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6期-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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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材料的综合分析。如在第四章第四节讲到夏商的骑乘情况时，宋先生引用《诗·大雅·绵》“古公直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一则材料，辅以《易传》的相关记载，在综合顾炎武和高亨注的基础上，认为“至周代，骑马出行已广泛见诸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后，宋先生用甲骨文与《仪礼》《说文》《韩诗外传》所记两马挽引的例子，引出商代的骑兵之马“两”。继而，又引用殷墟发掘成果对商代单骑和骑兵之马的存在加以证实。最后，对高级权贵和一般贵族乘马车和骑马现象做了精彩地分析。综观全书，先生立论无不如此，总是尽最大可能地占有材料，而后加以综合、对比和分析。
由于本书为社会生活史，蕴含丰富，因此，在广泛利用文献、古文字、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宋先生还大量借鉴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成果。如在第三章中通过对文化人类学和我国西南地区婚姻习俗的借鉴研究，对夏商的婚俗及文献的解读多有创见。宋先生利用《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子》《礼含文嘉》《吴越春秋》等文献中有关禹的记载，对夏代建立过程中，由母权制进入父权制过渡阶段末叶，婚制婚俗前后不同时期的变化色彩进行了详尽分析。例《吴越春秋》中所记“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娶辛壬癸甲”一句，注引《吕氏春秋》云：“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不以私害公”代表了对禹“娶辛壬癸甲”的传统认识，宋先生则将摩尔根的理论引入到该句的理解，“禹每隔六日即往女方氏族与涂山女共同生活辛壬癸甲四连日……”说明走访婚转为对偶婚。这种方法无疑对今后的文献研究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第二，对许多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专深而又前沿的研究
《夏商社会生活史》是一部非常厚重的学术专著，对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重大突破。我们可以截取几个视角来看一下。
记得上大学时老师讲到，中国最早的人口统计是《国语》所记“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而实际上，根据文献和甲骨文记载，早至夏商已经进行人口统计。宋先生在第二章对夏商人口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估测，使得这一人口史和夏商史研究上的难题得以攻破。宋先生所采用的方法科学而严谨，他先是通过文献与甲骨文记载对夏商时期得人口统计之举进行了梳理。而后最具特色的是先生对于夏商人口总数的估测，他的立足点是《尉缭子》“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他列表对78座分属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时期或夏商之际的古城遗址的人口数量加以推算，使得大量庞杂而又凌乱的考古遗址“焕发
出生机”，这种对考古材料深入“发掘”的方法也使得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凸现出来。宋先生又对商代的八座方国邑进行人口估测，并结合甲骨文所记68个方国，得出晚商方国人口数约为180万左右。夏商人口数量最后的结论是“夏初约为240万～270万人，商初约为400～450万人，至晚商大致增至780万人左右”。而后，通过人口学复利公式，算出当时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o~1．20％o。相比而言，中国鸦片战争前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人口年均递增也仅为1％o，与夏商几乎相同，这种情况值得重视。
本书还密切关注学术前沿，国家博物馆新近入藏晚商射礼铜鼋，宋先生结合花园庄东地甲骨对晚商射礼进行详尽考述。习射礼起源不详，一般认为盛行于西周中期，先生通过对花东卜辞研究认为：“逐渐脱离宗教权威支撑而用来体现贵族子弟矢射能力的习射礼，已可上溯至商代。”商代存在常规射、慢射和快射三种不同的礼仪，或三种不同弓的习射竞技。铜鼋所记商王在洹水竞射，与文献所记习射礼于泽，两相印证。宋先生的剖析，使晦暗不明的商代射礼仪程真相大白。
