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平等-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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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希罗多德（Hérodote，约公元前484—425），古希腊历史学家。在西方史学中有“历史之父”之称。——译者
⑤ 泰奥多莱（Théodoret，约393—458），希腊神学家。——译者
莱库古法律的所有一切都围绕这个目标，而公共用膳只是体现在这些法律里面的平等思想的标志。这些膳食不单是物质上的享受：它是一种祝圣仪式，用神学语言来说，它是一桩圣事；它是城邦圣事的标志。如果某人不是一个平等人，他就不能参加；如果某人不是经常性地参加，他也不是一个平等人。出席公共用膳，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意味着授与斯巴达公民的政治权利。（《政治学》第二卷）因此一个斯巴达公民就是在公共盛餐上取得一席席位的人；这就是莱库古的全部立法精神所在。让我们听听普鲁塔克①的话；当他谈完了莱库古提出的纯政治改革即设立元老院和监察官之后，他是这样继续说下去的：
①普鲁塔克（Plutarque，约46—125），希腊传记作家和伦理学家。他的作品象柏拉图对话一样，涉及伦理道理、宗教、政治、教育、历史、文学等等。他主张上帝不灭，灵魂不死，力图挽回当时处于崩溃之中的希腊传统宗教。他的研究重点是关于道德的实践，并从历史、心理、社会的角度刻画了古希腊的许多人物性格。——译者
“第二点，在莱库古种种实施中最大胆的一点，就是平分土地。公民之间在这方面，存在着那样巨大的不平等，以致大部分人被剥夺了财产所有权，陷于贫困，他们成为城市的负担，而所有的财产却集中在一小部分人的手中。莱库古希望从斯巴达清除蛮横、嫉妒、吝啬、奢侈以及各届政府任期内两种最大的，也是最古老的弊病：财富和贫困。他说服斯巴达人把全部土地归于公有，实行一种新的分配办法，今后在完全平等的气氛中生活，以便用功过的唯一标准判断一切差别，并且除了出自对邪恶必然的蔑视和对美德的必然崇敬以外，再不承认其他任何差别。他立刻着手实行这种分配，把拉科尼亚的田地分成三万份，并分配给农村居民；同时，把斯巴达领域内的田地分成九千份，分配给同等数量的公民……。几年以后，莱库古在一次旅行的返回途中，经过刚收割完了的拉科尼亚，当他看到一堆堆完全相等的谷堆时，他微笑着对陪同他的人们说，拉科尼亚好似几个兄弟刚刚分完了的一笔遗产……为了消灭形形色色的不平等，他对动产也进行了分配。但是，预料到倘若他公开拿走这些财产，人们即使同意也会感到很难过，他就采用了另一种办法，并间接地对吝啬发起攻击。他首先开始取消金币、银币，只准使用铁币。这种新币可以消除斯巴达的种种不平等……。最后，为了进一步消除奢侈享受并从根本上铲除人们的财富欲，莱库古建立了第三项法规，人们一致认为这是他最精彩的创举之一：即实行公共用膳。他逼迫公民们一道用膳，根据法律的规定吃同样的肉……这种公共用膳，克里特岛人称之为安德里亚（Andria），而拉西第蒙人则称之为斐迪西亚（phiditia），也许因为这可以使他们牢固地把善意和友谊结合在一起，斐迪西亚为斐利西亚（philitia）的近音，即希腊语中“爱”的意思；再则，也许因为他们习惯俭朴和节省，这在希腊语中的读音是斐多（pheido）。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们不能用其他的缀词加在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前面，这样爱迪西亚（éditia）变成了斐迪西亚，即希腊语里表示‘吃饭’的意思。①每张桌子上有十五个人左右……孩子们也一起吃饭；他们被领到那里好象被带进一所节欲学校那样，并将听取关于政府的报告等等。”（《莱库古传》）
①爱迪西亚或斐迪西亚可能是希腊语φιAωBCδιDια的结合，即“朋友们的公餐”；可是这个词更可能与克里特人使用的安德里亚完全相近，并从希腊词“男人”（φωE）、“勇敢地”（ιφι）的第一个音节派生出来，就象安德里亚也由“男人”这个单词派生出来一样。
共同体、博爱、统一，毫无疑问这些是促使莱库古制定他全部法律的精神实质；这共同体、博爱、统一的标志就是公共用膳。所以柏拉图称斯巴达为最优秀的哲学城市，并认为希腊人中只有斯巴达人是孕育真正才华和真正科学（普罗塔哥拉②）的人们，在他的观念中，他把公共用膳不可分割地和博爱联系在一起。一旦他描绘出共和国的规划蓝图并组织军队士兵等级以后，他就大声疾呼：“让他们到开饭时，走进公共餐厅，让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好象兵营里的士兵应该生活的那样。”（《理想国》第三卷）
②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约公元前485—410），古希腊智者学派代表人物，思想家，政治活动家。他参与制订法律工作，认为奴隶主民主制是最好的国家形式。他继承了万物皆变的思想，在认识论上，他过于强调感觉的作用，认为“知识就是感觉”。他的哲学思想具有怀疑论和相对主义的倾向，但这种相对主义在当时是对传统宗教观念的否定，故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译者
