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平等-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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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斋来净身。（《论小斋》）不要忘记，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正是来自迦勒底地区①；而摩西，根据记载，“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使徒行传》第七章）
①我们知道，犹太人中间的萨比人或萨巴依人，他们是古迦勒底人的后裔，他们有一大批关于亚伯拉罕和其他族长的书籍。其中有些书至今仍然保存着。其中的一部分观点以及反映这些观点的一部分寓言流传到达尔密。卡巴勒②大部分都是这些萨巴依人的作品。他们对于天使，星球，数字的崇拜是他们信仰的基础。
②卡巴勒（Kabbale或Cabale），是犹太人对《旧约全书》的传统解释。——译者
当然，摩西的创世说，即七天或七个时辰创世说，首先是与日历和七天一星期联系在一起的。摩西本人确立了这种关系，而且他在仿照创世说制订星期的时候，使我们走上了正规。然而这日历远比摩西早。七天一周期几乎在各国人民中间早已普遍使用，一星期天数的划分是和与之相应的七大恒星完全一致的。印第安人、亚述人、埃及人、阿拉伯人以及希伯莱人，总之，东方的各民族一直使用着七天组成的星期制。同样也可以从罗马人，从高卢、英吉利岛、日耳曼、欧洲北部直至美洲的古代居民中找到这种星期制。因此摩西的宇宙起源论并非他所独创；同时也不是专门为他的立法而创立的。
其次，这数字“七”的功效不单适用于天文现象。全部星相学，亦即某种宇宙科学，在其阐述过程中也运用这个数字。人体的成长和衰亡也可视为受数字“七”的支配。有关疾病中出现的险状和一生中厄运年的医学说，依勃克拉特①、毕达哥拉斯、伽里安②和所有的希腊、罗马医生以及一大批现代医生所持的同一学说都是建立在这一数字基础之上的。然而，这种学说的根源早已寓于东方最古老的信仰中。
①依勃克拉特（Hippocrare，公元前460—377），古希腊医生。在技术上，他主张简单的治疗办法，任其自然发展，但也从事原始的外科手术。他在生理学上，认为人的气质主要出自人的情绪和脾气；人的平衡可以保持身体健康，相反失去平衡就会招来疾病。——译者
②伽里安（Galien，131—201），希腊医生，哲学家。他通过对动物的解剖对解剖学作出了较大贡献（尤其在神经系统和心脏方面）。在生理学上的观点是和依勃克拉特是一致的。他对后代医学的影响一直延伸到十七世纪。——译者
最后，如同一些学者那样，我们至少可以相信，各国人民的所有古老传统都出自犹太人的说法，而且还应该承认，统治人类、社会、小宇宙的思想，正如人们对宇宙、上帝的世界、大宇宙受着统治深信无疑一样，也绝对不是摩西所特有，因为在这里，又重新出现了这种奇特的平行现象，即存在于摩西把第七天献祭于神明，并通过他创立自由和平等的立法和我们一直因袭沿用把数字“七”献给农神、自由、平等的古代立法的传统做法之间的平行现象。
所以，归根结蒂，我们无论如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摩西的宇宙起源学说并不是特意为他的立法而创立的，恰恰相反，这是立法者根据世界怎样创造，或者世界怎样在不断的创造中维持其生存的一种理论，把数字“七”贯穿于他的立法之中的。
