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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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出卖桧木而购买松杉”，“凡同种商品，则以上等品供给日本，下等品由日本进口”。周宪文：《台湾经济史》，开明书局，台北，1980，第751页。这也成为日本殖民者掠夺台湾资源的一个例证。
　　　　台湾山地资源的另一重点就是矿藏，主要为沙金和煤矿，沙金早在荷据时期就闻名于世，日据时期沙金的产量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主要是新的金矿发现不多，采掘规模也未见大的扩张。煤矿则增加颇多，1897～1942年，矿区由20增为331个，煤炭产量由19275公吨增至1913937公吨。矿产资源同样多为日本资本所占有，金矿有金瓜石的田中长一郎、瑞芳的藤田组，及后来三井系的台阳矿业株式会社，资金则由台湾银行提供融资。煤矿有大名组、藤田组、三井、芳川、赤司等，而以三井系最为有力，煤炭总产额的54％为三井系所有，贩卖则由三井物产把持，台湾人的矿业企业除基隆颜氏家族外，鲜有能与相竞争者。换句话说，台湾的山地矿藏资源和由此产生的利润大都由日本资本获取。
　　　　此外，山地原住民的劳动力资源也是日本殖民者榨取的目标之一。据统计，1936年台湾原住民各族人口分别为泰雅族35600人，赛夏族1500人，布农族18000人，曹族2100人，阿美族48200人，排湾族18000人，卑南族5200人，鲁凯族6300人，加上兰屿上的雅美族人若干。这些原住民生性淳朴，且对山地的适应能力很强，十分适合于山地开发中从事日本人自身乃至于汉人亦无法胜任的工作。宫本延人：《台湾的原住民》，晨星出版社，台中，1992，第95～190页。日本殖民者便利用这一点，在山地资源的开发中，以极低的报酬驱使原住民为其劳作。在高永清的回忆录中就有如下记载：“山胞因长年以来的生活环境，在搬运物品时有用背袋背负的习惯。这样对行走在窄小坡路极为方便，可以说是自然形成的习惯。日本警察却强迫他们把深山里的桧木木材，用肩搬运。材料的规格大致是十二尺×三·五尺×三·五尺的方木，或六尺×三·五尺×一·尺的木板，也有更大的木材。所有的木材都是建筑用材。山胞因不擅长肩扛，因此用拖曳方式运到指定场所。搬运过程中因为在地上摩擦使方角磨损，不合日本警察的要求。如此一来，山胞在付出辛苦劳力之后，换来的却是斥责与鞭挞。山胞强忍泪水，忍耐痛苦。而且运搬来的数量是按户分配，绝无幸免，必须在限定时间内搬完分配数量的木材。是以，身体不适就须拿出相当的代价请人代理，以完成责任额。这实在是非常不合理的事。再者，制材是在深山里，山胞们如分配一天一根，就要清晨二三时出发，运完木材回到家已到晚上七八时，而且一天的工资只有四角或五角。仗势警察力量强迫要求这种劳动，可以说是当时‘蕃地’所面临的特殊境遇。”中川浩一、和歌森民男：《雾社事件——突发的大悲剧》，武陵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992，第85页。在日月潭水电工程、道路修筑、森林砍伐等等各个方面，都有原住民遭役使的身影。
　　　　此外，山地道路的修建也成为日本殖民者掠夺山地资源的重要基础工程，“修筑山地道路，改善交通，攸关原住民之教化、启迪，并有助于掌控内山原住民，更与开发山地资源有密切关系”。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理蕃志稿》（吴万煌译《日据时期台湾原住民志稿》第四卷），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南投，1999，第12页。1921～1925年山地道路修筑情况如下表5…2所示。
　　　　表5…21921～1925年山地道路修筑情形年别新建干道总长摘要其他干道新、
