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第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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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达尔文的学说在他生前远没有被普遍接受。确实，它由于当时几位杰出的科学家的研究和著作而得到加强。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在他于 1863年发表的《人类的古代》一书中接受了达尔文主义。两位最主要的植物学家——英国基尤植物园的主任约瑟夫·胡克爵士和哈佛大学教授阿萨·格雷也成为达尔文主义者。在达尔文主义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当中，还有两位著名的生物学家——德国人恩斯特·海克尔和英国人托马斯·赫胥黎，后者称自己为“达尔文的斗犬”。
但是，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教士中间，却存在着激烈的反对。这是可理解的，因为正如以往哥白尼的天文学体系废除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一样，达尔文主义似乎废黜了人类在地球历史上的中心地位。当达尔文于 1871年发表另一部著作《人类的由来》时，教士们自然得出如此结论。达尔文在这部著作中安排了人类与整个动物生活有关的证据，断定“如果有谁不愿意象野蛮人那样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看作是支离破碎的，那他就不再能相信人类是一个单独的创造行为的成果”。也就是说，达尔文否认了神的创造材为。由于他说人类起源于猴子，损害了人类的尊严、道德和宗教，他受到了不公正的谴责。本杰明·迪斯累里曾在严宣告：如果要在猿和天使之间作选择，他将站在天使这一边。
尽管达尔文主义受到宗教界和其他集团的敌视，它还是对西方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它对最适者生存和生存斗争的强调极妙地与时代倾向相适应。例如，政治上，这是俾斯麦以血和铁统一德国的时期。他在各国的民族主义赞美者认为达尔文主义给了他们支持和正当理由。他们认为在政治活动中和在自然界一样，最强有力者是得胜者，好战的品质决定谁将在国际“生存斗争”中获胜。经济生活中，这是自由经营和粗鲁的个人主义的时期。舒适的、心满意足的上、中层阶级激烈反对国家为促进较大的社会平等而作出的任何干预。他们论证说，他们应得到幸福和成功，因为他们已证明自己较无能的穷人更“适合”，而且，大公司对小公司的兼并是“生存斗争”的一部分。 19世纪后期也是殖民地扩张的黄金时期，达尔文主义被用来为帝国主义辩护。有人争辩说，殖民地是强国的繁荣和生存所必需的；还有人争辩说，按照世间的成就判断，诸土著民族软弱、低劣，需要优越的、较强大的欧洲人的保护和指导。
这种将达尔文的学说应用到社会舞台的做法，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本人从没想到他的研究结果会以这一方式被利用，更不用说有这种打算了。然而，事实仍然是，它们被如此地利用了；原因在于，它们似乎为当时由于其他缘故而开始支配欧洲的唯物主义即现实政策提供了科学的支持。简言之，达尔文主义合宜地与吉卜林的以下这句名言相一致：
有力量者应该有所获，
能有所获者应该保持住。
另一位英国作家希莱尔·贝洛克在提到欧洲人在非洲的地位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已得到
马克沁机枪，而他们却没有。
六、结论
随着 19世纪的过去，科学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日益重要的部分。在19世纪初，科学仍处于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边缘。但是，到它为久已建立的工业作出基本贡献的19世纪末，它正在创造全新的工业，正在不但深深地影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并且深深地影响他们的思想方式。此外，由科学革命造成的这种变化还以无数方式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整个世界。科学使欧洲在技术上对世界的霸权成为可能，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霸权的性质和作用。科学还为19世纪西方在智力方面的优势提供了基础。欧洲的艺术、宗教或哲学没有给非西方民族以巨大影响，因为非西方民族已在这些领域作出了类似的贡献。但是，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就不存在如此的平等。只有西方掌握了自然界的种种秘密，并为了人类的物质进步而对它们进行了利用。这是一个不可否认、有说服力的事实。非西方人不再轻视欧洲人，不再将欧洲人看作碰巧在帆船和火器方面拥有某种优势的不文明的野蛮人。他们勉强地承认了欧洲科学革命的意义。因此，从前的殖民地民族在今天的主要目标是亲自经历这场他们因偶然的历史环境而错过的独特的革命。甚至在1914年以前，遥远的乌兹别克的一位土著民族主义领袖已劝告他的人民要求助于科学，将科学作为恢复他们自由的唯一手段。