但是，由于摩西把这种星相宇宙学说应用到他的立法上，他立法的根本思想就不那么清楚，不那么一目了然了。当人们读到我刚才引证的段落，以及跟上述段落相一致的《圣经》里的许多段落时，人们不得不承认安息日数字只是摩西运用的一种工具，而他立法的根本思想则是想在犹太人中间建立最大限度的平等。
这正是使数目“七”在希伯莱人中间变得那样神圣的道理。一方面古代科学中曾经使用它，借以统治世界：“数字统治世界。”另一方面，全部立法又再现了这个数字，好象立法是受这个数字支配似的。平民，平庸之辈，当他通过安息日概述犹太教义时，并未得出对犹太人虚假的观念。事实上，这正是他这种立法的深刻意义。这种立法形式上虽然简单，但从思想上归于一致这一点而言，它又是那么伟大，那么威严，那么连贯，那么系统，那么复杂。上帝是第七天的主宰，因为他在六天内创造了世界，在第七天休息：这是整座大厦的基础。但是既然他是时间的主宰，并为自己保留了第七天，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人类中间创立最大限度的平等和博爱：他愿意这样为人类继续创造；于是他觉得人类世界需要加以统治。由此便产生了全部祭礼；产生了上帝的安息日，即那些平等的节日。摩西的全部立法似乎就这样集中在对安息日的观察上。①但是，另一方面，犹太人民的法规的标志就是逾越节，我要反复说，把安息日祭礼和逾越节祭礼割裂开来是不可能的；这样，一切又回到我所陈述的这个观念上，摩西只能在建立每年一度的逾越节后，用安息日进行补充。
①这个立法已被继承和沿用下来。不仅《圣经》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我们掌握了这方面的其他证据。犹太教教士们承认，从被俘返回后和返回第二圣殿后，五十年节确实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遵守安息年的做法一直沿用到犹太人彻底崩溃时为止。约瑟夫说，当亚历山大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大传教士若杜斯请求他宽恕犹太人，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法律生存，并免除他们第七年的赋税。萨马利亚人也向这位王子提出同样的请求，因为他们也遵守安息年的做法。《玛伽贝》首卷第六章中曾这样说，安底奥修斯·欧伯托尔坚持长时期围困茹代地区的贝特撒拉城，该城居民由于土地休息年，粮食歉收而被迫投降。约瑟夫就说朱利·恺撒强迫耶路撒冷居民，除了不能进行播种，得不到收成的安息年以外，年年向他缴纳贡品。他还说在爱洛特和索西宇斯围困耶路撒冷期间，该城居民处于粮食极度缺乏的恐慌之中，因为他们值逢安息年。塔西佗在我上述引证过的一段文字中：也证实了犹太人遵守第七年休息的做法。
总而言之，正象我对此探讨过的那样，犹太人的逾越节，虽然每年只庆祝一次，仍然具有和拉西第蒙的斐迪西一样相似的倾向，一般来说，具有和克里特古代立法的公共用膳的类似情况。在我看来，促使这两个法规趋向一致的思想既牢固又十分明显；这思想归纳如下：一国人民要成其为人民，公民之间必须建立某种共同体，建立平等和博爱；公民们应该平等相处，如同兄弟一般，象共同组成的一个家庭的整体；而博爱的标志，就是公共用膳。这就是摩西立法、米诺王立法和莱库古立法中都同样具有社会性萌芽的缘故。当然我并不是说这样的社会性体现在以色列立法和希腊立法里也处于同一个水平；什么都还缺少：这里缺少等级阶层，那里缺少一种单一的民族，也可说一种单一的等级阶层。然而我说这两种不同立法的社会性是以一个类似标志和象征而体现出来的。我想我已经阐述得相当充分了。
《论平等》
勒 鲁著 王允道译
第十二章
埃塞尼人的圣体逾越节证实了同样的真理
