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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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发展的潮流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着台湾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共产主义思潮影响日益扩大，台湾贫困大众的阶级意识开始觉醒了，“农民组合遍设，工友会簇生，农作争议工人罢工到处频起，没有理解时势的资本阶级与支配阶级，不以合理的解决而专用弹压，遂渐渐激成了全岛的阶级斗争”。《合作继续抗争》，《台湾民报》昭和2年6月19日。于是我们看到了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台湾共产党的成立，看到了新文化协会、农民组合接受了台共的指导成为其外围组织。民众党在这一历史潮流的强大推动下，也与工农运动（由于历史的原因，主要是工人运动）紧密结合了起来，史料记载：“台湾民众党结党以来，蒋渭水一派一方面发展联合农工商全阶级的全民运动——民族斗争，一方面认为应该在前线集结劳动者、农民大众，同时推行阶级斗争。于是热衷农民运动和劳动运动的指导，渐渐获得劳动团体和农民团体的指导权或努力成立这类团体。但在农民运动方面，当时已有全岛性之台湾农民组合。该组合已和劳动农民党、日本农民组合有联系关系，逐渐表明出其共产主义倾向。在岛内则与文化协会相联结，使民众党在此方面无甚发展。但在劳动运动方面，因改变方向后之文化协会的内部缺乏统制，乃乘其实践运动不甚活泼之际，强先争取已设立劳动团体之指导权，并企图进一步组织尚未组织之劳动者，因此有显著之发展。”《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65页。历史资料表明，民众党领袖还深入第一线，领导和指挥工人罢工斗争，如高雄浅野水泥会社罢工、台湾制盐会社工人罢工等等，并且成立了全岛性的工人运动团体——工友总联盟，从而将日据时期台湾工人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工人运动的发展和民众党的深度介入，再一次引发了党内围绕阶级问题的大争论，1928年6月17日中常会上，彭华英与蒋渭水的辩论就突出暴露了党内矛盾的激化。《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86～187页。
彭华英指出：“鉴于民众党现状专做劳动运动，甚至有人以民众党的名义推动劳动运动。如此煽动一般民众之阶级意识实非民众党之宗旨。党应根据政纲专做政治运动。”
蒋渭水认为：“民众党今日能被社会肯定、被官宪重视的原因，在于民众党背后有工友总联盟三十三团体及一万数千名劳动者。党不能轻视劳动运动，且对劳动运动之指导已明示在党的政策中。”
按照蒋渭水的思路，支持工人运动是党的政策早就明确提出了的，而从民众党的发展历程来看，正是因为党团结了广大工人阶级、支持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台湾工人阶级的利益，才有着民众党自身的发展壮大，才会让日本殖民当局对民众党心存顾忌，才使得民众党能在台湾民族运动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支持工人运动既符合党的方针，也是民众党的历史使命之所在。这次争论显示，民众党内部在阶级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激烈化、表面化了。彭华英随之提出了辞呈，他说：“民众党之使命在于纯粹的争取及伸张参政权，其行动必须是不出使命范围之外的绅士运动，但党内存在着异分子，我身为主干数度提出警告仍毫无反应，无视于民众党精神，只顾热衷于于指导劳动运动，逐渐使党的信望失坠了。”蒋派人员抨击其“已反动、或已当上总督府当局的走狗了”。《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86～187页。
随着彭华英的退出及1929年1月10日党的中央常委会选出谢春木、黄周、黄旺成等为常委后，民众党已经基本上为蒋渭水及其同志所掌握，林献堂等人也不怎么参加党的日常活动了。蔡培火曾以中南部支部相对抗，但势力单薄难以为继。面对这一局面，林献堂、杨肇嘉、蔡培火等策划另组自治改革促进运动，继续其稳健、合法的体制内政治抗争运动，以最终实现台湾地方自治的目标。为了避免内部的纷争和混乱，民众党在给予参加自治联盟者以回归的缓冲期不见成效后，被迫开除了蔡培火、陈逢源、洪元煌等16名干部，林献堂随后亦辞去顾问职务，民众党正式分裂。民众党对外宣称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与反动的知识分子皆已退却逃避。”《无产运动与民众党的关系》，《台湾新民报》昭和6年1月17日。
日据时期台湾由于其殖民地社会性质，在殖民当局专制政权机器的庇护下，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教育、文化等等所有方面，作为统治民族的日本人和日本资本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台湾人民处于被压迫被剥夺的境地。因此，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台湾人民与日本殖民主义的矛盾，台湾人民开展民族运动的主要对象是日本殖民统治者、日本资本家及其帮凶或“协力者”，这是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反抗斗争的主流。然而，除了民族矛盾之外，台湾社会同样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不仅有日本资本家剥削台湾工人农民，台湾本地资本也不是慈善家，他们也是靠剥削台湾工人的剩余价值来积聚财富，台湾本地地主照样不会免除台湾农民的租税。也就是说，日据时期的台湾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只不过是受民族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制约，阶级矛盾居于次要的地位，服从于民族矛盾的需要罢了。
