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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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关注的是日本垄断财阀对台湾的投资。日本财阀对台湾的投资在日本据台伊始就已开始出现，如三井、三菱等。日本财阀与台湾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有密切关系。在制糖业中，有大量来自日本国内保险、银行系统财阀及三井、三菱、安田、古河等财阀的投资。与此同时，日本垄断财阀在台湾工商企业界进行更为广泛的投资，三井很早就插手台湾的矿山、樟脑和制茶业；三菱则创立图南产业、日本铅业、东台湾电力兴业，控制颜氏家族的基隆船渠，并改组为台湾船渠会社；古河财阀创建东邦金属制炼、旭电化工业、高砂化学工业和台湾有机合成会社，成为台湾岛内化学工业的重镇；日产康采恩更广泛参与台湾各工业投资，包括采矿、采油、化学、食品加工等等；日曹主要进行金属镁、碳化钙、盐素的生产活动，参与投资的主要有南日本化学工业、台湾制盐、南日本制盐等；安田则注重于台湾纤维工业的投资，主要的会社有台湾制麻、台湾黄麻等。日本财阀对台湾的投资几乎遍及所有重要的工业部门，并且还通过参与手段控制了台湾为数不多的土著资本企业，成为台湾工业界的垄断巨头，直接掌控了台湾的经济命脉。统计表明，1945年总社在日本的日本国内财阀在台湾的投资约有26亿元，占投资总额的60％，三井、三菱、日产3家大财阀又占日本国内财阀投资额的82％，换句话说，台湾的工业投资主要来自日本资本，投资台湾的日本资本主要是日本国内财阀资本，而这种投资又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大财阀和大的康采恩身上，台湾名副其实的成为殖民宗主国垄断资本的投资场所。
2糖业帝国主义
日据时期台湾工业的重心，毫无疑问是在于食品工业，不仅产值居首位，利润率也是较高的，台湾工业增长的主要来源即在于食品加工业，而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就是制糖业，1926年台糖产量占日本帝国糖产量的80％。陈逢源：《新台湾经济论》，台湾新民报社，台北，昭和12，第230页。日本人吹嘘道：台湾的糖就像朝鲜的米那样对日本帝国做出重大贡献。台湾日日新报社：《台湾产业的一个转机》，台北，昭和5，第25页。更进一步，正如陈逢源指出：“台湾的糖业政策并不仅仅是糖业政策，而且是典型的日本殖民政策的缩影。因此，不了解台湾糖业的实情，就没有资格谈论日本殖民政策的特质。”陈逢源：《新台湾经济论》，台湾新民报社，台北，昭和12，第230页。如此说来，详细讨论台湾糖业发展状况，对于分析台湾工业发展特征，探索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地政策，确是很有必要的。
日本制糖业原以甜菜糖业为主，1894年日本国内消费量3182250担，而其生产量为900160担，仅及需求量的283％，必须大量进口以满足需求。1895、1896年在东京、大阪成立日本精制糖株式会社和日本精糖株式会社，但由于国内原料来源缺乏，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占据台湾之后，日本殖民者获得了一个拥有广大甘蔗原料和悠久制糖传统的殖民地，这不啻给日本衰弱的制糖业打了一针强心剂。1896年总督府即着手解决台湾糖业发展问题，1898年杉山茂丸即提出：“万事先以确立砂糖为台湾经济之本”的主张森久男：《台湾总督府糖业保护政策的展开》，《台湾近现代史研究》创刊号（东京）。，并不顾井上馨的反对，将八重山糖业会社的旧机器运到台湾。1898年山田熙还提出3000万元的台湾新式糖业计划。1899年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赞同山田的计划，然而，由于当时岛内战乱频仍，日本国内金融市场高利率的情形下，吸引资本到台湾成为一个难题。最后由三井财阀出资创设台湾制糖株式会社，资本金100万元，其中50万元5年内由总督府给付6％的年利，杉山运输到台湾的旧机器以低于原价6万元转让给三井，第一个新式制糖厂终于在1900年成立。
台湾本地制糖业原为糖廍，日本占据后，清代传承下来的糖廍仍是主要的生产机构。殖民地初期，台湾总督府推广改良糖廍以增加糖产量并提高蔗糖品质，即便在新式制糖厂成立之后的一个时期内，改良糖廍仍有较大的发展。1901年3月，日本内阁通过砂糖消费税法案，糖价下跌，给台湾糖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为此，台湾总督府强化了糖业保护政策，5月，聘用农学博士新渡户稻造为殖产局长，9月，新渡户稻造提出“糖业改良意见书”，分析了近期岛内糖业衰落的原因，提出了改良台湾糖业的具体方法，其主要内容为：改良甘蔗品种和耕种方法，增加灌溉措施以改良土壤。政策上，发布糖业奖励法，建立临时台湾糖务局，加强技术指导，购入国外优良品种，促成产糖组合组织，引导日本国内资本到台湾投资糖业。他并指出，改良糖廍只不过是走向大工业化生产的一个途经而已。总督府立刻采纳了新渡户稻造的意见，儿玉源太郎总督于11月发表了以糖业为中心的保护产业发展演讲，1902年6月，以律令第五号颁布《台湾糖业奖励规则》，设立临时台湾糖务局，新式制糖工厂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02～1904年间有7家工厂先后建立。与此同时，又输入了爪哇玫瑰竹种，补助蔗苗费、肥料费、制糖机械费等等；对于因耕作甘蔗而开垦官有地者，垦成后无偿赠与，其所建之灌溉设施，无偿借予官有地。为进一部限制旧式制糖手工业，1905年6月颁布《制糖场取缔规则》，规定凡欲设立新式制糖厂者，必须先得到政府的批准，并将划定特定区域为其原料采取区，在该采取区内，未经批准不许新设制糖厂，区域内的甘蔗未经许可不得运出区外，亦不得用作制糖以外之用途，区域内农民有决定自己耕作作物品种的自由，不过，由于经济及其他种种原因，农民往往即使不愿意也不得不种植甘蔗。