科学是一个政府欣欣向荣的原因。科学是一个民族进步的起因。科学是那种非常强有力的手段；科学的存在使野蛮的美洲人上升到他们现在所据的很高的地位、拥有力量，科学的缺乏使波斯人沦于他们现在所处的低下地位、蒙受耻辱。科学是使英国人成为印度、埃及、俾路支和阿拉伯半岛部分地区的主人的手段，也是使俄国人当上鞑靼人、吉尔吉斯、突厥斯坦和高加索穆斯林的统治者的手段。最后，正是由于科学，土耳其辽阔的领土给移交到外国人手中，法国的三色旗在非斯的伊斯兰教徒头上招展。……
如果你们学习当代科学，你们将能够制造电报机，铺设铁路，在 20天内把几十万名士兵从地球的一端运送到另一端，……将能够领会《古兰经》的秘密含义，为捍卫伊斯兰教制造步枪和大炮，把祖国从外国人手中解放出来……将能够使我们民族摆脱异教徒的枷锁，使伊斯兰教恢复其早先的崇高地位。
杰出的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将科学革命的世界意义总结如下：
古代世界在其遗产被分散以前正在银象科学革命那样的事物发展的任何征兆似乎是不存在的；拜占庭帝国不顾其古典传统的连续性、老是抓住古代思想并以巨大的变化中的力量予以改造的任何征兆似乎也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必须将科学革命意作是西方的一个创造性的产物——它取决于仅存在于西欧的一系列复杂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或许还取决于大陆这一半的生活和历史中的某种能动性。因此，当时不仅在其他因素中有一新因素被引入历史，而且它是仅能生长的，并在其活动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以致从一开始起它就自觉地担任了一个指挥的角色，可以说，它开始控创了其他因素——正如中世纪的基督教渗透到生活和思想的每一角落后开始支配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因此，当我们谈及在最近几个世代中被传入象日本那样的东方国家的西方文明时，我们不是指希腊——罗马哲学和人文主义者的思想，也不是指日本的基督教化，而是指在 17世纪后半世纪开始改变西方面貌的科学、思想方式和文明的所有器具。
《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第十一章
工业革命
我们发觉自己处于这样一个世界中：在这世界里，有着迅速的运动和不平稳的退却；在这世界里，前所未有地挤满了人——人们在巨大城市的人行道上互相推挤，人们不自在地隐居在高大公寓的小房间内沉思或空想；在这世界里，充满了流线型汽车、有轨电车和飞机；这世界受到了来自传声筒的唱声的干扰，遭到了新闻标题以及电影和电视中的不断变化的镜头的攻击。这世界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种经济统治——工业文明的统治——的一部分；它不但为西欧诸民族所分享，也为俄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所分享，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人和印度人所分享。
——约翰·尤·内夫
人类的物质文化在过去 200年中发生的变化远甚于前5000年。18世纪时，人类的生活方式实质上与古代的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生活方式相同。人类仍在用同样的材料建造房屋，用同样的牲畜驮运自己和行李，用同样的帆和桨推动船，用同样的纺织品制作衣服，用同样的蜡烛和火炬照明。然而今天，金属和塑料补充了石块和木头，铁路、汽车和飞机取代了牛、马和驴，蒸汽机、内燃机和原子动力代替风和人力来推动船，大量合成纤维织物与传统的棉布、毛织品和亚麻织物竞争，电使蜡烛黯然失色，并已成为只要按一下开关，便可做大量功的动力之源。
这一划时代的变化的起因一方面见于前章提到的科学革命，一方面见于所谓的工业革命。人们之所以要修饰以“所谓的”，是因为对使用工业革命一词感到很不自在。我们已指出过，在某些方面，工业革命早在 18世纪以前已开始进行，并由于各种实际的目的而继续到现在。显然，在一个突然地开始和结束的惊人变化的意义上说，这不是一场革命。
然而，事实仍旧是， 18世纪80年代间，生产力确有了惊人的进展，或者，如现在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生产力有了“一个进入自驱动的发展的起飞”。更明确地说，当时产生了一个机械化工厂体系，它以迅速降低的成本极大量地生产商品，以致它不再是依能原有的需妥，而是创造出其自己的需要。汽车制造业就是这种现在很普通但以往一向无前例的现象的一个例子。不是存在于本世纪初的对汽车的需求创造了今天巨大的汽车制造业，而是制造廉价的T型 “ 福特 ” 牌汽车的能力促进了现代对汽车的大量带求。
工业革命对世界历史来说具有头等重要性，因为它不但为 20世纪的不发达世界提供了主要目标，而且为19世纪欧洲的世界霸权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同事基础。今天，每个新国家在政治上独立生存的意义上功地 “ 起飞 ” 之后，又把朝相应的经济上独立生存的方向“起飞”作为自已的目标。
一、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它实际开始的那个时间开始
