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6期-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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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的是今天的施琅故事的义理演绎。但问题在于历史人物不是可以随意包装的，春秋笔法也不是信手拈来的，如果我们可以幸运地换一个历史人物，这个人物没有施琅那样的人格污点和面临夷夏之辨的难题，情形就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这个至少私德有亏的施琅硬是让固执的陈明派上了用场，于是问题不但复杂了，而且由于陈明没有能力在理论上进行更大的建构，所以，下面我要分析的新儒家的理论缺陷就出现了。当然，在此我并不是说好的理论一定要找好的历史个案来证明，但关键是理论的解释力，历史事件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历史人物也都是有血有肉的，蹩脚的人和物所给出的困难，或许是理论正确与否的真正的试金石。
二、新儒家的理论吊诡
我曾经说，我对于陈明大部分的理论主张基本上是赞同的，但是，在施琅问题上，我虽依然支持陈明的结论性的基本观点，然而他在回应来自传统（儒家）思想内部的挞伐方面，在回应来自自由派的批评方面，也就是说在应对上述两个方面的理论诘难时，陈明表达中的理论漏洞是我不能赞同的。或者说，在我看来，陈明这个新儒家在上述两个维度的理论争议中，出现了两个重大的理论吊诡’，而之所以如此，是与他仅有一个简单的所谓“即用见体”的空泛哲学教条，并没有实质性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有关，与他缺乏对于从王朝政治转型为民族国家的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演变的深刻认识，以及缺乏对于现代国家政制的深刻认识有关。因此，他对于这两种批评，很难给予实质性、建设性的回应，更无法超越它们。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指出陈明新儒家理论上的缺失并不意味着我赞同他的两个主要反对方。在我看来，陈明的批评者们也许比他的问题更多，更不可取，而在今日中国我们更需要的是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而不是复古主义的乡愁和自由派的幼稚病。
我们先看陈明新儒家的第一个吊诡。
施琅问题首先是在传统儒家思想内部产生重大争议的，甚至引发了他们之间的分裂。之所以如此，关键是一个新的因素在传统儒家思想脉络中凸显出来，这就是民族国家的问题。对此，陈明所代表的新儒家一派，基本上以这个现实的中国社会之无法逃避的民族国家为立论依据，所谓“即用见体”的哲学观其实用主义的底色便是服务于这个民族国家之需要。而传统的儒家思想乃至其他新儒家人物，并没有或者并不认同这个后出的民族国家，他们仍然按照王朝政治的纲纪礼俗、夏夷之辨、公义私德等标准来评判历史，臧否人物，民族国家以及相关的价值体系、政治纲序、命理法度等等，是在他们的视野之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价值倾向，虽然同为新儒家，他们之间的差别甚至比他们之与其他理论派别的差别更大。
早先，施琅事件是在一个王朝政治的开放的体系内出现的，因此，就历史的真实来说，传统保守主义的诸多观点是成立的，尽管其中也涉及朱明与满清的夏夷之辨，但这个问题在传统的中国儒家理论中得到了解决。中国历史上类似的王朝变迁不止一个，传统儒家的正统理论（所谓政统、法统、学统）足以应对这个问题。有意思的是，所谓的汉族主义反而在这个儒家正统理论中成为偏激狭隘的异数（由此看来，无论从传统儒家正统观念还是从民族国家的现代理论来说，狭隘极端的汉族主义都是不足道哉的）。从这个理论推开，苏武、文天祥、史可法之所以成为民族英雄，洪承畴、吴三桂、施琅之所以成为汉奸，并不在于他们作为汉人是否维系汉族存续这个标准，而在于上述之三统是否存续这个标准，清国史馆特修《贰臣传》，也是按照这个三统之义理。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保守主义乃至新儒家的命脉之学拒斥陈明的翻案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即便是从王朝正朔的核心立场出发接受陈明“历史是生成的，国家是建构的，文化是多元的”主张，也得不出陈明想要弘发的新儒家观点。要知道，中国儒家的思想观念在王朝政治的统序内也是完全可以开放的，宋儒的接引佛学，满清的传承华夏文明，晚清康
有为的托古改制，等等就是例证。
如今，陈明是在一个不同于王朝政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场上策划施剧的，因此，他是把王朝历史中的施琅放在一个全新的语境中来说事。然而，除了提出几个抽象的哲学口号之外，并没有在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给出强有力的理论陈述，即他并没有指出民族国家与王朝政治的本质性不同，并没有指出从王朝国家转向民族国家这个中国历史天命的问题所在，只是凭着某种感觉把施琅生硬地从历史上移植过来，企图用这个僵尸来医治现代中国海峡两岸分治的痼疾，用心良苦，结果荒谬。
