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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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邦金属（原料来自南非、缅甸及西伯利亚）、基隆的台湾电化（原料来自旅顺、大连及日本国内）、松山的台湾电力（原料来自越南、菲律宾）、花莲的东洋电化（原料来自南洋群岛）、高雄的台湾特殊窑业（原料来自福建金门）、台北的南海兴业（原料来自朝鲜和日本国内）、台北的台湾橡胶（原料来自南洋及台湾岛内）等等。张汉裕：《光复前台湾之工业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0，第109～111页。
1941年10月，台湾总督府召开“临时台湾经济审议会”，规划台湾的工业化和交通发展。会上提出“工业振兴方案”和“交通设施整备与扩充方案”，要求台湾加大电力及煤炭等能源开发，规划工业区和资金供给，重点发展国防工业和与南方原料相衔接的工业；交通方面，统一管制台湾交通，重要统制物质优先运输，加强陆海运输能力，改善台湾与日本内地的交通，建设以台湾为中心的南方交通圈。在这次会议的基础上制定了“第二次生产力扩充计划”，对军需工业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南方资源的获取也是方向之一。对于台湾重要产业——糖业也实施了改革，即减少甘蔗种植面积，以浊水溪为界，“南糖北米”，同时促进台湾各大制糖厂合并。由于台湾受战争影响与日本内地和外界的交通愈益困难，经济自给性的要求更为强烈，为维护台湾社会的稳定，台湾的民生工业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视和发展，如酱油、醋、味精、食用油、药品、电池、电灯等等，均倡导自行制造，因而消费品工业有了较大的发展。
1943年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受到盟军的打击，前线吃紧，对后方补给要求大大加强了，台湾也在此背景下实施“台湾决战态势强化要纲”，强调急速增强军需生产、粮食生产，实行国民动员，提供应急劳动力。随后颁布的“台湾决战非常措置实施要纲”，针对台湾被盟军潜艇封锁这一现实，在工业方面更注重利用台湾本地资源，如制糖业的副产品酒精可供飞机燃料，以及对台湾木材的利用等。1944年后，台湾岛遭受轰炸，本身就成为战场，该年8月总督府发布“台湾战场态势整备要纲”，要求将所有设备、技术和人力均投入战争使用，紧缩一般民生需求，以应对危局。日据末期台湾规模较大的新兴工厂主要有台湾重工业、高雄制铁、前田砂铁钢业、东亚造船、起回造船、高雄造船、南方水泥工业、台湾窒素、台拓化学、台湾花王有机、东亚制纸、植松木材、台中州酱油、南日本渔业统制，行业涉及金属、机械、窑业、化学、木制品、食品等。
日据时期台湾工业化的绩效，从1930～1945年若干工业产品统计数字中即可略见一斑：铝锭从零到1941年最高12204吨、水泥从121961到最高点1944年的303438吨、碱从零到1944年的6949吨、氰化钙从零到1941年的12647吨、过磷酸钙从14154到1944年的25449吨、发电量从179197092千瓦时到1943年最高1195326828千瓦时。以工业产值计，依物价指数折算后1931～1942年增加约60％，可谓发展迅速。然而我们看到，在工业结构上，食品工业一直都是日据时期台湾工业的主干，1940年前占全部工业产值的60％～70％，1942年也占50％以上。在工业化时期得到重视的化学、金属、机械三类工业产值占总产值最高仅为22％，各类工业投资中，重化工业的比重随着工业化的展开而有了大的提升，但亦始终是食品工业占首位。换句话说，台湾的工业化虽然改变原先一面倒的注重食品加工业——实即制糖业的状况，优化了工业经济结构，但台湾工业的总的态势并没有（或者说还未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总体来看，日据后期台湾的工业化促成了台湾社会整体经济结构的变化，体现在农业与工矿业产值比率的变化上，1938年工矿业产品产值已超过了50％，“足征台湾彼时已非以农业为重心之经济”张汉裕：《光复前台湾之工业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0，第237页。。工业产品结构中，1942年轻工业占739％，重工业占261％，后者呈现强劲的上升趋势。台湾人口中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1930年的542％降低到了1943年的495％。张汉裕依据赫夫曼（Hoffmann）比率指标衡量，认为台湾在日据末期已达工业化的第二阶段，亦即进入了初级工业化社会《光复前台湾之工业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0，第240页。。