但是，这种象征博爱和平等的公共用膳习俗，是否只是斯巴达的特殊情况，只能在那里找到或在柏拉图想象的理想国里找到呢？不，斯巴达并非为个别情形，恰恰相反，人们可以肯定地说，古代各民族几乎早已普遍使用过这种办法，或至少说所有立法者都曾规定了这种办法，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宗教警察的标志。
亚里士多德向我们指出的这种办法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他把这种习俗和建立等级制度并列在一起，可想而知，它也同样是十分古老的。他间接地指责柏拉图把公民划为不同的社会等级和把某些社会等级或阶级组织的共同体作为他的天才发明，他说：“作为政治哲学，必须把个人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一边是军队士兵，另一边是劳动者的这种做法并非是当代发现，也不是最新发明。它迄今还在埃及和克里特岛存在着。据说，前者是由赛索斯特里①法律，后者是由米诺王法律建立起来的。公共用膳的建立远及古代，在克里特岛可以追溯到米诺王统治时期，在意大利可上溯到更加遥远的年代。这后一个国家中相传有一个名叫意大侣斯的人，成为安诺特里的国王，由此安诺特里人改换了他们的名称，变成今日的意大利人。有人还说意大侣斯使过去从事游牧的安诺特里人变成农民，还说在其他法规中，他为他们制定出关于公共用膳的规定。时至今日，仍有某些乡区保存着意大侣斯法律的这种习惯。它在第勒尼安海沿岸的居民奥必克人中继续存在，他们还称呼着安索尼人古老的雅名。沿着爱奥尼亚海湾和依阿毕及海岸名叫西尔蒂斯之国的肖尼人也有同样的情形。此外，大家知道肖尼人的祖先就是安诺特里人。公共用膳因而诞生于意大利；划分阶级却来自埃及，因为赛索斯特里远远先于米诺王。况且大家认为多少世纪以来，人类的天才曾多次相遇，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不计其数地相遇：共同的需要提出了满足这些需要的共同方法；人们对于一系列风尚特有的想法，也同样反映在政治法规之中。在这问题上，一切都显得十分古老。”（《政治学》第四卷第九章）
①赛索斯特里（Sésostris），古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三位国王的称号。——译者
尼布尔①（《罗马史》第一卷）认为亚里士多德不得已写出的关于古代意大利的全部这些珍贵资料，是从先于他一百年左右的、哈利卡纳苏②的德尼斯③和斯特拉波④经常谈到的锡腊库斯历史学家安底奥修斯⑤的著作中抽出来的。但是，无论亚里士多德吸取的源泉怎样变化，对于这种论断，即公共用膳在意大利可以追溯到远远先于克里特岛法律的年代的说法，我们会有什么看法呢？众所周知，莱库古的立法是从米诺王那里因袭过来的。但是，我们在莱库古立法上牢牢抓住一端的这根链子不是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可以追溯得更远吗；那末亚里士多德对我们提及的意大利古老立法和克里特立法之间又存在着什么关系呢？根据我们的看法，意大利立法虽然紧接在克里特立法前面，意大利立法仍然没有与其连结在一起。当亚里士多德证实意大利的古代风俗先于米诺王，并非直接来自克里特岛的时候，他并没有错；尽管如此，我们觉得它仍然和克里特立法具有密切的连系。这是因为米诺王立法本身，正如古代查有实据的证据所能表明的那样，就是古代立法的发展，它与达克底勒…衣岱人一起从腓立基出发，经过连续多次的迁徙，过渡到希腊和意大利。正是达克底勒人的立法初步开化了希腊和意大利。事实上，希腊和意大利的传统表明宗教和人类文明是在腓立基和克里特岛上诞生的。农神萨多林①从腓立基来到意大利安身。在克里特岛上，居雷特人或高黎邦特人，即传教士等级取代了蒂唐人的军队士兵等级，如同德落伊人并入高卢人，玛什人并入波斯人，萨里人并入萨班人一样，他们把年青的朱庇特神从他那盛怒的父亲萨多林那里救了出来。有关萨多林和朱庇特的古希腊和古意大利宗教似乎使我想信，它在古代的立法中已经产生了最初的根源，它一旦传入希腊和意大利，就可用来教育和开化这些地区的野蛮居民。看到米诺王立法以如此明显的方式发展他关于等级阶层结社的原则，我得承认，我不禁认为，这种观念同样出现在先前的文明中，即出现在萨多林和朱庇特的文明中。这就清楚地阐明了亚里士多德为我们指出的存在于古代意大利和古代克里特岛的显著的一致性。亚里士多德说，意大利本身的名称是同公共用膳这一法律一起由一位名叫意大侣斯的国王给予安诺特里人的，这使人想起神圣的衣岱，达克底勒人是由此而取名为衣岱人的。这又清楚地阐明了在萨多林统治时期的辉煌世纪里，他为罗马文明确定了范围和起点，因此萨多林人早就保存着他的画像。
①尼布尔（Niebuhr，1776—1831），德国历史学家，曾任普鲁士驻罗马使节及柏林大学和波恩大学的罗马史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是《罗马史》。——译者
