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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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都不懂。虽然日本人统计中懂日语者为数不少，但这一统计数字同样有问题，我们知道，按照日本人的口径，只要一个人在国语讲习所里学了一天的日语，不管他后来是不是坚持下去了，都算是“解国语者”了。周婉窈，上揭书，第50页。因此，官方的数字不能准确的说明情况。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些例子，如就在日本人声称日语普及率高达60％～70％的日据末期，所谓皇民奉公会演剧挺身队在全岛演出皇民剧的时候，很多地方就不得不用台湾话进行表演，因为用日语观众听不懂。1944年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召开大会，最初用日语进行，却因会议参与者不通日语而造成极大困难。村上嘉英：《旧殖民地台湾语言政策的一个考察》，《天理大学学报》第36卷第2号。
改姓名运动在台湾的推行则遇到了更大的障碍，首先，日本殖民者曾经对台湾人改姓名规定了以下几条禁止项：①历代的御讳御名；②历史上著名人物之姓；③与原来之姓有关之中国地名；④其他不当之姓名。周婉窈，上揭书，第56页。这里的第三项明显是日本殖民当局的预防措施。由于日语与汉字的特殊联系，万一台湾人将姓名取成祖国色彩浓厚的字眼，岂非大大有违日本人皇民化运动改姓名的本意。但是，不少的台湾人还是不顾这一禁令，姓陈的改成颍川，姓黄的改为江夏，所在多有。还有的如姓黄的改作共田，姓林的改作小林，等等，虽不一定有明显的民族色彩，但其与中国人旧姓名之间的藕断丝连的关系还是看得出来的。台湾人对改姓名似乎并不怎么热心，1940年2月允许台湾人改姓名后，到了4月才有12户改了姓名，到了1941年底，台湾改姓名者只占总户数的1％，按人口计则为12％。1944年后，随着条件的放宽，改姓名者增多了，但有人估计不会超过人口数的7％以上。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58页。难怪当时报纸说台湾改姓名者“意外之少”，再以台湾与同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相比较，1943年11月台湾改姓名累计数字为，户数占总户口数的169％，人口占总人口的206％，朝鲜却占了总户数的83％，差距之大，令人讶异。近藤正己：《创氏改名研究之探讨与改姓名》，《日据时期台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北，1993，第243页。此外，一些民族意识强烈的人，对于改姓名则是进行了抵制，譬如林献堂，尽管遇到很大的压力，也不愿意改姓名。
宗教的改革方案也遭到了台湾人民的抵制，如所谓的诸神升天、奉祭神宫大麻、参拜神社等，不仅参与者少，就是表面上依照执行，背地里是不是真的皈依还很难说。台湾总督府对原有宗教的废止和诸神升天运动，后来鉴于民众的强烈不满，在长谷川清总督任内不得不废除。《长谷川清传》将之称为“仁政”，但实际上是“惟恐不满产生反抗，反抗带来抵抗而不得已采取的策略上的后退”。黄昭堂：《台湾总督府》，教育社，东京，1981，第168页。吴浊流回忆说，他们的教员宿舍里摆着配给来的神宫大麻，但却从来没有拜过。在乡间，普通老百姓更是对日本式的信仰不明就里，对于天照大神，他们说：“上面叫我们拜它，所以才拜”，“上面要我们早晚拜它，所以我们拜它，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鹫巢敦哉：《台湾皇民化之诸问题》，《台湾时报》昭和14年12月号。还有一个例证就是，日本战败后，台湾的神社、天照大神都很快就被人民遗忘了，神道信仰马上被中国人传统的神佛等民间信仰所取代，这就是文化自身的力量，它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台湾人的中华民族之民族性。台湾人的祖先崇拜，尽管受到了压制，但其生命力仍然十分顽强，有的宗族“仍能与诸宗循时序佳节，维持集会于不坠，因是而被日人嫉忌国族之团结，迭次迫令解散，族人不为所屈，虽一时阳示解体，而实愈坚强也。”《王氏族谱》A205，《柯蔡氏大宗谱》29，台中新远东出版社，1976。
在教育领域，为了抵制日本殖民者对青少年的同化思想灌输，就有台湾籍教师团结起来与皇民化色彩强烈的日籍教员唱反调，“遇有校长或其他日本教员提出不当要求时，本岛教员便团结一致，根据理论排斥他们”。“对日本色彩最强烈的教员尽量排斥他们，使他孤立；他要做的事，大家故意不予合作，而只要发现他的缺点，便会在会议时群起而攻，尽量的指责他。”吕新昌：《铁血诗人吴浊流》，台湾文艺出版社，台北，1984，第105页。在文学界，一部分作家搁笔不写，以示抗议；一部分作家回到祖国参加抗战；更有一部分作家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民族立场，不顾危险进行创作。其中如吴浊流在皇民化运动甚嚣尘上的时候，明知作品没有出版的希望，却仍在暗中赶写《亚细亚的孤儿》一书，当时该书的写作带极大的危险性，只要被发现，无疑即被当作反战分子来处置。但他毫不气馁，终于在战争结束前完稿。