在总督府保护政策的扶植下，新式制糖企业大为发展，1907年盐水港、明治制糖会社成立。1909年新高制糖会社彰化、嘉义二厂设立，东洋、苗栗、高砂等制糖会社先后进入台湾制糖业。1910年台湾引来了更多的新式制糖厂的诞生，台北制糖株式会社、北港制糖株式会社、斗六制糖株式会社、帝国制糖、中央制糖等等，台湾的新式制糖厂从1908年的8家，到1909年升为15家，1912年达到了29家。杨彦骐：《台湾百年糖纪》，猫头鹰出版社，台北，2001，第43～44页。1910年更设置台湾糖业联合会的卡特尔组织，垄断产量、价格及输出。1916年，因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加上世界甜菜糖业衰退，砂糖供不应求，台湾糖业趁势拓展对外输出，先后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芬兰、西班牙及土耳其，制糖会社资本股息高达100％，最高者（如新高制糖会社）达到200％，台湾新式制糖业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台湾制糖业新旧势力消长情形。
资料来源：涂照彦《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人间出版社，台北，1993，第63页。
由此可见，1905年新式糖厂8间，产量28651千斤，而旧式糖廍1055间，产量74432千斤，旧的制糖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到了1909年新式制糖厂15间，产量118798千斤，而改良糖廍和旧式糖廍共计622间，产量却仅85081千斤，前者首次超越后者。到了1918年，新式制糖厂有36间，产量497807千斤，占该年砂糖总产量的868％，而改良糖廍与旧式糖廍的总和才占总产量的132％。另据1936年《台湾年鉴》记载，1935年旧式糖廍97间，改良糖廍6间，生产能力11410担，但新式糖厂47间，生产能力40300担，占总生产能力的966％，拥有绝对的优势，并且旧式糖廍多生产民间传统的红糖，在台湾砂糖生产中几乎微不足道。《台湾年鉴》昭和11，参见李友邦《日本在台湾之殖民地政策》，台湾义勇队，金华，1941，第72页。战后随着合并浪潮的掀起，台湾的新式制糖厂逐渐形成了以台湾制糖、明治制糖、盐水港制糖、东洋制糖及大日本制糖5大会社居主导地位的状况，其资本和产量均占台湾制糖业的3/4。
1920年代，“昭和经济大恐慌”带来了台湾制糖业的新一轮重组，各色较小型的制糖企业纷纷倒闭或被兼并，最终出现了所谓的3大财团10大会社，即台湾的制糖业操纵在了三井、三菱、藤山3大财团手中，形成台湾制糖、明治制糖、大日本制糖、新兴制糖、盐水港制糖、新高制糖、帝国制糖、昭和制糖、台东制糖、三五公司等10家新式制糖厂，台湾土著资本仅余陈中和的新兴制糖1家，且实际控制权亦归日人所有。台湾的最主要产业——制糖业，成了日本资本的囊中之物。杨彦骐：《台湾百年糖纪》，猫头鹰出版社，台北，2001，第68～69页。
台湾糖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还在于砂糖市场一边倒地面向日本，其变化过程可参看表2…7。
很明显，台湾砂糖产量的绝大部分均运出岛外，最高时竟达1039％，也就是说仅以当年的产量竟不敷对外输出的需要。输出对象则集中于日本国内，经常占砂糖输出总量的90％以上，换句话说，台湾成了日本的糖库。它不仅满足了日本市场对砂糖的需求（1911年台糖在日本市场占有量为81％），还为日本节省了大量的外汇，对日本市场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资料来源：涂照彦《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人间出版社，台北，1993，第64页。
说明： * 为1898～1899年平均。按移出指对日本国内，输出指对日本以外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总督府在台湾糖业发展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它不仅在政策上实施保护，并且在资金方面也给予糖业以积极的支持，用矢内原忠雄的话说就是：“如果没有总督府深厚的奖励、保护与指导，台湾糖业也不会有如今的基础。”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岩波书店，东京，昭和4，第284页。从总督府的直接奖励补助看，1900～1926年间，光现金补助便达12792944元，内容包括制糖会社及制糖所补助、制糖机械购入补助、改良糖廍取缔补助、原料糖制造补助、原料消费补助、冰糖制造补助、种苗补助、肥料补助、灌溉排水补助、开垦补助等等，除现金补助外，还有274936650余株蔗苗的无偿配给，9214甲土地的无偿贷予和7552甲土地业主权的转让，因此，总督府实际支付的补助资金远不止1279万元。