什么是阶级？列宁曾给它下过经典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都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阶级的划分主要是由各集团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尤其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决定的。资本家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工人一无所有，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从而在生产体系中处于雇佣和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主权国家中阶级关系如此，在殖民地社会的阶级关系也是一样，其实质没有任何的改变。同样的在殖民地台湾，正如《台湾民报》所指出的：“贫弱的人们，受了富强的人们的虐待，世界上到处都是一样，因此人心发生一种阶级感情，是诅咒的感情，是争斗的感情，是贫弱的人要团结起来对富强的人宣战复仇的很可骇怕的感情吧了。”《台湾铁工所的劳资争议》，《台湾民报》昭和2年5月8日。如此看来，民族矛盾并不能掩盖阶级矛盾的存在以及在一定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激化，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矛盾本质上是不可调和的。
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运动之所以能蓬勃开展，是全体台湾民众在台湾人民与日本殖民主义这一主要矛盾加剧的条件下，团结一致奋起反抗的结果。正因为只有全民动员、全民参与，民族运动才有成功的希望，台湾工人、农民被普遍卷入到民族运动的大潮中来。而随着世界被压迫民族反抗运动的崛起和共产主义思潮对台湾的冲击，台湾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逐渐从一个自在的阶级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在台湾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的引导下，他们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阶级意识空前高涨。农民组合、工会组织遍及全岛，“宛然春笋似的，一直簇生起来”《台湾铁工所的劳资争议》，《台湾民报》昭和2年5月8日。，农民与地主的斗争和所谓租佃争以及工人的罢工斗争，在矛头主要针对日本地主资本家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针对了台湾本地的剥削者，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日据时期台湾的民族运动从本质上说，是地主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抗日本殖民主义的民族民主斗争，其主要领导人林献堂等的指导思想是以体制内的、合法的反抗来争取参政权，减轻台湾人民所受的专制统治的痛苦。体现在政治诉求上就是要求成立台湾议会，实施台湾地方自治，代表的是殖民地社会台湾本地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它反对的是殖民主义和日本殖民专制统治，所以能够团结广大群众并将他们集合在了民族斗争的旗帜之下。然而，一旦工农大众阶级觉悟提高，政治斗争开展起来，就不可避免的与之发生阶级的冲突，阶级利益成为拦在民族运动内部两个阶级之间的深深的鸿沟，在矛盾激化的时候，阶级的决裂表面化为组织的分裂，文化协会的分裂原因在此，民众党的分裂原因也不例外，甚至在本身即主张阶级斗争的台湾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如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关门主义”与“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斗争，究其根源也是围绕着在台湾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不要在民族运动的同时开展阶级斗争问题展开的。落实到民众党的分裂事件，林献堂本人有极直白的表述，他说：“与蒋渭水交换有关民众党新纲领的意见时，发现到新纲领颇为激烈，是无产阶级本位的，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因此我不能以顾问的身份与党维持关系。所以断然辞去党顾问。过去我等屡遭民众党干部的攻击，同为顾问的蔡培火、蔡式谷已被开除党籍，本来我对去留的问题尚在考虑中，但既然现在党已把它的色彩如此鲜明化，我已没有理由留在党内。”《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262页。另一名顾问林幼春也说：“民众党失去了许多稳健的有产阶级党员，愈来愈和劳动团体的工友总联盟加紧合作。这一次的新纲领、政策亦很明显地完全以无产阶级自我期许，已脱离原来的所谓全民运动的领域。”《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262页。彭华英更是直截了当地指责道：“我们从文化协会分裂后，计划组织民众党之意志，在于广泛邀请地方之资产家、有学识名望之人士组成有力团体。一旦本岛施行完善的自治制时使其变成权威性之团体，期能在本岛施政上占有重要地位为理想。然而目睹以无知愚昧的农工阶级为中心，出以无谋之行动，如此无智之辈横行无忌，实令人遗憾。”《台湾社会运动史》第二册政治运动，创造出版社，1989，第187页。显然，事情再明了不过了，为达成地主资产阶级的参政目标和自治愿望，稳健派们需要工农大众的力量，需要所谓的全民运动；而当工农大众真正觉醒为自身利益和本阶级的权利作斗争的时候，他们却害怕了，退缩了。阶级的分别和阶级利益的根本冲突超越了民族反抗旗帜下结合起来的超阶级组合，作为民族运动团体的民众党自身无法调和这一矛盾，分裂是必然的。