“七七事变”后，台湾人民大多心向祖国，或明或暗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对于日本殖民者的欺骗宣传，充斥着怀疑和不信任的氛围。台湾军为防范台湾人而搜集的机密材料《本岛人的思想动向》为我们展示了台湾人民在日本法西斯皇民化叫嚣下不屈反抗的点点滴滴，我们看到不少的台湾人相信“中国是大国，中国必胜”，各类传闻也在台湾到处流传，有的说中国军队人数众多，日本军队将告失败，有的说中国将乘胜收复台湾，还有人准备起来响应。更有人冒险向警察局投匿名信，内写“日本必亡，祖国兴隆”，或收听祖国的广播并予以宣传。在对大屯郡下西屯公学校高年级的问卷调查中，这些学生家长“相当多数的人希望台湾回归到中国的怀抱”。台湾军司令部为此深感忧虑，他们说道：“（‘七·七’）事变爆发当时，一部分本岛人中间由于民族的偏见，依然视中国为祖国，过分的相信中国的实力，受宣传的迷惑，反国家的或反军队的言论和行动在各地流传，民心动摇。”陈小冲：《“七·七事变”与台湾人》，《台湾研究》1996年第2期。1936年台湾地方自治联盟解散后，在日本殖民者高压政策下，除了个别人的反抗言行，台湾岛内有组织的反抗斗争无法展开，但台湾人民以不屈的民族精神顽强抵制着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运动。日本殖民当局也从心底就从来不敢相信台湾人民会是自己的同路人，末代台湾总督安藤利吉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统治真正掌握了民心，即使敌人登陆，全岛化为战场，台湾同胞也会协助我皇军，挺身粉碎登陆部队。真正的皇民化必须如此。但是，相反的，台湾同胞万一和敌人的登陆部队内应外通，从背后偷袭我皇军，情形不就极为严重？而且，据本人所见，对台湾同胞并无绝对加以信赖的勇气和自信。” 王育德：《苦闷的台湾》，弘文堂，东京，1964，第136页。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台湾的皇民化运动是失败的。
也应当指出，在日本殖民者的欺骗宣传下，确有一小部分人受到皇民化运动的影响，甚或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从犯”。对于这一事实，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平心而论，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台湾人民面临日本殖民者强大的统治机器的重压，到处是万能的警察网，不绝于耳的皇民化叫嚣，强制执行的宗教、文化压迫，每日不停地向台湾人民施加着强大的压力。动荡的年代、被扭曲的人格，在台湾社会肌体上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痕。在这种条件下，要完全抵制皇民化运动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
首先我们来看从特别志愿兵制到征兵制期间的一些情形。1942年4月，陆军特别志愿兵第一回募集开始，“岛内及岛外各地在留籍民如潮涌至”，应募者426000余人，1943年应募总数突破60万。1943年7月，海军特别会议志愿兵开始募集，“尽管附带各种条件，应募者数尚达三十一万六千余名”，从中选出的应募者，在日本教官的训练下，“磨炼无愧作为皇军一员的资格”。在这些应募者当中，大部分是认为既然逃不过充当军夫的命运，倒不如作为正式军人会境遇好些，或其他种种原因而报名的。但是，也有一些人不属于这种情况，曾经到台湾的日本陆军航空队士兵富泽繁指出：“当时，由于台湾青少年进入公学校后受到彻底的日本教育，有人对实施志愿兵制度表示高兴，这也是事实，精神上完全日本化的这些人，踊跃应募。”另据一赖氏回忆，他当时（1943年）就是瞒着父母报名参加了少年飞行志愿兵的。富泽繁：《台湾终战秘史》，いずみ出版株式会社，东京，1984，第46页。当上所谓的皇军，在日本殖民当局的鼓噪下，被说成是“岛民的最高荣誉”，是青年至高无上的光荣，在早期还曾是台湾人不能享受的崇高待遇。当时甚至出现了使人为之炫目的血书现象，如有一份血书就是这样写的：“天皇陛下万岁，我是日本男子，具有大和魂，无论如何辛苦，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一概不以为苦。请收我为军夫。”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68页。看来，我们还是不能忽视皇民化运动对日据下受日本教育成长的一部分台湾青少年的毒害和影响。
再看所谓的高砂义勇队。自从1942年3月第一次高砂义勇队被派到菲律宾后，他们的活动就得到了日本军方的“绝大赞赏”，菲律宾派遣军司令官田中静一和奈良部队长，对高砂挺身报国队、高砂义勇队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台湾事情》昭和19，第146页。日本殖民者大肆鼓吹：“高砂青年至高无上的荣誉只有一个，那就是成为帝国军人。被选入义勇队，与皇军将士一起战斗，是他们的无上光荣。”戴国：《台湾与台湾人》，研文堂，东京，1980，第218页。所谓的参战决心书、血书也是充斥耳目。在高砂义勇队中，台湾原住民处于被裹胁的地位，被迫参加者占大多数，但也有个别人是作为皇民化青年而报名的，轰动一时的中村辉夫事件就是一个例证。1943年被派到印度尼西亚作战的原住民青年史尼育唔（当时改换了日式姓名中村辉夫），不知日本战败消息，独自为日军守卫阵地长达31年之久，直到1974年才被发现。淳朴善良的台湾原住民就这样成为皇民化运动及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
此外，勤行报国青年队组织，被日本殖民者称为皇民化运动中“最成功的典范”。他们将各地青年集中进行兵营式训练，从事各种“效力”活动，毕业后使之挺身于乡村皇民化运动，以率先响应志愿兵募集，并作为劳务奉公团小队长或班长，派往南洋和华南地区。周金波在他的《志愿兵》小说中，便描写过勤行报国队员高进六，此人公学校毕业，改日式姓名高峰进六。针对留日学生张明贵的疑问，他反驳说：“这是你的认识不足，拍手是让神引导，接近神，——祭政一致不正是皇道政治的根源吗？我们（勤行报国青年队员）队员通过拍手敬神，努力接触大和心、体验大和心，这种体验对本岛青年来说是盼都盼不到的可贵体验。”王育德：《台湾》，弘文堂，东京，昭和39，第134页。