考察工业革命时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和其时间的选择有关。为什么工业革命是在 18世纪后期而不是在100年或1，000年时发生？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海外大扩张之后欧洲惊人的经济发展中找到，这一发展我们前面已提到过，是如此显著，以致现在通常被称为商业革命。
商业革命的首要特点在于世界贸易的商品起了变化。 16世纪以前，最重要的项目是由东方运往西方的香料和朝相反方向运的金银。但渐渐地，新的海外产品成为欧洲的主要消费品，其商业价值增长。这些产品包括新的饮料（可可、茶和咖啡）、新的染料（靛蓝、胭脂红和巴西苏水）、新的香料（多香果和香子兰）和新的食物（珍珠鸡、吐绶鸡以及其供应量已大大增长的纽芬兰的鳕）。商业革命的另一重要特点是贸易量显著增长。1715至1787年间，法国从海外地区输入的进口商品增加了10倍，而出口商品增加了7至8倍。英国的贸易也有了几乎同样惊人的增长 —— 从 1698至1775年的这一时期中，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长到500％至600％之间。欧洲的总的贸易在增长，但是，殖民地贸易正在其中占一个愈来愈大的部分。例如，1698年，英国约15％的海运贸易是与其殖民地进行，但是，到1775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33％。此外，由于殖民地商品的再出口，法、英两园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贸易也大大增长。
商业革命在好几个重要方面有助于工业革命。首先，它为欧洲的工业、尤其是为制造纺织品、火器、金属器具、船舶以及包括制材、绳索、帆、锚、滑轮和航海仪器在内的船舶附件的工业提供了很大的、不断扩展的市场。英国伟大的工业中心伯明翰之所以变得重要，就因为它为殖民地提供了种种产品；“供印度用的斧子和供北美洲土著用的战斧，销往古巴和巴西、适用于贫穷的奴隶的枷锁、手铐和铁颈圈。……在美洲的原始森林里，伯明翰的斧子欣倒了古老的树木；在澳大利亚放牛的牧场上，回响着伯明翰的铃挡的声音；在东印度和西印度，人们用伯明翰的锄头照料甘蔗田。”
为了满泛这些新市场的需宴，工业必须改善其组织和技术。英格兰中部地区的钉子制造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为了适应殖民地对钉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研制出机械化的、提高了产量的轧制机和纵切机。它还发展起一种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生产钉子的铁器商即铁工厂老板将一堆难针条分发给制钉工人，由他们在家里加工，然后再运回去销售。到 1775年，钉子制造业每年用去10，000吨铁，雇用约10，000名工人。当时有观察者评论说，凡是 “ 知道美洲对钉子的需要量的人。如果没见到过美洲极大量的用木头建造的房屋，是会感到惊异的；然后，他又会对建造这么许多木头房屋所必需的钉子是在哪里制成的这一点感到诧异。 ”
钉子制造业为使自己适应美洲市场而采取的步骤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它获得了技术上的进步 2这些进步和其他工业所取得的进步一起，为工业革命提供了一个稳固的机械基础。因而，工业革命的先驱者是在许多新研制出来的机械发明物的帮助下开始前进的；这些发明物包括印刷机。手摇织机、纺车、捻丝机、采矿设备、冶铁炉、自动织带机和织袜机。钉子制造业和其他工业所采用的那种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根本不同于传统的手艺行会制度；在手艺行会中，同一个人生产一件商品，然后将它卖给消费者而获取固定的利润。现在，一个中间人即有资本的中间商介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他用自己的资本购买原料，将原料 “ 分发 ” 给不是行会成员的工匠，由他们在计件工价的基础上进行加工。然后，他捡起成品，卖给消费者，以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于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为新的中间商所分隔；中间商的目的 —— 与行会的固定价格和固定利润大不相同 —— 是廉价买进，高价卖出，以获取最大利润。可以补充说一下，这种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有时也被称为家庭包工制；其原因在于，工匠全然不同于在雇主的工场里干活的行会会员，通常是在自己家里做计件工作。
无论如何，这种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的意义是，它不受到无数的行会限制的约束，从而使工业产量的大幅度增长成为可能。有些中间商发现，如果将他们的工匠集合在一个屋顶下，向他们提供原料和工具，那么既方便又有利可图。有一首诗讲到了纽伯里的杰克；他在 16世纪初建造起自己的房屋，安装上200多台织机，雇用了大约600个男子、妇女和儿童来进行操作。
在一个长长的大房间里，
竖放着二百台非常坚固的织机：
确实，有二百个男子，
在操作这些排成一长行的织机。
每台织机旁，坐着一个机灵的男孩，
正高高兴兴地把线绕在筒管上。
近旁的另一地方，
有一百个快乐的妇女，
坐在那里放声歌唱，
同时心情愉快地努力梳理棉花。
另外紧挨的一个房间里，
呆着二百个少女，
身穿鲜红的粗毛布裙子，
头扎乳白色的头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