从我们刚才对于犹太教逾越节的解释去看耶稣的圣体圣事，这中间毋须再走很多的路程。摩西立法实际上通向埃塞尼教派；换句话说，我们认为发展了的摩西法典成为埃塞尼教，而埃塞尼教又直接同基督教靠近。从摩西立法经由埃塞尼教再过渡到耶稣立法，或者换一种方式，用符号和信号来说明，从逾越节经由我乐意称之为埃塞尼人的圣体逾越节的形式，过渡到圣体圣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值得我们加以分析研究。如果不了解这种过渡，那么就难以理解耶稣对于摩西法典实行的变革；如果不了解这种过渡，同样我们就会忽略基督教圣体圣事和逾越节，以及犹太教安息日之间的紧密联系。
人们应该对于埃塞尼人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持有一种观念，但这种观念并没有形成。人们只是隐隐约约地知道，在犹太人中间，曾经有过一种和基督教十分相近的教派。人们把埃塞尼人看作和犹太僧侣类似；人们认为基督教修道生活的重要性与基督教要素相比是第二位的；同样，人们认为这些犹太教僧侣在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中其影响微乎其微。确实，他们不曾引起重大事件；他们不曾象希腊人或罗马人那样从事战争，进行征服；他们的书籍今天已全部散失，他们未能留下任何艺术建筑物：但是请问，他们是否因此而显得不重要呢？他们完成了摩西法典和基督教之间的过渡；他们直接产生了耶稣基督，由于这种原因，我们应该要比过去用更大的注意力和好奇心来考察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
我一直这样想：为什么基督教的敌对者没有从我们掌握的关于埃塞尼教派的可靠材料中提取更多的一些东西加以利用呢？一定是他们对于耶稣学说和法规的极端的蔑视使他们丧失了理智，以致于他们拾到了一件本可以很好利用的武器，却又弃置不顾，只因为这件武器原是从摩西法典那儿得来的，而他们对摩西法典就象对基督教本身一样看不起。但是犹太的法学博士们，这些貌似公正的作家，心里唯想到要解释历史现象这一任务，怎么又会对基督教的教义和奉行中产生的灿烂光芒视而不见呢？而基督教正包含在耶稣之前的犹太教之中。例如，最近出版的萨勒瓦多先生编写的《耶稣的一生》中，怎么只有寥寥几页提及埃塞尼教派，况且既缺乏真实性又缺乏精确性呢？这位作家的目的是要说明基督教从属于摩西法典，那他怎么毫不理解耶稣和这种犹太教派之间的紧密联系呢？我认为这仍然可用同样的方式加以解释。因为倘若犹太作家或犹太学学者真正理解产生于埃塞尼教派的思想，以便解释耶稣基督和他的著作，那末由此他们应懂得摩西法典不能够停滞不前，懂得萨多塞教是一种无能的错误，懂得法利赛教相反地和埃塞尼教都是摩西革命合理的和必然的发展，因而也应该懂得，耶稣可以说是最伟大和最后一个埃塞尼人，同样他的助手圣保罗可以说是最伟大和最后一个法利赛人。故而他们也应懂得，摩西著作经过法利赛教和埃塞尼教的改造，已合法地转化成耶稣和圣保罗的著作。因此他们也许会放弃他们关于摩西法典具有绝对完善的错误看法。至于那些无足轻重的作家和纯粹的解说者，因为他们的心灵和思想中缺乏任何理论，他们看不出埃塞尼教的任何价值意义是丝毫不奇怪的。还有，既然他们把历史的智慧贬低为一种已经灭亡了的、缺乏信仰的东西，他们当然看不到其中的光辉，甚至这是最灿烂的光辉。这也是丝毫不奇怪的。不管怎样，可以肯定，到目前为止，在历史的哲学中，未被理解的埃塞尼教只具有纯属轶事的性质。我再重复一遍，人们在埃塞尼人中间只看到修道士，在泰拉巴特·埃塞尼人中间只看到疯子；人们不想去发现他们的社会观念，它是一种宗教的、政治的，又是神圣的、人类的观念；在他们中间有狂热分子，也有迷信者。当人们想到耶稣很可能曾属这个教派，并跟这个教派共同生活过，便停止了研究，以为一切都已解决。但是如果说耶稣曾是一位人类的立法者，如果他不只单纯是一位虔诚的迷信者，如果人们承认耶稣的思想中充满了埃塞尼教义，那末这种埃塞尼教义本身就是一种立法；埃塞尼人就不只是虔诚的迷信者、狂热分子和盲目的修道士。在这种情形下，什么是他们的立法呢？什么是这一立法公认的原则呢？他们在人类的发展中完成了什么样的神圣事业呢？看来问题又全部提出来了，但一时找不出什么办法从纯粹宗教的方面，使耶稣和埃塞尼人的关系更接近，同时又使他作为立法者和他们区别开来；也找不出其他办法把埃塞尼人的宗教虔诚和他们的社会信条区别开来。
