。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美国的高等教育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日益产业化、商品化，教育服务的对象从基督徒、绅士到消费者，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尽管这一个世纪中，美国的有识之士确实也不断地批判这种趋势。比如，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凡伯伦，早在1918年出版的《美国的高级学术》（Thorstein Veblen，The HiSher Learn·ing in America）一书里，就详尽地描绘、嘲笑了形形色色的大学经营中的商业现象，把大学称为“教育公司”；又如，霍夫斯坦特的《美国的反知主义》（Richard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1963）也批判反知性主义的美国文化传统对教育和知识分子的腐蚀；再如，我国读者也熟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艾伦·布鲁姆的那本反对相对主义、捍卫终极真理、企图在大学重新繁荣通识教育（1iberal education，也有译为博雅教育）和人文教育（allgemeine bildung）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部非通俗读物的学术著作，竟也成为那个年度的最畅销书。2001年，斯坦利·阿鲁诺维茨等学者还在呼吁：要拆除“公司化大学”，要强化“历史、文学、哲学和科学”——通识教育四大支柱。尽管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顽强抵抗，守卫传统，但产业化、商品化狂飙带来的大学的“异化”还在继续从形式到内容、从头到脚地日益完善，即使在今天的美国，仍然不见有收敛的迹象。所以，不仅拥护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学者赞成高等教育这种现状，即使一边批判这种历史和现状，一边抱有改革愿望的教育家，对此也还是抱有乐观情绪，最近被翻译成中译本《公司文化中的大学》（Eric Gould；The University in A CorporateCulture；2003）的作者埃里克·古尔德就是其中一位。
古尔德承认八十多年前凡伯伦所称的公司式的大学还有很强的生命力，并没有走向消亡的迹象，依然实行高度的官僚制（科层制）的管理，市场变化还是左右大学学科的主要依据，旧时代的通识教育几乎都转向职业知识的贩卖，“大学使命处于一种杂乱无章、向企业机会主义妥协的状态”，然而，“崇尚消费主义的公众似乎都希望这样”，趋势是不能逆转的了。当代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断言：“未来并不属于‘博学者’，而是属于专业人士”，今天技术也成了知识，因为“知识社会里没有‘知识女王’，所有的知识都是平等的”。但是，另一方面，凡伯伦早就说过，自古希腊起，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对抗是一直存在的，对抗内涵本身也在变化。比如希腊、罗马不也追求实用的政治、修辞教育吗？所以，古尔德劝说人们要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和阐释适应时代的通识教育。如果通识教育是通过文本、文化经验来培养良知、想象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培养负责任、懂得自我反省的公民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能适应今天的多元文化主义呢？即使有的商业和政治领袖今天还支持古典课程，只不过想用“罗马帝国的辉煌来提醒晚期资本主义的美国”，而教育市场只能维持公众认为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东西，因为顾客是上帝。所以，今天的通识教育内容是关注真正问题的、包括实用知识在内的“综合知识”。
二、新实用主义下乐观的展望
古尔德虽听从了德鲁克的大学课程内容要理论联系实践的忠告，却还是认为，真要彻底走德鲁克的以市场为本的道路，最终会葬送通识教育和传统文化的延续。他转向新实用主义寻求新通识教育改革的武器——实用人文主义。尽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于苏联的人造卫星先上太空，使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受到了激烈地批判和冲击。然而，在有反知性主义的传统美国，人们对实用主义理论情有独钟，杜威的实用主义在二十世纪末东山再起，再现其生命力。古尔德强调只有杜威的实用主义才能在形而上学与经验主义之间搭起桥梁。实用主义教育中的实践参与不仅将自主学习与发现联系起来，也学习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协调这个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他认为理查德·罗蒂的新实用主义的补充更加明确了真理与道德是处于偶然中进步的开放的状态，那才是新通识教育的哲学基础。我们如果读过罗蒂的《实用主义的后果》（Richard Rorty，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1982年）的话，会更加明白这个古尔德似乎一笔带过的论述。罗蒂在《实用主义的后果》文集里提出的三个命题都能成为重新寻找新通识教育，对新概念下定义的最好的哲学基础。即：1、反本质论。任何事物都可以重新描述，可以使它更好或更坏；2、反传统的知识论。反对在使用目的和个人兴趣外寻找真理和追求知识的绝对方法。任何道德与科学都是相对的，真理和道德都不是超验的，要用实践智慧（phronesis）替代理论；3、赞成历史主义的观点，任何科学研究都有偶然性。真理是创造出来的，不是被发现的。古尔德的结论逻辑推理简单地归结起来是这样的：这种新通识教育本身强调个体自由成长和对群体民主主义的追求，与美国国家追求的民主主义社会目标一致，所以一定能在探索之中不断实践。美国高等教育的使命是“使学生投入教育产业，在创造民主价值的过程中，如何获得这些民主价值。”我与好几位国内高等教育研究专业（这个专业设立也很奇怪）的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围绕该书展开讨论的时候，他们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古尔德在最后两章中叙述的关于新实用主义的旨意。几位教育学科专业人士，竟然对大名鼎鼎的新实用主义者罗蒂及其著述一无所知。虽然近几年也有不少国内学者介绍罗蒂的著述，他本人还访问过中国。
三、美国高等教育公司化的经验