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之问题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凡一百五十年，已经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王朝政治的历史逻辑，其生长中的诸多疾病绝不是颠覆一下历史叙事就可以解决了的，施琅问题涉及古今中外四个方面的问题，必须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来考察。陈明新儒家“即用见体”的哲学观和“历史是生成的，国家是建构的，文化是多元的”核心主张，如果要超越传统王朝政治的藩篱，摆脱实用主义的工具论，必须在现代政治哲学方面为民族国家的认同构建理论基础，并且在历史哲学方面为中国从王朝政治向民族国家的转型提供强有力的理论说明。对于陈明新儒家的努力，我十分赞赏，尽管他们做的还远远不够。相比之下，对于固守传统的新儒家保守主义（或叫作泥古主义），我虽然充满同情的理解和尊重，但他们视一百五十年中国建设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为无物，梦想以传统的纲常礼序来重整内部秩序，以仁义礼智信来安顿现代人心诉求，以华夷之辨来解决国际间冲突，在我看来，同样是用心良苦，结果荒谬。
下面我们来看陈明新儒家的第二个吊诡。
陈明在他的多次论述中反复强调，他抬出施琅为的是用中国的历史之酒杯来浇他心中的现代国家分裂之块垒，在他看来，为了维护现代中国民族国家之利益，把施琅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在今天搬用过来，至少在电视中演义一番，是大有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中国人民的反对国家分裂的斗志。但是，他的一番武力、斗志、意志云云，其结果却是引来了滔滔批判，这也许是他始料未及的。在诸多反对者中，暂且不说传统儒家，他们认为陈明不辨夏夷，误把杭州作汴州（他们并不反对武力手段，而是质疑何谓敌友），也不说理想的和平主义者，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他们只是质疑武力本身）。在此，我们主要来看第三类批判者，他们大多属于公共的自由派人士。
与传统儒家的思维路径不同，公共自由派与陈明新儒家共享同一个现代政治的话语平台，他们并不愿纠缠于中国历史从王朝政治向民族国家演变中的诸多义理难题，关心的是在当今大陆与台海分治的现实情况下的“施琅问题”。在他们看来，陈明在新儒家话语下的为施琅翻案具有很恶劣的影响，不仅是愚蠢的，更是不正义的。因为，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其存在的首要基础便是其统治的合法性（Iegitimacy）；而陈明新儒家悬设了这个政治合法性或政治正义性问题，以所谓国家版图、民族利益、历史传承、未来图景等托词来为武力解决台海问题做辩护，这首先是丧失了基本的现代政治原则。应该指出，这些诘难确实是击中了陈明新儒家的要害，对此，我是认同的。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只要新儒家认同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义理（而不是王朝政治的义理），共享现代政治的话语平台，这个首要的政治价值问题就遮蔽不了，就必须做出明确的抉择。
当然，陈明或许感到有些冤枉，他可能会说他从来就不反对宪政民主，他的施剧策划只是三年前的事情，那时的情况与现在不同，而且，他在其他文章中也还发表了有关和平统一的另外观点，但这些就施琅事件本身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事情上面他的观点是片面的，遭致误解的责任在他。当然，陈明也还可以进一步反驳，他会如此质疑公共自由派：在解决了政治正当性之后，就可以美好地解决历史遗留的分裂问题，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谓土地、民族、政权等民族国家的一系列问题了吗？应该承认，陈明的反驳是成立的，他在一系列的回应对话中反复陈述的是有关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如何实现统一的对策性手段以及有效性和合法性乃至正当性问题。例如，他的有关国家版图、土地优先、长远图景、软硬两手、国家利益以及三种历史政治形态的排序可供选择等论述，都与此有关。
应该说陈明还是深入地思考过并且提出了‘些重要观点，但总的来看，它们并不系统，还没有上升到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而且在遮蔽了现代民族国家等根本性问题之后，他的理论缺陷就更突出了。也就是说，陈明对于现代政制的根本问题上没有搞清楚，其维护民族国家的手段与目的之考量，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有关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性辩护不但贫乏无力，甚至让人反感。
三、公共自由派的幼稚病
我前面曾经说过，中国现时代处于一个转型的特殊政治时期，在其中任何一个重大的问题都难免涉及古今中西之争，粗浅地看，陈明新儒家的第一个理论吊诡属于古今之争，第二个吊诡属于中西之争。在古今问题上，传统儒家虽然自成一统，但自持固守显然已昧于当今中国乃至世界潮流，不求变革，别无出路。陈明新儒家顺时应变，寻求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型，这是令人欣慰的努力。但是，问题在于新儒家的现代转型并不一定非要颠覆一切传统的叙事，有关施琅的争议实在没有什么必要。如果说这个古今之争有内容和意义的话，那只是在鸦片战争以降的人事纠葛中才显示出富有张力的蕴涵，而且，我主张渐进的改良，激进主义为中国现代社会带来的灾难无复多言。所以，化解古今之争的有效方法是改良主义，对此，陈明新儒家想必并无疑义，只是陈明导演的“理论施琅”并没有开出这样一个路径。