本书对甲骨学的研究亦有重要贡献。殷商王朝的占卜制度是甲骨学的一个重大难题。宋先生将其归纳为“曰正反对贞，同事异问，一事多卜；曰习卜之制；曰三卜之制；曰卜筮并用，参照联系”。他对习卜的根源进行阐释，认为：“习卜之制，其要核表现在不同时间因袭前事，无非为了使甲骨占卜兆象获得更理想的结果，更适应事情的可变性，也是殷商王朝出于应变复杂事态而力图在占卜场合发挥其主观能动因素的努力所致。”同时，商代一般场合一次卜用三骨。三卜制’的确立，是与殷商王朝卜官建制相应的。”先生对于占卜制度的阐释使我们对于卜辞内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其它再如先生对于多妣多妇命名、纪时制、商代的饮食心态、宗教观念等问题的分析，也是多有创见。
第三，成功构建夏商社会生活史的体系理论
这部夏商社会生活史的撰写，是开创性的。经过初版和这部增订版，其体系已经被成功地构建起来。全书共分为十章：
1、环境、居宅、邑聚2、人口3、婚姻4、交通5、饮食6、服饰7、农业礼俗8、人生俗尚与病患医疗9、宗教信仰10、文字与文体。
这十章涉及夏商社会的诸多方面，没有高超的能力很难驾御。宋先生将其脉络关系归纳为四大系列：“首章为夏商社会氛围总观，第二至四章属夏商社会构成运作范畴，第五至六章是夏商物质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表象，第七至十章为夏商社会精神生活和文化面面观，内聚积极和消极两分的社会调节功能。”这十个方面既各自成章，又依次递进，结构紧凑而又错落有致。
当然，研究夏商社会生活史，重在阐释其深层内涵。诚如宋先生所言：“研究夏商社会生活史旨在感知和捕捉夏商历史流程中的社会生活运作系列，决不是单单去罗列和汇编一长串资料，或仅仅静止地累积一些庞杂的过时知识，而应是致力于启动现代思维认识的睿智，会通多学科研究中的有效手段，以系统工程的经纬意识，考察夏商社会生活的内核外延，归纳其嬗变之迹，探求其演化之途，总结其内在特征和外在规律，再构学术建设的社会价值与历史的教育功能。”
我们看到，本书总是力求对材料进行深入地剖析，进行理论的升华。如在首章对于夏商国土经略的对比，先生认为：“夏代正处于人地关系矛盾交织之际，受当时生存条件和生存手段的限制，人们尚不能轻弃故居地去另谋‘生物圈’，夏代贵族统治集团的都邑迁徙，重视‘收夏众’，‘固邦士’，是具有深刻的政治地理结构性原因的o…”而“商王朝的立国之本，是以商族贵族集团为主体，致力于四方异姓国族的拥持归附”。再如第八章对于礼俗和刑法的总结，他认为：“礼是人为理性化的产物，经有意识提倡推广，成为中国文化的纵向线和大传统，俗尚则是社会因地制宜的生活实践产物，构成了社会的横断面和小传统，而刑法的强制机制，无疑成为推动礼俗缘饰整合的有效因素。”类似的例子在书中不胜枚举。
为便于读者对于全书有个总体地了解，宋先生特列出八点提示，“以便读者在本书体味其投影和轨迹”：
其一，自然生态环境对夏商人文背景的制约；
其二，家族本位对社会构成的作用；
其三，族氏内向外展意识对社会行为观念的支配；
其四，政治体制对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持；
其五，等级礼制对人际伦际关系的规范；
其六，经济形态对社会物质生活两分的催化；
其七，地域文化流动对社会俗尚的整合；
其八，宗教信仰对社会存在系统的凝聚。
应该说，这八点提示一方面映射出本书的主要框架，另一方面揭示了夏商社会运作的潜在根源，有利于我们从宏观上认识和把握夏商社会的演变轨迹。
第四，贴近生活，回归夏商
写一部学术著作不易，而写一部能使读者身心融人的学术著作则更难。夏商距离我们今天已经相当遥远，对于很多人来说，夏商留给他们的印象只不过是大禹治水、玄鸟生商、商纣暴政等几个有限的概念。夏商人的生活情况如何？他们住在哪里？他们生了病怎么办？这些问题则模糊不清。夏商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烹饪礼俗、计时制度包括文字等都可追述到那个时期。正确认识和充分了解夏商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我们不能不感叹，融学术性和知识性而又能贴近日常生活的夏商史著作非常缺乏。而《夏商社会生活史》的推出，则弥补了我们这一遗憾。应该说，本书仍是一部专深的学术著作，但它的切入点却又恰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本书从佶屈聱牙的文献和枯燥的发掘报告中抽出生活的内涵，极易引发读者的共鸣，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融入本书描写的意境中，穿越时光隧道，神游夏商。应该说，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在第一章第四节，宋先生描述居室设施和起居习俗。指出，夏商时代的民居，可分地面式建筑、半地穴式建筑，地穴式建筑三类。从居住面积而言，有一居室、二居室、三居室等等；从墙体建筑材料而言，有篱笆墙、木骨草泥墙、泥垛墙、夯土墙和土坯墙。现代城市人的住宅多是单元房，也分为几居室，而有过农村生活或经历的都见过土坯墙。看到这里，读者不由自主就会将夏商的民居与自己生活所见进行对比，很快就会发现有哪些不同，但更多是发现原来夏商人和我们有那么多共同之处。无形中，时间的距离感就没有了。
本书第五章对夏商饮食进行讲述。民以食为天，饮食乃是人类生存生活所必需，是没有时间隔阂的。商代的食粮也多见于今天，夏商时已经开始注重烹饪和使用调味品。饮食用具方面，商代的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今天我们所用的，而当时的箸就是我们今天的筷子，各类饮食用具的插图使我们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在筵席宴飨方面，当时为两餐制，这让我们今天习惯于三餐的人会感到很好奇。而当时的合族聚食，又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今天的家庭聚餐。