不过，我们必须更新一个观念，即总督府的糖业奖励只是针对（或者说主要针对）日本资本这一印象。事实上，糖业奖励的对象并没有资本所属系统的区分，总督府政策执行伊始只是想尽速振兴台湾糖业，而对台湾本地土著资本的压抑是在糖业复兴并有所发展之后的事情，故有必要分清糖业政策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内涵。
可见，对台湾土著资本的补助费占总督府糖业补助总额的579％，超过了对日本资本的补助，因此，初期的糖业补助少有民族的区分。另外，对日本资本的补助主要在利息和现物，而对台湾土著资本除资本的补助之外，相当一部分在于机械化补助。这表明，日本资本所需主要在于资金，而台湾土著资本则同时需要资金和技术，并且一开始就十分依靠日本殖民者的扶持，其依赖性和经济脆弱性相当大，这就给土著资本糖厂以后的发展道路留下了阴影，也给日本资本控制、并吞台湾土著资本带来了可乘之机。
工业与农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一般经济史家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工业工资比农业高，工业化有助于提高附近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陈翰笙：《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英文版序。那么，台湾的情形又是如何的呢？制糖工业与蔗作农业间关系之紧密是不言而喻的，现在就来看看制糖工业的发展究竟给台湾蔗作农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在台湾总督府所有的保护政策中，最核心也是最根本的是甘蔗原料采取区的设立，蔗作农家与制糖会社乃至殖民当局的矛盾，很多就是从这个核心问题中派生出来的。从这一政策的字面内容来看，蔗农必须将甘蔗交售给规定的制糖会社，制糖会社也必须包销蔗农的甘蔗，并且蔗农有选择种蔗与否的自由。我们知道，台湾农民的传统生产喜好中，对稻米的兴趣要大于甘蔗，据1904年的调查：“（台湾）农家以生产普通作物获得家计的经常费用，以特用作物获得临时费用。盖与普通的作物比较，特用作物经常较有利益，特别是甘蔗比其他如甘薯、豆类、落花生——等更具利益。农民对甘蔗的观念是第一不需费工，第二可一下子获得一笔现金——然而甘蔗的生长期间等于其他作物的二三倍——水田的米作在本岛则具有绝对的利益——有米谷的收入意味着恒产，富豪者必以租业而保有土地。而甘蔗虽能获得现金，若与水田比较，虽为前述之下等田，甘蔗也很难入侵。”黄绍恒：《试论初期原料采取区域制》，《第三届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省文献委员会，2001。因此，正常情况下制糖会社对台湾农民的控制力是相对有限的。
那么，在实施甘蔗原料采取区制后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在表面上，甘蔗原料采取区域内双方地位平等，农民不受约束，可自由决定作物品种，但实际上，蔗农境况并没有如我们想像那么好，且情形似乎更糟。首先，蔗农的作物种植选择权并不自由。规则本身虽然没有明确限定，但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不少农家耕地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事实上只能以种蔗为最佳选择，尤为重要的是，制糖会社对蔗作农家的耕作资金（常常还包括生活资金）的预贷，也束缚了蔗农的选择权；再者，制糖会社对民有地实施了水利建设，作为代价，要求蔗农必须种植甘蔗。对于种植甘蔗的农民制糖会社依据《蔗作奖励规定》予以各种奖励，这也吸引很多缺乏农业生产经营资金的蔗农从事甘蔗的种植。据统计，1936～1937年度新式糖厂贷款金贷放情形为：耕作资金6735万元，肥料费9101万元，蔗苗费866万元，其他584万元，共计17286万元，平均每户蔗农所贷资金约150元。川野重任：《台湾米谷经济论》，台湾银行，台北，1969，第95～96页。
其次，甘蔗收买价格由制糖会社单方面决定，蔗农无权参与。一般地说，甘蔗收买价格的高低取决于竞争作物的市场价格，譬如以相同面积的双季水田、看单季田或旱田种植水稻、陆稻、甘蔗时所能收获的生产物总价格为标准，以决定每千斤甘蔗的单价。其中蔗价与米价的关系最为密切，如1938～1939年度帝国制糖会社甘蔗收买价格乃比照粳米稻谷价格而定，米价3元，甘蔗收买价（水田）亦3元，其3元以上的比价分别为325∶345、375∶395、450∶460、475∶4９0；川野重任：《台湾米谷经济论》，台湾银行，台北，1969，第95～96页。而这些价格都是由制糖会社单方面决定的，联系到蔗农只能将甘蔗售予区内制糖会社的规定，这无异于是一种变相的强制收买。发布收买价格的日期通常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