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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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点思考
20世纪初期台湾人民的反殖民武装暴动，与此前的抗日武装斗争相比较；表现出局部、突发和小规模的特点。总的看来，大致可以把它们区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反抗日本殖民主义对台湾的经济侵略和资源的掠夺，如刘乾、林启祯领导的林圯埔事件，它反映了殖民地人民与殖民当局及殖民母国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第二，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政治压迫和殖民奴役，如罗福星领导的苗栗事件、余清芳领导的西来庵事件等，它反映出殖民地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对于自身所处政治地位的强烈不满和对异族统治者的自发反抗；第三，对新旧体制转换的无法调适及对社会急剧变迁感到迷茫，它反映出传统社会向殖民地社会过渡期中的一种自发抗体作用，但由于反对的是外来殖民者，故带有进步意义，如罗臭头领导的六甲事件。
另一方面，从整个台湾人民反殖民武装暴动的过程来分析，还能看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祖国辛亥革命的巨大影响，12次暴动事件中，就有6次是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史料记载：“明治四十四年（1911）清国南部起义的革命军以席卷之势风靡全国，不久颠覆了北京朝廷，二百年帝业一朝灭亡，中华民国基础奠定。”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30页。如土库事件爆发原因之一就是受辛亥革命的影响。至于苗栗事件本身就是中国同盟会员、革命党人罗福星领导的，其余如南投、大甲、东势角及西来庵事件，无不与辛亥革命有关联。台湾总督府也承认：辛亥革命的巨大影响使得“我台湾民情逐渐动摇”，指责一部分台湾人“迷梦未醒”，“对中国革命霸业深夜入梦”。他们惊呼：“中国革命的烽火飘扬于武汉原野，沸腾了几千万汉族的心血，其余焰有欲毁南瀛天地之虞。”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52、31、28、36页。所有这些，足以反映出祖国辛亥革命对台湾人民的深刻影响。其次，斗争方式上显示出浓厚的传统色彩。这些暴动事件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利用民间信仰作为组织或号召形式的情形相当普遍。例如土库事件中的黄老钳即以祭拜玄天上帝来集结力量，“藉名神明，以信仰集团的力量举事”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31页。。六甲事件中的罗臭头亦以观音崇拜来招集信徒，托神传言，盟约举事。西来庵事件中的余清芳同样以信仰玉皇上帝与信徒相号召，自称受神饬语将为台湾皇帝，信众领取神符后可刀枪不入，等等。上述情形，给予暴动事件抹上了一层浓厚的神秘乃至迷信的色彩，日本殖民者也将暴动群众蔑称为“匪徒”，说他们是“蒙昧之徒，螳臂挡车”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28页。
事实上，只要拨开这层面纱，就可以看到暴动事件所包含的强烈的反殖民压迫及民族反抗的真面容。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当时台湾社会特殊的历史条件有关，日本统治初期，台湾社会经济结构虽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广大农村地区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明清以来敬鬼畏神习俗依然盛行，民间信仰十分流行，而日本殖民者为稳固其统治，对所谓的民间“旧惯”也采取放任的态度。民间信仰是当时台湾社会最具号召力的组织形式，以其作为招集民众的手段实在不足为奇。再者，从暴动中曾宣传理想主义社会蓝图的情况来看，一些暴动甚至还带有某些“千年王国”运动的色彩。再次，暴动事件中台湾人心中有着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厚重的中华民族意识。北埔事件中，蔡清琳自称“联合复中兴总裁”，号召人民“协助中国军队，将日本人从台湾击退”，这里“复中兴”的含义就是恢复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52，31，28，36页。苗栗事件中，罗福星对“占世界面积三分之一”、“人口最多”的“我中华民国”充满深情，发誓为“雪国家之耻，报同胞之仇”来与日本人斗争；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31页。西来庵事件里，余清芳在其发布的谕告中写道：“古今中华王国，四夷臣卿，边界来朝，年年进贡，岂意日本小倭贼，背主欺君，拒献贡礼，不尊王法，藐视中原，侵犯疆土，实由满清气运衰颓，刀兵四起，干戈振动，可惜中原大国，变为夷狄之邦。”对中国的衰落深表痛心，他还自称大明慈悲国奉旨本台征伐大元帅，宣传“中国南陵，天生圣明之君，英贤之臣”，显见这次暴动是在反满气氛浓厚的辛亥革命影响下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来复兴汉人的江山。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52页。