再看光复后“二二八事件”中的一些情形。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反抗国民党残暴统治、要求民主自治的斗争，其主要矛头针对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和贪官污吏，是进步的人民民主运动。但是，在运动中曾经一度出现过乱打外省人的现象，提出过一些过激的口号，而制造事端的人，正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受皇民化毒害较深者，主要是皇民奉公会、勤行报国青年队、青少年团的骨干分子和一些战后从海南岛、南洋各地返台的日军台籍官兵。杨亮功、何汉文称：“原在日军服役之台籍青年军人，以自海南岛及南洋各地遣送回省者最多，人数约为十万人。此等人因受日人之熏陶甚久，为日本军阀之鹰犬（在海南岛时无恶不作，故投降时海南岛同胞不免有乘机加以惩戒者）。渠等返台以后，大都无正当职业，流浪各地，恢复其流氓生活。对于国人，深怀仇恨，一旦有事，乃首先参加，在事变中殴打外省人，捣毁或抢劫外省人财物，亦最为积极。”此番言论不免有夸大之处，但这一现象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杨亮功等：《台湾现状报告书》，《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南京出版社，1989，第555～556页。他们利用台湾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满情绪，挑拨台湾人民与祖国的关系，鼓吹“皇军比中央军好”、“总督比长官好”、“皇军顶多在十年后再回台湾”等等。这些人虽然人数很少，他们的活动在“二二八事件”中属于支流，但却在台湾社会造成很大的动乱，给台湾人民的民主斗争抹上了污点。
实事求是是唯物主义者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如实地指出台湾皇民化运动中出现过某些受害者，并不影响我们对广大台湾人民在抵制皇民化运动、保持祖国传统文化上体现出伟大的爱国精神这一总的评价。何况任何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洪流中不免会出现一些渣滓。当时的祖国大陆，不也曾出现过甘为侵略者走狗的汉奸吗？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在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中受到皇民化的影响较深，且在日本殖民统治架构中分得一杯羹的人，往往念念不忘日本人的好处，心底深处的媚日、亲日情结时时沉渣泛起，成为台湾社会的逆流，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我们看到的是，在沉默多年的台湾民众中，心底激荡的是对祖国的向心力。有人调查过在日据时期基层组织任职的人物，除了极少数人外，大多数还是一面敷衍日本人，一方面替台湾人办事，在战争年代还有不少人“暗地里只有祈求神明庇佑，使日本早日战败，回归祖国。及至轰炸日烈，日本节节败退的消息传来，本岛住民对回归祖国的愿望愈高，信心愈强”。蔡慧玉采写《保正、保甲书记、街庄役场——口述历史之二》，《台湾风物》第44卷第2期。日本战败、台湾光复的消息传来后，台湾举岛上下迸发出来的爱国热情，就是一个明证。
6台湾光复
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偷袭珍珠港，美英对日宣战。11日，德、意对美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形成。1941年12月9日，中国对日宣战，这标志着以美、英、苏、中四大国为核心的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正式确立。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战场，均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在淞沪、忻口、台儿庄、徐州战场和武汉会战、南京保卫战中，国民政府的正面战场以顽强的战斗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图谋。八路军的平型关、雁门关战斗也揭开了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序幕。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后，国民政府组织了缅甸远征军，协助美英联军对日作战，同时确保大后方战略物资的运输。八路军也开展了百团大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的民心士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1942年夏，战局朝向有利于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的方向发展，美军在中途岛海战中重创日本海空军，夺得了空中优势。11月英军阿拉曼大捷后，在埃及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