　　　　改、修建案1921横跨台中州及花莲港厅间八通关道路32里1919年动工，1921年完工横跨台北台中两州间皮亚南越岭道路24里1910年动工，1921年完工新竹州荻坂桃山间道路13里24町1921年动工，1922年完工11件1922新竹州巴朗至台北州李莫干间道路8里19町1922年间完工台中州大甲溪道路16里28町1922年动工，1923年完工新竹州北坑溪道路9里28町同上14件1923———19件1924台东厅内本鹿道路16里18町1924年动工，1925年完工新竹州北坑溪道路延长工程3里18町同上1925新竹州田村台至结城间道路4里11町1925年间完工29件　资料来源：台湾总督府警务局编《理蕃志稿》（吴万煌译《日据时期台湾原住民志稿》第四卷），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南投，1999，第12～13页。
　　　　台湾的山地，是原住民各族群世代生息繁衍的地方，熟悉的山峰、森林、猎场、高架屋，养育着勤劳、善良和淳朴的原住民男女老少。日本人到来后，剥夺了他们的山林、土地，收缴了他们狩猎用的枪支弹药，派驻警察指点他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还被迫者参与报酬极低的劳动。山间的矿藏、林木、樟脑被日本资本源源不断的运走，而自己却得不到利益。这就是日本殖民者带来的变化，这就是日本统治下台湾原住民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2殖民地“教化”事业的展开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目标，就是将台湾建设成为日本帝国的一环，将台湾人改造成为日本人。因此，同化政策是日本在台统治的一贯方针，对汉族人民如此，对原住民也是一样。体现在具体策略上就是对原住民“教化”事业的展开。
　　　　首任殖民总督桦山资纪还在前往台湾的军舰上就其施政方针发表的谈话时就提出：“唯台湾乃是帝国的新版图，未浴皇化之地。加上，岛东部由蒙昧顽愚之蕃族割据。故今日入临该土者，虽须以爱育抚孚（？）为主，使其悦服我皇覆载之仁，但亦要恩威并行，使所在人民不得生起狎侮之心。”藤井志津枝，上揭书，第3页。也就是说，在镇压台湾原住民反抗斗争的硬的一手同时有必要采取大日本臣民思想教育、生活改造等软的一手来争取民心。所谓“爱育”、“悦服”就是殖民当局对台湾原住民实施“教化”和软性同化的代名词。总督府嘱托丸井圭治郎提出《抚蕃意见书》，主张以警察的力量，采软硬兼施的方法，将“蕃人”改造成为日本国民的一部分。首先从所谓的“归顺蕃”做起，再指向“生蕃”。在政策上，着重点放在教育，从而达成“精神上征服”。同时，对台湾汉人与原住民长期以来保持的交往也应采取隔离的措施，禁止原住民穿汉族的服装，不许汉“蕃”儿童同在一所学校学习，禁止汉人与原住民通婚等。相反，却鼓励日本警察携家眷驻守“蕃地”，“‘派出所’不但是一个警察机构，还兼做一个日本的文教中心。实际上，派出所与教育所、医疗卫生所、换番的交易所、惩罚的裁判所结为一体。警察身兼政治、经济、文化、保健、司法等多种权力的功能”。藤井志津枝，上揭书，第270～271页。1923年，为表示对原住民的所谓尊重，乘日本摄政宫裕仁亲王访台之际，将“蕃人”之简称改为“高砂族”。
　　　　日据时期台湾的原住民教育大致有文教局的“蕃人”公学校和警务局的“蕃童教育所”两个系统，而以后者为主。早在军政时期日本殖民者就在山地建立国语传习所，教授原住民儿童日语。1896年8月，恒春国语传习所长相良长纲拟于恒春支厅管内“蕃地”猪朥束社设立分教场，此为日人实施“蕃人”教育之始。其发布的招募学童文告，是日本殖民当局开设原住民学校的重要文献，特摘引如下：