如果把1918年出版的凡伯伦《美国的高级学术》一书里详尽地描绘、嘲笑的形形色色被他称之为“堕落”的大学经营中的商业现象和《公司文化中的大学》前几章叙述的美国大学通识教育危机的现状相比，中国读者会发现经历了八十多年（期间还包括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两次高等教育大众化、民主化高潮）的美国高等教育，其产业化、公司化带来的弊端并没有快速地恶化，至少要比我们想象的要轻得多、慢得多。不管怎么说，美国高等教育今天依然是世界第一。若真要仔细分析原因，这个题目大得可以著书立说了。粗粗想来，从教育对个人与社会两方面的功能来看，我们就至少可以知道以下两点：一、所谓产业化、公司化、商品化、市场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相互竞争的基础上的。如果是存在真正的竞争的话，哪怕有点小花招、打点法制上的擦边球，甚至个别舞弊现象，也都是有限的。终究还由顾客从个人收益来做出判断和选择——筛选和淘汰，而“教育公司”的种种经营手法无非是要吸引顾客，以至为了吸引好的学生与
教师来校，“商业原则”也不得不对教学和学术做出些让步。而中国高等教育的产业化，不是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下的竞争，其弊端也就立竿见影。二、美国的大学商业竞争中尽管存在牺牲通识教育、人文教育，有重收益、轻学术，厚实用、薄理论等等倾向，但是，正如德鲁克指出的，最需要分享知识价值而对知识信任的是西方国家的公司（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知识，都是建立在西方实力的基础上，包括科学、工具、技术、生产力、经济学和金融银行等等。如果没有对西方理念和整个西方传统的理解与接受，这一切就不能发挥作用。”文科的作用就是要促进学生接受这种理念和传统，各种实用学科背后依然必须有坚强的基础理论学科来支撑。基础理论学科制约着大学不能完全抛弃对真理的追求，保持象牙塔的一小块领地。因此，古尔德在书的最后画龙点睛地指出，大学使命的表述其实是带有很强政治色彩的口号。美国众多的大学，“很少打算把他们的使命明确定为坚决反对商业价值、财富积累和社会压迫”，但是，他们也不会公开否定大学负有对科学、学术、真理和民主主义的追求，这些永远也难以彻底抛弃的理念。八十年前凡伯伦在《美国的高级学术》也曾经描述、分析过这样一幅实用主义使得美国大学里呈现出商业与学术两者折衷、模糊的风景：
如果论及社会科学领域学院领导阶层的声誉，可以这么说，领导及其追随者们无不严于律己，无不以令人钦佩的精神致力于学术探究活动，从而使该活动遵循正确、有利的原则，按照事情正常标准的进程运作；也可以说，通过他们的这种探究活动所得出的结论，使人们对这些领域中什么是正确、有利的，什么是事情的正常标准进程等问题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这样，在人类的公共机构领域内，以这种精神运作的探究活动，当然属于处世才能之流而非科学之类。“实用性”问题占用了这些科学家们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这些实用性或功利主义的考虑支配着这一探究活动的进程，塑造了这些科学领域内一般的法则体系，其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物质科学领域内的实用性或功利主义的考虑。因此，忙于这些事务的科学家们，应对其学术探究活动及其教学工作的实用价值有一种警觉意识，这是他们获得官方认可的主要必备条件之一；同时，这也是这些科学家们工作的主要特征之一。所以，只要这些科学家们的工作完全符合竞争性商业原则，那么，在科学领域内处世才能与理论上的正确性之间的分界线就会变得特别模糊。人们也可能顺便会注意到如下情况：传统科学的影响，不论是在其方法还是在其原则方面，都表现得对于人具有十足的功利价值；总的说来，它有助于人们对客观事物现实状况的认可，不是满腔热忱地接受，便是安全而明智地赞同，而对于“它们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之类的问题，则没有多余的好奇心。上述处于当前竞争性企业管理体制下科学家的地位与效用，说明了学术政策的具体运作应当遵循不受约束的商业原则，而并非在任何实际情况中都要求做的恰如其分、不能逾越刻板的条条框框。尽管它涉及到当前客观事实的方方面面，但是，这里所说的仅仅是一种理想的情形，而并非事件之间的实际关系。实际上，在这样一种高效率苛求的压力下，在很不确定和不断变更的地位基础上，学术成就方面的理想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偏离了自身的立场；因此，这种事情的运作趋向就是学术理想和商业理想之间的妥协折衷。
1904年马克斯·韦伯访问了美国。韦伯考察美国的大学时，也已经看到，在传统行会式的学术管理制度和国家权力的过度干预行政体系下的德国大学，已经在大工业生产资本主义体制中失去活力，美国的商业管理主导下的大学将有无限的生机。
由此可见，古尔德的乐观的新实用主义也有其合理的缘由。
（《公司文化中的大学》，古尔德著，吕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美国的高级学术》，凡伯伦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读
郑也夫的《阅读生物学札记》是本有意思的书。与其说是在读生物学，不如说更多地是在借生物学来思考人类文化。
纵观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科学史，我们不难看到，物理学和生物学是分别对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人们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两门科学。它们的这种巨大影响当然是因为“这两个学科方法论与哲学观上的征服人心的伟大力量”。但是两者在中国的命运却大不一样。物理学及其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一系列发现，由于革命导师的青睐和评价而在我们这儿获得了几乎是仅次于哲学的重要地位；而生物学——尤其是它与社会历史现象的关联，则由于上个世纪苏联人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而蒙受骂名。这种现象应该改变了。之所以需要改变，是因为生物学的现代发展越来越表现出它在理论和方法上的重要意义；另外，就是上世纪物理学的一系列伟大发现所导致的飞速的科技变革如今已产生的负作用。
这个话题可以从回顾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开始。作者提到的一本老书《比一千个太阳还亮》，这部书和其中的很多情节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并不陌生。如，在慕尼黑的咖啡馆里，一些年轻的物理学家们来到这儿，一边喝着啤酒一边高谈阔论，当他们离去之后，酒馆的侍者从来不去擦掉他们写在大理石桌上的潦草的数学公式，以便第二天他们来到之后继续他们前一天的讨论。读到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