再来看战时台湾总督府三大政策之一的“南进基地化”。众所周知，台湾地处日本与南中国及东南亚交通的中心点，是日本南进的跳板，也是日本获取南方丰富石油和矿产资源的重要通道。日本据台后，积极以台湾为基地开展南进（对东南亚）及对岸（对华南）扩张，在这当中台湾总督府扮演着南方政策的策源地和执行者的角色。1935年台湾总督府召开“热带产业调查会”，“官民一致”地主张强化对南方的开拓步伐，并为此设立了半官半民的台湾拓殖株式会社，作为负责向华南和东南亚扩张势力的实体。“七七事变”后，台湾在日本南进中所占的位置愈形重要，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步伐的加快及其在国际社会的日益孤立，对经济自给性的要求十分紧迫。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编织的“大东亚共荣圈”内，经济分工体系逐渐被规划和建立，即由台湾供给米、糖、电力，朝鲜供应米、电力、金属，伪满洲国提供铁矿、煤炭、大豆，华北提供原料炭、黏土、棉花、盐，南洋群岛提供磷矿、磷酸盐，荷属印尼提供石油、铁矾土，马来西亚提供橡胶等。 林继文：《日本据台末期（1930～1945）战争动员体系之研究》，稻乡出版社，台北，1996，第41～42页。台湾的地位相比战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30年代后伴随粮食过剩危机而来的日本国内对台米需求大减，加上世界甜菜糖业的兴起及南洋廉价糖的输入，台湾作为米糖供应者的地位在下降，“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面临着挑战。台湾进入工业化阶段后，限于岛内资源的贫乏，外来资源的获取和市场的开拓便成为重要课题，而这又正是南中国和东南亚的优势所在，“工业台湾、原料南洋”的转换格局逐渐形成。因此，向南方的扩张顺理成章地成为台湾总督府的一项主要施政内容，对于战时台湾南进政策，第十八任台湾总督长谷川清在1941年台湾临时经济审议会上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他说：“现今正举国家总力迈进中的支那事变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是我民族未曾有过的大业，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克服任何困难，尤其是在经济上，必须确立以日、满、支为主干的包含南方各区域的自给自足经济圈，推进高度国防国家体制的完成。并且在这一国策推进过程中本岛的地位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国防上都显得日益重要。因此，为了圆满达成此项重大使命，不仅要谋求农业生产的增强，更绝对有必要进一步期待本岛工业化时期的振兴即高度化及陆海空紧密结合的交通通信网络的完备。所幸本岛电力煤炭及其他资源、劳动力丰富，且在南进上有着人、物等方面的密切关系，在地利上有着极其有利的优厚条件，在此基础上，加上物质、技术、资金及内地、外地各方面的积极努力，相信得到飞跃发展乃是可以期待的。”台湾经济年报刊行会编《台湾经济年报》，国际日本协会，东京，昭和17，第124～125页。这也可以看出，南进政策与工业化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一起共同构成了台湾战时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两翼。
在国家政策层面，1936年日本内阁正式将南进列入了国策，台湾作为南进的桥头堡，为日本政府和军方所高度重视，预备役海军大将小林跻造出任台湾总督即有就近掌控的意图。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切断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补给线，同时获得东南亚的石油资源，打破美、英、中、荷组成的ABCD包围圈，实施所谓的南方作战，台湾成为对南方作战的重要军事基地。台湾军内还成立了“热带作战研究所”，专门就在南洋热带地区的作战进行调查和试验。台湾军第48师团为适应南方作战进行了相应的装备更新，随时准备出兵菲律宾和爪洼近藤正己：《总力战与台湾——日本殖民地崩坏之研究》，刀水书房，东京，1996，第46页。。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空军就利用台湾的机场猛烈轰炸了菲律宾的美军基地，台湾总督府还配合日军向福建、广东、海南岛及东南亚各国的日占区派遣了不少的工作队和后勤支援团体。台湾作为日本南进基地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皇民化运动
“皇民化”的提出是在1936年，但正式实施是在1937年，以该年7月总督府禁止报纸汉文栏为皇民化运动开始的标志，加上同期“七七事变”的爆发，使得台湾社会人心发生了相当大的震荡，日据时期台湾历史亦由此明显的划分为另一个阶段。所以一般地说，人们将皇民化运动时间定位为1937～1945年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36页。。
日据时期台湾的皇民化运动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937～1940年为前期，称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时期。“七七事变”爆发后，台湾总督府立刻发布“为因应时局彻底进行精神总动员件”和“华北事件之际特别注意事项”，加紧了宣传控制。1937年9月10日，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及本部规程，在总督府设立本部、组织本部参与会，下设州厅支部、市郡支会、街庄分会，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心内容为：“从本岛的特殊情况出发，将重点放在全体岛民对国家的报恩感谢上，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强化国民意识，刷新社会风气，强化后方后援，协助非常时期财政经济政策，维持治安、卫生，振作岛民精神。”岛田昌势：《台湾国精运动的新开展》，《台湾时报》昭和14年9月号。显然，针对台湾人是汉民族这一特性，在与台湾人的祖国发生战争的历史背景下，强调台湾人作为日本帝国臣民的身份特征，要求他们拥护日本帝国的国策，支持其战争政策。同年9月30日，总督府在台北公会堂召开国民精神总动员讲演会，运动在全岛铺开。仅以“七七事变”后一年内为例，就有以下主要活动：