参加暴动者更坦承暴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台湾重返中国的怀抱，台北地方法院在给总督的报告中说：“据林牛及谢成等供称：台中厅下罩雾之巨商林季商（彼于去年脱离本岛籍归复中国也）外数名，曾谋议于厦门，——为使本岛复归中国版图，正计划中云云。”暴动领导人之一赖宜在侦讯时称：“余既已宣誓招募同志，击退日人，为坚定将台湾恢复为中国版图之决心，乃祈神明佑之也。”他还说道：“因需要缴纳巨额税捐，有利事业又俱被日人所独占，每况愈下，不堪其苦，如恢复为中国版图，自不致受其苦，乃同意罗俊之企划，并协助其举也。”林衡道主编《余清芳抗日革命档》第一辑第一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中，1974，第60页。最后，对于暴动中不少人提出的称王称帝的主张，应结合当时的实际状况来理解。这一时期的暴动参加者，都是来自台湾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很多是农民、隘勇、矿工、小手工业者等等，暴动的方式也是传统式的农民起义模式，在这样的暴动或起义中，皇权主义泛滥是其常态。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的这些暴动事件里，所谓的台湾王仍然不能摆脱大中华的范围，如黄朝自称受玄天上帝敕封为“台湾王”，他认为天有四个角，台湾位于清国的南端，自己是为清国这个天来守护南天门的。山边健太郎：《现代史资料》21《台湾》（1），みすず书房，东京，1971，第52页。罗臭头亦想“自立为王”，但有趣的是他的这个王也是要由清朝皇帝封赏的，据记载：“罗臭头更藉托清国皇帝及天帝，准许罗君得近日即位为天下皇帝”。洪敏鳞主编《云林、六甲等抗日事件关系档案》，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中，1978，第205页。可见罗臭头心中理想的皇帝不过是清廷之下的台湾地方王罢了。
第三部分
1工业发展概观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工业发展状况如何？历来是有争议的问题。有人以日本殖民者实施“工业日本、农业台湾”政策为由，否认台湾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周宪文《台湾经济史》称：“台湾在日据时代，严格说来，除了制糖业以外，是没有什么工业可谈的。”开明书店，台北，1980，第524页。也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认为台湾在殖民地后期已经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并且奠定了一个结实的工业基础。何保山：《台湾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79~80页。就当时的历史实际来看，平心而论，整个殖民地时期的台湾工业确实得到了发展，虽然这种发展一直是畸形的，只是到后来才有所改善，但台湾的工业基础毕竟在基本上得到了奠定，并成为台湾日后工业化的一个坚实台阶。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的工业发展可以1931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大的时期，前期为自由经济时期，后期为统制经济时期。首先我们将工厂的定义界定为拥有工业设备并雇用5人以上的制造企业，1915～1937年，私营工厂数从1323家增加到8025家，增长61倍；工厂职工数从28548人增为78571人，增长28倍；使用动力的工厂从1323个增为7881（1936年）个，增长6倍。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统计室编印《台湾省五十一年来统计提要》，台北，1946，第763、770、771页。
1912～1940年台湾工业增长率平均每年达6％左右，尤其是1912～1929年间，达9％以上，这种高工业增长率即使是在今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也是少见的，它反映出日据时期台湾工业发展速度是相当高的。
台湾工业增长最主要的是制造业的增长，私营制造业在1912～1919年间，增长率达到了1606％，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战时繁荣现象。日本利用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扩大了在中国和其他地区的产品倾销，据统计，1913～1918年间，台湾自日本进口的货物量下降了24％，制造品进口量下降了37％，台湾本地的制造业得到了发展。同时还可以看到台湾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是食品加工业，1920年，食品加工业工厂数为1462家，1937年为5368家，职工人数则从28079人增为48669人。而食品加工业的主干是制糖业，1914年，砂糖产值占食品加工业产值的79％，1920年为89％，1929年为83％，1929年糖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例高达61％。张宗汉：《光复前台湾之工业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0，第25～26页表10计算。1912～1929年间，增长速度最快的除了化学品外就是制糖业，前者由于原来没有什么基础，所以稍有增长便显得速度较快，但绝对产值仍然很低，制糖业则不然，速度与产值是同步提高的。并且，化学工业的主要产品——酒精，也是以制糖业的副产品糖浆为原料。因此，也许我们还可以说，化学工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制糖业的延伸。