现在我要设法弄清的事实包括过去一切先于基督教的立法，这些立法无论从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孕育着耶稣在等级社会的初期所产生的信条的萌芽，即关于人类统一的信条的萌芽。我深信，弄清这个事实将给埃塞尼教义以一种新的生命。
人们知道，十八世纪学术界曾围绕着泰拉巴特人，而不是一般的埃塞尼人，进行了一场论战。本笃会修士中最出众的学者，著名的贝尔纳·特·蒙化宫①对泰拉巴特宗教和初期的基督教几乎完全一致这一点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于是他竭尽全力来阐明这一部分埃塞尼人实际上就是真正的基督教徒。蒙化宫的证据当然不太可靠，或者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可以说是虚假的和荒诞的：如对圣欧芮勃②的明显误会，如在证实费龙③年代上缩短了好几年而进行毫无根据的假设，这一切大约就是蒙化宫对上述方面提出的于他的观点有用的全部论据，然而所有的学者一致反对他的观点。④但是他的不可战胜的论据，即关于泰拉巴特人和基督教徒在信仰、道德、教规上的相似性，他在《答布依埃议长》中说：“他们决不能说服我，他们认为费龙在他的《当代生活》一书中谈到的泰拉巴特人并不是基督教徒。基督教的特征在那里如此明显地体现出来，使我无法理解他们怎么会想到把泰拉巴特人归于其他教派。这是一支遍及于世界各地的教派，无论是希腊人或是蛮夷人，人们一旦入教，同时就离弃了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亲友，以及他的财产和所有物；教派中保存着同教先辈和创立者们编写的一些著作，作为对其他教徒的法律依据和告诫；教派中有教士、祭司执事、童贞女、寺院、还有举行最神圣的秘密祭礼时放面包的圣台；在这个教派里，人们向上帝做祷告时面对升起的太阳；我说的这一切，使我坚定不移地维护我已经形成的观点。我只能将这个教派看成为基督教。”由这个观点引起的争论没有得出任何结果，因为它得出的是两个表面上完全矛盾的结果。反对蒙化宫意见的一方广泛引证，指出泰拉巴特人先于耶稣基督，他们的确是犹太人；但是另一方认为，他们和基督教的亲密关系仍然是不可理解的。下面我们就看看在这些使上世纪的学者们感到如此赖手的关系中，一切事物，包括人们举行最神圣的秘密祭礼时放面包的圣台，对我们来说，是否不能说明问题。
①蒙化宫（Montfaucon，1655—1741），法国著名的宗教学者。——译者
②圣欧芮勃，Eusèbe，第三十一任教皇（309—310），希腊人，死于意大利西西里岛。——译者
③费龙（Philon，13—54），犹太族希腊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的先驱者。——译者
④除了布依埃议长胜利地响应蒙化宫以外，斯加里热、勃龙太尔、索麦士、格老秀斯、亨利·特·瓦洛阿、勒玛阿纳、高特里埃、勒·彼·巴吉、巴斯那热等人却一致承认和证实泰拉巴特人不可争辩地属于犹太人。只有贝尔纳·特·蒙化宫一人把他们看成是基督教徒：在他以后，竟没有一位稍有名望的学者敢于支持这种相反的主张。
对此，我将采用直到现在我在探讨立法问题上所采取的办法；我要引经据典，让读者自己去下结论。古代三位杰出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