（1）国民精神总动员强调周：刷新社会风气，顺应时局。
（2）国民精神振兴周：明征国体本义，体现日本精神。
（3）国民精神总动员第二次强调周：显现肇国精神，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实施国民训练。
（4）国民精神总动员健康周： 健康报国。
（5）支那事变爆发一周年纪念：祈愿武运长久，强化时局生活实践。
（6）国民身心锻炼运动：体育锻炼，集体劳动效力。
（7）国民精神总动员金报国运动：强调经济战，要求人民将藏金出售。
（8）后方后援强化周：慰灵、祈愿，强化邻保关系，教化小国民。
此外，还刊行各种资料，开办讲演会、讲习会、协议会和巡回宣传等，以收“真正举岛一致之实效”。以后每年都有新内容出现，其实质不外乎试图“将台湾的人和地，都成为皇国的真正一环”。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着重于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致力于消弭台湾人民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大力宣扬“日本是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而兴正义之军”，进行的是“圣战”台湾总督府情报部：《新台湾》，台北，昭和16，第41页。。同时挑唆对大陆人民的敌视心理，试图转变台湾人民对祖国抗战的向心力。
1941～1945年为后期，称为“皇民奉公运动时期”。1940年7月，日本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10月组织大政翼赞会，推进法西斯民众运动，1941年，各殖民地先后成立类似组织。台湾于1941年4月19日成立皇民奉公会，其指导思想为：建设高度国防国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显示日本国体，彻底灌输皇民精神，使600万台湾人民为日本尽忠，“实践举岛一致的臣道”。日本人号召：“六百万岛民，不问其种族、宗教、生计如何，浑然融合，尽量减少摩擦，抛弃一切对立观念，形成‘台湾一家’，以举万民翼赞之实。”台湾经济年报刊行会编《台湾经济年报》，国际日本协会，东京，昭和17，第16页。
皇民奉公运动与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在组织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别，其总裁由总督兼任，中央本部长由总督府总务局长任之，中央设总务、宣传、训练、文化、生活、经济各部，地方州厅设支部、市郡为支会、街庄为分会、区部类落为区会、部落会，最末为奉公班，各级组织由各该地方行政官员负责。因此，皇民奉公会与总督府行政系统是完全重合的，赋予运动以强烈的官办色彩。这显然有利于总督府自上而下地贯彻一系列思想及物质动员，同时也为其统治的强化，增加了又一重有效的统治网络。事实上，当时的各种征税、征兵、宣传、动员，都是透过皇民奉公会系统的基层组织进行的。作为皇民奉公会的外围组织，还成立了诸如青年学生报国会、青年奉公会、女青年奉公会、报国挺身队、勤行报国青年队、女子增产队、奉公壮年团、文学奉公队、未婚女子桔梗俱乐部等名目繁多的团体，甚至连宗教界人士也成立宗教护国团、佛教奉公会、佛教宣传队等。因此，组织上的强化是后期皇民奉公运动的一大特色。
与前期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不同，皇民奉公运动在加强思想、精神动员的同时，更致力于强调挺身实践，即以实际行动“实践臣道”。《皇民奉公运动规约》明确指出：“本运动为台湾全体岛民的臣道实践运动”，《皇民奉公运动实践纲要》要求：“本岛六百万同胞与政府表里一体，确立合作关系，展开臣道实践这一国民运动，竭尽奉公之诚”，重点为训练、增产和“台湾一家”的后方生活三大目标。
台湾总督府情报部对皇民化运动曾描述称：中川健藏总督时代（1932～1936年）的民风作兴运动是皇民化运动的先声，小林跻造总督时代的皇民化到长谷川清总督时代的“皇民炼成”，则标志着皇民化运动从精神运动向实践运动的发展台湾总督府情报部：《新台湾》，台北，昭和16，第55页。，当然这一直延续到末代总督安藤利吉。皇民化运动的核心内容，在于首先将台湾人民从汉民族的一员同化成为大日本帝国的忠良臣民，然后再利用台湾的资源（包括人力和物力资源）为其对外侵略扩张服务，并乘机加大搜刮台湾富源的力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殖民者处心积虑的摧残当地中华文化，从各个方面加强对台湾人的大日本皇国精神灌输，以图将台湾人民扭曲成为“畸形的日本人”。作为具体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制推行日语。
语言不仅是表达的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一种语言的获得，伴随着对该语言所包含的特殊思维方式的认同，而“由支配者给与的语言，被支配者若是使用，则变成了奴隶的语言”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279页。。同化首先必须借助传播的力量，它以共同语言为前提条件。台湾的皇民化运动，正是以禁止汉文，强制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