1920～1940年间，台湾各类工厂职工人数方面，就增长速度而言，最快的是金属工业，以下依次为纺织、木材加工、机械、印刷及装订。以绝对数来看，职工人数最多的是食品加工业。至于工厂的规模上，据《台湾商工统计》提供的资料，1935年，工厂总数为7032间，其中不满30人的工厂为6704间，占总数的953％，30～99人为224间，占总数的32％，100人以上的为104间，占总数的15％。周宪文：《台湾经济史》，开明书店，台北，1980，第535页。可见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绝大多数属于小工厂，30人以上的工厂仅为总数的47％，这些星罗棋布的小工厂属于手工工场。据测算，1915年手工业雇工人数为89844人，即占全部制造业雇工人数的754％，到了1940年雇工人数为43616人，所占比例降为253％。何宝山：《台湾经济发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88页。这是随着近代化建设工业企业发展而带来的必然趋势。
下面再来看台湾的工业布局。1941年底，使用动力及雇工5人以上或有同等设施的工厂，总计有8895间，按地区分布，情形有如表2…2。
总的看来，日据时期台湾工业发达地区为西海岸，其中以台北、台中、台南为三大中心，至于东部及澎湖则相对落后得多，这主要是由于地理及资源条件所限制。
整个日据时期台湾的工业结构变化状况，从历年各类工业间的产额升降可略窥一二，表2…3为我们展示了1921～1942年间台湾各类工厂生产额变迁情形。
说明：杂业包括印刷业、木材业、窑业。
由上大致可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工业结构的变化情况，食品工业在整个日据期台湾工业中均占主导地位，到了日据末期其比重从746％降为61％，迅速增长的工业部门为化学及金属工业，反映出台湾工业结构从倚重食品工业逐渐向多元化发展，这与日本殖民当局1930年代后实施的工业化政策有关。但从各类工业产值绝对额来看，食品工业在1940～1942年间仍占总值的61％，约40600万元，表明工业内部结构仍未能达成根本性的变化。
台湾的工业组织大致可分为会社、公司、组合、合资会社、合名会社，小规模的工厂占工厂数的90％左右，为绝大多数。从1906～1937年的31年间，株式会社数从11个增至757个，实收资本从10684万元增加到40022万元，分别增加了69倍和38倍。株式会社发展的黄金时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繁荣期，据称：“在欧洲战乱末期狂热时代，化学工业、机械器具、制粉及其他新工业陆续兴起。”大园市藏：《现代台湾史》，转引自《台湾经济年报》昭和17，第503页。其中“在大正七、八年迎来了领台以来未曾见过的发展”。大园市藏：《现代台湾史》，转引自《台湾经济年报》昭和17，第503页。1918年株式会社资本总额20018万元，实收资本13029万元，1919年猛增至资本总额37547万元，实收资本20500万元，1920年更分别进至54547万元和30952万元，两年之间，资本总额增加27倍，实收资本增加24倍；到1922年，株式会社资本总额突破6亿元大关，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状况。台湾经济研究调查会调查部：《极尽盛况之台湾实业界》，《台湾经济丛书》（9），昭和16，第195～196页。在这之后，由于东京大地震、金融恐慌、战后欧美势力重返亚洲及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打击，台湾株式会社热骤然降温，进入所谓的“整理期”。各会社或减资、或解散、或合并，资本总额和实收资本在1931年分别为44538万元和17121万元，仅相当于1918年的水平。台湾经济研究调查会调查部：《极尽盛况之台湾实业界》，《台湾经济丛书》（9），昭和16，第195～196页。再从资本来源看，以1929年为例，该年株式会社中投资于工业的实收资本额198941369元，相当于同期株式会社实收资本额的725％，其中日本人投资180496787元，为该年工业实收资本额的907％，台湾人投资额仅为16786171元，占84％，也就是说，工业投资的绝大部分来自日本人，详见表2…4（转见下页）。日本资本在工业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台湾人只有在农业和一般商业中才稍稍超过日本人。对于日本资本还有必要做更进一步的分析，殖民地时代台湾的日本资本可分为在日日本人（或称为不在台日本人）和在台日本人两种，投资台湾的日本资本属于何种类型。
说明：表中为资本在20万元以上之株式会社。
表2…5显示，台湾的株式会社投资有67％来自日本国内，31％来自台湾本岛，此乃按地域划分。如果以在台日本人与在日日本人为界，则近21％～24％的资金来自在台日本人，其大部分是来自在日日本人，正如陈逢源曾经指出的那样：“（台湾的）工业投资，主要依靠内地（日本）资本进行。”陈逢源：《新台湾经济论》，台湾新民报社，台北，昭和12，第388页。另据1936年的调查报告，台湾、明治、盐水港、帝国、昭和五大制糖株式会社的资本额中，来自日本国内的投资分别占总投资额的98％、996％、922％、957％和278％。周宪文：《台湾经济史》附录二，开明书店，台北，1980。可见，在台湾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制糖工业中，除昭和制糖外，几乎全部投资均来自日本国内，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必须指出的是，来自台湾岛内的投资大部分也还是由在台日本人进行的，也就是说，日本资本在台湾工业界居绝对的垄断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