②哈利卡纳苏（小亚细亚）闻名于世，是由于加里亚国王摩索拉斯的陵墓成为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墓顶有国王与王后乘四马战车像。这里也是德尼斯和希罗多德的故乡。——译者
③德尼斯（Denys，约公元前一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和批评家。著有《罗马考古学》等。——译者
④斯特拉波（Strabon，公元前约58—25），希腊地理学家。研究民族起源，迁移，帝国形成，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译者
⑤安底奥修斯（Antiochous，约公元前130—前68），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是费龙的弟子，学术上主张回到柏拉图的观点上去。——译者
①萨多林，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农神，主管播种和葡萄园。——译者
我不得不补充说明，我在阅读希罗多德时注意到一个离奇的事实，它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些了解。我们刚才提到，亚里士多德特别在具有公共用膳的意大利平民中列举了居住在大希腊境内，处于意大利最南端的肖尼人（希腊文为FαGBCE）。大家知道在这些肖尼人的对面，在亚得里亚海湾的另一端，恰巧是埃皮尔的一个省，那里的居民也叫做肖尼人或夏尼人（FαGBCE）。著名的多都纳森林就在埃皮尔的这部分地区。据说，在这里古希腊人长时期食用橡栗为生，他们因接受朱庇特的神谕而早已开化，却被荷马和索福克勒提及的一种名叫赛尔的隐居修士们所诋毁。然而，这些并不是古代提及的唯一的肖尼人。希罗多德也提到了小亚细亚的戈尼人或高尼人（根据原稿，写成αHBιGι，ωBιGι或αHFωBιGι，以及地理学家们通常使用的Caunus或Conus）；他所转述的有关他们的一些背景使我相信，尽管由于字体上的差异，希罗多德提到的高尼人就是一种类似埃皮尔省的夏尼人，并和大希腊的肖尼人属于同一种民族。他说：“这个民族的法律同其他民族的法律区别很大，也与他的邻族（加里人）不尽相同。因为对于高尼人来说，世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聚集在饭桌前，按年龄和友谊组成小组，不分男女和孩子，在一起痛饮。”希罗多德补充写道，这些高尼人吹嘘他们出身于克里特岛。在被小亚细亚的高尼人看作为高尚的宗教法规的公共洒祭中，闭眼不看自称来自克里特岛的民族的公共用膳，我觉得是很困难的；与此相仿，在这个部落和大希腊肖尼人之间，看不出两者之间存在的联系也是不可能的。公共用膳的这个特点给希罗多德的印象很深，使他感到这正是识别该民族的标志。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报告，它同样是识别意大利肖尼人的标志。我得承认，这个特点使我深信高尼人（Coniens）的名字本身，象希罗多德所写的那样，或者带h嘘音，那就是肖尼人（choniens），这一名字本身是代表这种生活共同体的具有特别意义的名字①。从那时起，人们理解了亚里士多德对这个名字的另一种称呼，也知道了出身于安诺特里的人如何采用了肖尼人的名字，这个名字说明一种别人使他们接受下来的生活方式。
①希腊文GιBGφ表示“公共”之意，由此产生了“聚居的修士”“聚居修士生活”等词。
但是，无论人们怎样考虑去接近亚里士多德所列举的有关意大利的一些事实，他们至少不可能怀疑在克里特立法中“公共用膳”的存在。我重复一遍，整个古代向我们证明莱库古曾经在克里特岛探索他的法律，而且克里特岛的法律一直存在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至于米诺立法方面，我将满足于引述一个知识渊博的教授的总结性意见，事实上，他的意见是根据最可靠的权威人士的见解得出来的。
他说（《古代史简要》）：“克里特岛上接连不断居住着名叫爱蒂奥克里特人的当地土人，后来又住进了隶属彼拉斯、阿盖安和多列安族的各种希腊部落。克里特岛是通往各殖民地的交通要道，从利比亚、下埃及、腓尼基直达希腊，它很早接受这些国家的不同宗教信仰和文明的种子。所以希腊人使大多数天神在岛上诞生了，尤其诞生了朱庇特。大约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当庞地安①统治着雅典的时候，米诺王第一和达克底勒…衣岱人从亚洲来到了克里特岛。米诺王召集了他法律管辖下的全部平民，兴建了许多城市，特别是格诺斯、费斯多斯和锡提尼，为此他制定了法律，假想是从朱庇特那里得到的旨意。从他建立的政府体制中可以发现自由人的种种社团，他们全部统一在同一个政府的管理之下，他们之间人人平等，均由奴隶服侍他们，个人没有土地所有权，大家在公共餐桌上吃饭，他们的家属的生活必需品也是由公家供给，年青人接受正规的体操、航海、军事训练；用严厉的法律维持严肃的风俗习尚，年资和功绩是唯一能获得荣誉的报偿，整个共同体只承认一个世袭君主的特权，他由朱庇特授予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