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便伴随着阶级斗争。恩格斯说：“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页。列宁也说：“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443页。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的斗争有其特殊性，由于日本殖民主义者把持了政权机器，垄断了殖民地经济命脉，台湾整个民族都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所以无产阶级能够参加由地主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运动以求民族的解放，尤其是在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还没有普遍提高、能代表自身利益的先进的政党——共产党尚未诞生的时候。伴随着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其力量在台湾社会日益壮大和阶级意识的觉醒，地主资产阶级软弱、动摇性渐趋明显，体制内合法抗争路线已经不能适合其对台湾民族运动的发展要求，无产阶级必须探索一条新的民族运动的道路，必须与地主资产阶级争夺民族运动的领导权。台湾共产党的主张不消说是如此，而文化协会、民众党内部斗争的结果也提示着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有了自己的代理人并采取了攻势。这是台湾民族运动的进步，是台湾工农大众势力崛起的必然结果。但遗憾的是，如何处理民族运动中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关系？如何在民族运动中开展阶级斗争？台湾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在还没来得及做出自己的探索的情况下就被镇压了。在殖民地台湾，殖民主义者已经强大到足以扑灭任何一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在这样的情形下，台湾的无产阶级究竟应该如何开展斗争？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答案！
4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
日本占据台湾之前，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台湾人的中国意识，无论在反清复明的郑氏时期还是大一统的清代，其作为主流意识，一直都是台湾民众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的基础。
日本占据台湾之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虽然依据《马关条约》两年内未离开台湾的民众自然转变为“日本国民”，但台湾人民的中国意识并没有被消灭，尽管在日本殖民统治的高压下，中国意识的表现方式或显现程度有所区别，中国意识作为台湾社会意识的主轴却从来没有出现大的偏差。在日据初期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北部陈秋菊、胡嘉猷等人组织的台北大起义，中部柯铁、简义，大坪顶铁国山，南部的林少猫、黄国镇等人，都是以回归祖国为号召；1910年代中期开始的非暴力政治抵抗的民族运动中，继承中华文化传统、宣扬中华民族意识、复兴台湾地区中华文化，都成为运动组织者、参与者的自觉行动，并且随着运动的深入，中国意识在台湾得到了更深层次的扎根和更广范围的传扬。黄呈聪就曾说：“回顾历史，我台湾文化，曾由中国文化作为现在生活的基础，无论风俗、人情、社会制度，尽皆如此。——从文化上说，中国为母，我等为子，母与子生活上的关系，其情谊之浓，不必我等多言。”转引自若林正丈《台湾抗日运动史研究》，研文堂，1983，第230页。就是日本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本来汉民族经常都夸耀他们有五千年传统的民族文化，这种意识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台湾人固然是属于这汉民族的系统，改隶虽然已经过了四十余年，但是现在还保持着以往的风俗习惯信仰，这种汉民族的意识似乎不易摆脱。”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14页。台湾人对自身民族属性的定位，以民族运动主要领导人蒋渭水的一番话即可明白无误的显示出来，他说：“台湾人不论怎样的豹变自在，做了日本国民，随即变成日本民族，台湾人明白地是中华民族即汉民族的事，（是）无论什么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台湾民报》1924年9月11日。无怪乎台湾总督小林跻造怀疑说：“（台湾人）没有作为日本人应有的精神思想，惜利谋私，仅披着日本人的假面具。”转引自戴国《台湾与台湾人》，研文堂，东京，1980，第208页。日据时代台湾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