　　　　恒春国语传习所长相良为出示事，照得言语文字者，为国之精华，而系治国安民之必要，可成美俗之基。若是言语文字不通，则所有政府之法令及下民之——达而文风教化不能整备，百事业务亦不振兴，或恐有恶行任性之徒，误犯不测之刑罚，故今台湾总督府于本岛各处冲要之地，开设国（日）语传习所，教习学生，为最有益民生习学之要务。现据以设立恒春国（日）语传习所，立即招募学生入学，教习国（日）语文字，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所属民人等知悉，今开列于左各项，各宜禀遵，毋违特示。
　　　　一、国（日）语传习所最要者，全以传教本邦之言语文字，而便民生有益之用，并且养成本邦素有性情为主旨。
　　　　二、要入学者，年纪从八岁以上起至三十岁以下可准入学。
　　　　三、要入学者，要往该学堂事务所及各庄总理询问学内规条，然后禀明入学。
　　　　四、要入学者，先行禀明入学之期，定限八月二十七日为止。
　　　　为此，有学者评论说：“在这份告示中，说明了学习日语的重要性：习得日语后不但可沟通政府与民间的隔阂，有助于法令的推动，也可转移民风而使百业振兴。总之是以培养具有日本性情的殖民地人民为宗旨。”宋龙生：《卑南公学校与卑南族的发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编印，南投，2002，第31～32页。这一点在殖民当局在该校召集部落头目、副头目及部落内主要人物会议上的一次训示中也有体现：“学校以学习日语为第一紧急要务，以利日本政令的推行。培养卑南族学生的（日本）‘国民精神’。”宋龙生：《卑南公学校与卑南族的发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编印，南投，2002，第35页。
　　　　1904年起，台湾全岛各山地陆续成立“蕃童教育所”，对原住民的初等教育开始正式确立。1908年，日本殖民者陆续制订颁布了《蕃务官吏驻在所之蕃童教育标准》、《蕃务教育纲要》及《蕃人教育费额标准》等，总督府民政长官在给各厅长的指令中还要求“蕃务”官吏驻在所，应基于图谋亲善和疏通之目的，使“蕃人”少年子弟常出入警察驻在所，对他们灌输大日本的风俗习惯，通过他们影响到父兄。“蕃童”教育所的标准为：一、学生以通学为原则，视地方情形，得收寄宿生；二、教育主要的目的在于导致“蕃人”之日本化，学术属于次之；三、教育用具以官费设备，必要时贷与备品，而发给消耗品类；四、通学生之午餐及寄宿生食费由官费开支，膳具及寝具由官方贷与；五、授业日数每月约计20日，星期日及依“蕃社”旧惯之祭祀日放假；六、授课时间每日约计5小时，而其1/2以上定为耕作、手工艺。温吉编译《台湾蕃政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北，1957，第824～825页。由此可见，基于同化政策的日语教育及实用技术教育是日据时期台湾原住民教育的主要目标。
　　　　1915年，适用于原住民的教科书《蕃人读本》出版，编撰方法与汉人用读本有很大的不同，采用片假名记述，据说是为适应原住民没有文字历史的状况，舍弃平假名及汉字的繁杂，将读音与文字相统一，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简单的一句话就写成了连日本人也头痛的样子：“アノイエワワタクシノガッコオデス。ミンナデアソビマショオ”（那所房子是我们学校，大家一块玩吧）。松泽员子：《日本在台湾的统治与原住民之日语教育》，收入栗本英世、井野濑久美惠编《殖民地经验》，人文书院，东京，1999。随着教育的发展，除主要教授日语口语外，还开设了简单的写作及语法。蕃童教育所的课程有修身、国语、算数、图画、唱歌、体操、实科等，其中国语即日语和实科占课程的大头，这表明日本人的教育目标在于一面普及日语加上修身以推进将台湾原住民改造成为日本人的进程，另一面增进原住民的实践生存能力，试图将其从原始蒙昧状态拉出来，实科的内容为：耕作、除草、扫除、制作、栽培、饲耕、裁缝等等，基本上属于生活必需技能的训练。