本书对于夏商人服饰的描写更加细致入微，栩栩如生。夏商人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又如何去了解他们的衣着呢？艺术来源于生活，“夏商各种人像雕塑，大致可分为跪坐、蹲居、箕踞、立式和头像五种，通过他们，足以考察时人的服饰款样和貌态”。宋先生通过对考古发现的夏商人像剥茧抽丝式地分析，使夏商人活生生地站在你的面前，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先生不仅条理各种人像的服饰和姿态，还根据这些特征确定了他们所属社会阶层。那衣饰华丽地箕踞玉石人像，多像一个放荡不羁的商代贵族，而光头无发像则又体现了当时罪隶和俘虏的落魄形象。此外，宋先生还结合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人像，对时人服饰的地区性差异进行了分析。
人们常说，书品见人品，读这本书，您不仅可以对宋先生最近十几年的学术轨迹有所了解，更能对他那扎实严谨的作风有深刻的感受。总之，《夏商社会生活史》增订本的出版是学界和广大读者的一件幸事，种种优点还需读者亲自体会。
（《夏商社会生活史》增订本＇上下册＇，宋镇豪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98．00元）
古典诗歌与现实人生间的温情
■ 任相梅
古典诗歌以其言简意丰和含蕴曲折，历来深受人们的喜爱。与之相随的诗话是诗歌的开启之钥，多数诗话往往“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陈义甚高；也有一些诗话，如欧阳修“退居汝阴而集以闲谈”的随笔，内容既与诗有关，且亲切可喜。《莫砺锋诗话》即是此类，莫砺锋先生以平易随意的语言，结合自身的经历和感受来解读诗歌，有温情和学识流转于古典诗歌与现实人生之间。
莫砺锋先生写这种诗话决非偶然，其师程千帆先生就有类似读后感的《读宋诗随笔》问世，《莫砺锋诗话》与之一脉相承，也是随笔性质。它是一本关于古典诗歌的读书札记，全书由四十篇文章组成，分为四十个专题，包括自然现象、民俗佳节、人情世故、人生体验、人之活动、名胜景观等等诸多内容。每个专题选录若干首诗，以此为对象加以展开话题讨论。莫砺锋先生长期沉潜浸润在古典诗歌之中，读书得间，自具慧眼，所选诗歌也别具心裁，且能兼及此专题的各方面意蕴。书中所涉及的诗歌决非仅限于所选录者，许多与主题相关的诗句都被作者巧妙自然地融人文中，还常“以诗证诗”，全文书卷芬芳，诗气盎然。莫砺锋先生是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古代文学博士，是卓有建树的唐宋诗研究专家，著作有《江西诗派研究》《杜甫评传》《朱熹的文学研究》《唐宋诗论稿》《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等；《莫砺锋诗话》是以专家之学为根柢，而用另一种笔墨来读诗，在古典诗歌和现实生活间作文化的引渡。
《四子讲德论》中载：“诗人感而后思，思而后积，积而后满，满而后作。”诗人是“感”字当头，读诗之人又何尝不是如此？程千帆先生读诗就很重“感发”，认为读诗是“感”字当头，而不是“知”字当头。（程千帆《答人问治诗》）莫砺锋先生师承此源，多次慨叹“诗人就是我的代言人，他的作品就是为我而写的，那样的诗当然会感人肺腑。”由于苦难的生活经历，使得他对诗歌中的甘苦有切身体会，“睹文辄见其心”（刘勰《文心雕龙·知音》）。
《莫砺锋诗话》最大的特色是常常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生命感悟来解读诗歌，让人倍感亲切和生动，从中更深邃的体悟到诗的内蕴，觉得古典诗歌离自己很近，虽有时空的阻隔，可心灵是相通的。把如此深沉的人生感悟融入诗歌中，并娓娓道来，读来更像是倾听一位阅尽沧桑的长者在谈心。莫砺锋先生平时待人接物似不多言，但当他在上课时，或者是在回忆时，就如同换了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世界。话语如同行云流水，随意行止，且对某些有情味的细节有令人惊奇的记忆力，这是专属于它的独语世界。如在《风景》篇中，品咂写景唐诗时，竟然发现有七首古诗重叠了自身经历，每则配之以小故事来阐述，大有“常见此景，诧君拾之”之感，不禁为古人栩栩如生的描写拍案叫绝，对诗人寄寓景象中的“独喻之微”深有会心。写景之诗如此，纪事抒情之作亦然。童年读小人书、临摹图画等等，自感于心，真是“青灯有味似儿时”；青年时在风雨凄凄值日车站别母时的酸楚，博士论文答辩成功之后念及亡父而不由得失声痛哭，读了忍不住热泪盈眶，所谓“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三春之晖的深情谁不为之动容；写到女儿“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调皮，“移凳伏书桌，画鱼又画鸟”的乖巧，女儿出国时的无限叮咛——“汝为吉州吏，但饮吉州水”的谆谆教导，“江中有鲤鱼，频寄书一纸”的殷殷嘱托，舐犊之情，跃然纸上。
这种由诗歌意境激发出的生活情感的体认，当得益于莫砺锋先生对诗歌的谙熟和独到的领悟力，尤其是建立在他一生丰富坎坷的经历之上。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高中毕业的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