其实，更大的困难是所谓中西之争问题。在我看来，这个有关国家正义的争论，从根本性上并不能说是中西之争，虽然从形式上看，现代民族国家起源于西方社会，现代国家的宪政民主、法治人权、市场经济等肇始于西方，但西方先行出现的东西并不等于就垄断性地属于西方所有，这个问题的双方并不意味着一个是中国的特殊性，另一个是西方的普遍性（或同样是特殊性），仿佛中西两方势不两立。在这个问题上，陈明新儒家敢于冲出传统主义之藩篱，进入现代民族国家之政治平台，虽然理论尚不成熟，但面对现实的真问题，提出自己的或许是不完备乃至错误的方案，其勇气令人钦佩。相比之下，作为公共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秋风，他的观点和责备却是在逃避真正的现实问题，不负责任地用传统主义和后民族国家两个大棒夹击陈明，而把民族国家的“政治”问题（当然也包括民族国家间关系问题）遮蔽起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典型的自由派幼稚病。
对于公共自由派对陈明的指责若合符节，我表示赞同。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总的方面来说，对于公共自由派的观点我是有保留的，他们固然在批评陈明时指出了现代政制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并且确实击中了陈明的软肋。然而，他们也并不比陈明新儒家的思想高明到哪里，他们在批评陈明片面性的同时自己也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在指出陈明的理论矛盾的同时自己也同样陷入了另一个困境。说到底就是，回避乃至排斥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
秋风为了驳斥陈明，不惜放弃其基本立场，甚至还用后国家理论对付陈明。现在我要问的是：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实践是西方的吗？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这个一百五十年来中国历史的头等伟业，这是西方的事业吗？显然，按照公共自由派的哲学原理，尤其是按照他们服膺的所谓启蒙思想，自由政制是不分中国与西方之差别的，他们的人权理论、法治思想和民主政治——这些他们奉为圭臬的教条，从来就不容中西之别的特殊论之隔阂，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打破民族、时代之界限，建立一个自由美丽的新世界。为什么在陈明新儒家欲挣脱传统束缚之努力时，他们非但不欢迎反而设置中西之对垒而加以拒斥呢？公共自由派对于陈明的批判，与其说是后者没有为通过武力统一国家行为给出正当性证明，不如说是后者承认了民族国家这个存在本身。在他们看来，国家这个法权主体是没有必要存在的，国家只是一个外部视角下的虚假拟制，中国的问题只有一个内部视角，那就是去国家（主义），因此，陈明新儒家诉诸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变革是没有出路的。
对于秋风的普通法思路，我在理论上是支持的，但是，我认为他的理论是不现实的，是片面的，充分表现出了公共自由派的幼稚病。因为，他们既没有全面而真实的理解英美的自由主义政治，也没有全面而真实地理解中国近一百五十年现代社会转型的本质。我在多篇文章中一再指出，英美自由主义从来就不单纯是一种去国家的理论，人家从来都是讲国家讲政治的，美国的国家利益与自由政制从来就是不分离的，他们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没有国家的自由主义在世界从来就没有真实地存在过。试问：在当今世界，哪里有这样一个只有宪政而没有国家的地方？
应该指出，陈明新儒家尽管存在着两个理论上的矛盾，尤其是对于民族国家的正当性问题重视不够，但他们的路径是现实正确的，符合中国一百五十年来的时代潮流。基于这个立场，我们看到，陈明对于徐友渔的抱怨也是有道理的。徐友渔对于陈明缺乏政治正当性的指责是成立的，但是，在目前台海面临危机这个攸关民族国家的困境问题上，他除了道义上的指责，并没有拿出什么建设性的方案。相比之下，在我看来，萧瀚的宪法爱国主义是当前自由派言辞中最有建设性的主张，尽管单纯地立足于宪政民主这个路径有些单一，但他有把国家与宪政结合在一起来化解台海危机的倾向，而这个维度是可以开辟出有关自由民族国家之诸多积极性问题阈的。此外，李泽厚的所谓吃饭哲学加科技强国似乎也属于现代性的一种理论，但由于他的康德道德主义之新仍然没有逃脱旧思想之窠臼，所以，对于施琅问题，他的发言是无力的，他的新历史唯物主义之药根本无法疗治中国现代性转型所生产的自由、宪政国家的统一之痛。
四、我的几点想法
从外部环境来看，我们融入的世界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秩序，尽管目前世界不时有去国家化的呼声，但今日的世界依然是由民族国家构成的，这个世界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演变至今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个历史阶段，西方各主要国家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相继完成了民族国家的国家建设，而且实现了自由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