　　　　除了“蕃童教育所”等初等教育机构，日本殖民者每年还挑选几名优秀学生送到日本人的小学校与日本人共同学习，表现好的再选送到中等学校继续教育，在此刻意安排下成长起来的一部分原住民就被寄予同化榜样的角色。譬如1930年就有159名原住民学生得以在农林、师范，乃至日本国内的法政、商业、农学等学校深造。温吉编译《台湾蕃政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台北，1957，第832页。
　　　　到了殖民统治的末期，日本当局愈益强化了对原住民学生的皇民化思想教育，在每个“祝日”（政府规定的节日）或“祭日”（神社的祭祀日），学生要在老师或警察的带领下礼拜神社，遥拜皇城、奉读教育敕语。仪式中还要唱特定的歌曲，强化对日本帝国的认同。天皇的“御真影”也要顶礼膜拜，“君之代”要时时传唱，等等。全面扭曲原住民子弟的心灵，以塑造出所谓“忠良的帝国臣民”。
　　　　日据时期台湾原住民初等教育状况有如下表5…3所示。
　　　　另据郭锦慧的调查，到了昭和年代，当地的原住民深知“那是强迫的，一定要去念书，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每个小朋友都要去上学，不去的很少，除非残废”，即使是部分人家境不好，“为了家庭，要帮忙，没有办法。大部分的人还是会去念书”。原住民传统的生活方式此时也发生了改变，原来狩猎活动是他们的重要学习对象，这时却不必非得进行了。有人回忆说：他的父辈还须坚持打猎，到了他这一代就读教育所的时候，“打猎就变成大人的事了”。郭锦慧：《论日据时期运行于原住民部落中的规训权力》，《〈宜兰研究〉第三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宜兰县文化中心，1998。但像原住民儿童就学率达到100％的情况，应该还只是日据末期这几年的事吧。
　　　　学校教育只能规范在学青少年，对于广大的成年原住民教化工作的展开也是日本殖民者着力推进的重要对象。因此，在社会教育方面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如头目势力者会、家长会、自治会、妇女会、处女会、青年会、同学会、父兄会、日语讲习会、夜学会等，其中以家长会、青年会最为普遍，以自治会参与者最多，1930年统计加入这些社会团体人数达37800人。温吉编译《台湾蕃政志》，台湾文献委员会，台北，1957，第836页。为在成年原住民中普及日语，国语讲习所遍布各山地，1943年有272所，讲习生2万余人。据《高砂族国语讲习所规程》称，目的是为了“使高砂族习得国语，启发培养其国民资质”。蔡茂丰：《台湾日语教育史研究》（上），大新书局，台北，2003，第599页。
　　　　引人注目的是青年团的不断壮大，在日据后期成为山地原住民社会的主要社会教化力量，早期的头目势力者会则归于消弭。这代表着台湾原住民社会的内在结构发生了大的改变，日据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力量取代了传统“蕃族”时代的旧势力，发挥着主要影响力。据一位宜兰老者的回忆：“那时青年团影响力很大。譬如对全村的活动都是青年团团长带领，以前是头目，那时还是有头目，但没有权力，有权力的是青年团长。学生、青年、老一辈的也要听。他的话就是日本人指使他，他说的话就是日本人说的话，要我们做什么就是什么。”郭锦慧：《论日据时期运行于原住民部落中的规训权力》，《〈宜兰研究〉第三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宜兰县文化中心，1998。表5…5日据时期历年主要教化机构年代头目势力者会家长会妇人会青年团国语普及会国语讲习所。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原住民中大力普及日语，效果究竟如何？一则统计数字可资参考，详见下表5…6所示。
　　　　看来，直到1929年原住民中通晓日语的人数并不多，大部分统计在内的达到所谓日语普及者，只是学会了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