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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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台湾各界好像并没有掌握日本殖民者有计划实施此一政策的直接证据，但一篇日本驻厦领事有计划、有预谋地利用台籍无赖汉、罪犯来与当地人民相对抗的历史文献告诉了人们事实的真相，日本驻厦领事藤田荣助这么写道：
我赴任厦门领事时，正处排日运动最激烈之时，就如何处置这一事件向外务大臣内田康哉请示，结果只是要求消极地进行交涉，但我方几次严厉交涉并未达成目的，为此，我认为非以实力威压不可。恰好当时厦门有四千余人的台湾籍民，其枭勇不亚于生蛮，且其亲信二十余人被关押在狱中。这些人全是因赌博或因密贩鸦片而收监。——我打算利用他们来扑灭排日运动。——马上允许其出狱，同时让他们召集台湾呆狗组成所谓商业防卫团，等待时机。
于是，过了两个月，排日团探知某中国商人向台湾人购买煤炭，只是不满其向台湾人购买便将该中国商人捆绑，在他身上打上用今天话说即是汉奸的记号游街。为此，我命令台湾呆狗向中国排日首魁递交恐吓信，当天傍晚让一队台湾呆狗带枪持刀在排日巨魁宅前游荡，该中国人藏起来要求警察保护。于是中国交涉员造访日本领事馆，要求设法取缔台湾人。我装着不知道的样子说：“这是初次听说，怕是那中国人排日或做了什么阻碍日中贸易的事吧，如果他不做排日行动，台湾人必不会胁迫他的，所以你方若取缔排日行动，我方则取缔台湾人。但是，若不取缔排日，我方亦难保台湾人会采取怎样的强硬手段，而那是他们的自卫手段，无法取缔。”
第二天，中国学生开始排日游行，我一方面通告中国交涉委员：“若是不取缔排日游行，今后台湾人无论做什么事，作为自卫手段，我方没有取缔的理由。”另一方面密令台湾呆狗，于次日下午一时聚集五百名台湾呆狗在东本原寺集合，以军乐队为先导，在厦门市隆重游行。大批的凶神恶煞的呆狗们右手持短枪，左手握刀，大白天公然在城里游行两个小时，宛如百鬼昼行，罕见奇观。见之愕然者不光是排日中国学生，全体厦门官民莫不震惊。游行其间，惊骇的中国交涉员、警察署长、军司令官、商务总会会长等均来到日本领事馆说：“现在台湾呆狗正在游行，不予取缔恐有麻烦。”我回答道：“这件事我不了解，但台湾人大概做不成生意无法维生而采取自卫手段，因为是自卫手段，实在是不能取缔。据传台湾人今夜还将烧掠厦门，且中国学生若再行排日，传言要杀死学生，要是这也是自卫手段的话，我无法取缔。”彼等发誓将尽快解散排日团体，今后不许举行排日游行。中岛真雄：《续对支回顾录》下卷，大日本教化图书株式会社，东京，昭和16，第1011～1013页。
日本人的这次行动显然获得了效果，厦门《全闽新日报》主笔宫川次郎称：“往年抵制日货运动勃发之时，籍民团结起来帮助领事藤田荣助做了非常彻底的呼应活动，终使运动归于平静。应了解其势力及其发展可能，以善导之，利用之。”宫川次郎：《厦门》，转引自戴国《日本殖民地支配与台湾籍民》，收入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第257页。难怪藤田荣助要吹嘘厦门排日活动从此根绝。从宫川次郎的口气看，台湾籍民似乎是主动起来帮助藤田荣助，事实则如上引资料所揭示的那样，这完全是由日本人一手策划、操纵的，台湾人成了日人手上的一个棋子，处于被动和傀儡的地位。
正是日本人的蓄意安排及部分台人之为虎作伥，台湾籍民在它产生开始，就给自己的同胞——大陆人民带来不良的印象，在当时一般人的观念中，台湾籍民是和赌博、妓院、鸦片联系在一起的。在厦门、福州，台湾籍民简直就是无赖、流氓的同义词，譬如“居留厦门福州的台湾人九成以上是无赖汉，好人极少，众所皆知他们公然秘密贩卖支那所严禁的鸦片，开赌场，经营所有不正当职业”。“狐假虎威，自以为高人一等，侮蔑中国人，鱼肉中国人，这是过去台湾人在厦门、福州等地所演出的丑态。”这种类型的台湾人大量地、经常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像幽灵一样困扰着人们，想要福厦两地民众给予台湾人好评几乎是不可想像的。更严重的是，由于这害群之马的存在，导致台湾人整体形象跌落到谷底，以至到了这种程度：“福州人只要听到台湾人二字就咬牙切齿”，“中国人对台湾人十分厌恶”。戴国：《日本殖民地支配与台湾籍民》，收入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
这种本为同根生却相煎何急的状况之所以出现，若要追究责任，老实说，确有一部分台湾人狐假虎威以谋求一己私利的情形，但日本在台殖民当局及在华外交部门相互配合，有意在海峡两岸同胞间制造矛盾以达其“拿台湾拉开中国而与日本相结合”之目的，才是导致上述状况发生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台湾籍民其实是处于被裹胁的地位，是台湾总督府“对岸经营”乃至日本帝国主义南方政策的牺牲品，日本人在台湾籍民身上达成一石二鸟的目标，即一方面利用台人与大陆人特殊的历史渊源关系渗透到中国社会，扩张了自己的势力；另一面又在两岸人民间深掘鸿沟，造成了两岸人民间心灵的伤痕，当时人称：台湾人“被中国人视同毒蛇猛兽，连有正当职业的人也无人愿与交往” 戴国：《日本殖民地支配与台湾籍民》，收入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直到台湾光复后赴台接收的部分官员脑中依然存在，这也正是导致“二二八”事件中对台人滥捕、滥杀的一个原因梁华璜：《日据时代台湾籍民在闽省的活动及其处境》，收入《日据时期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1993。，可见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华民族阴谋之余毒仍遗害当代中国。
11《台湾民报》对日人阴谋的揭露
抵制日本殖民者的同化政策，保持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一直是日据时期绝大多数台湾同胞的自觉行动，针对日人的两岸分离政策，台湾人民同样起而与之斗争，在经济、文化、宗教等等各个方面继续保持并加强与大陆的联系。在台湾籍民问题上，以《台湾民报》为中心，揭露日本殖民者分化阴谋，敦促部分投靠日人欺压大陆人民的台湾人警醒，使得反对日本殖民者离间两岸关系的斗争成为一个闪烁的亮点。
首先，揭示一部分不肖台湾籍民在祖国大陆横行无忌的恶劣行径，以期激起全体台湾人民的公愤和声讨，《台湾民报》不时刊出的短讯、游记、评论，多有此类内容。如1928年11月24日，厦门警方取缔烟馆，竟遭数十名无赖汉的围殴，致多人受伤，“其中被警官捕获两人押往警署。闻被警署加以鞫问之后，据所供始知一姓李、一姓林，两名均属日籍台湾人，林在日领事馆服役，李为无职云”，由于台湾籍民的持械妄为，“一时市上盛传将起鸦片战争”《台湾民报》昭和3年12月9日。。《台湾民报》引厦门领事馆人员的话说：“厦门在留的台人，做了恶事，是无忌惮的，九成以上属无赖汉，而都为密吸鸦片或赌博等等，致和中国人的感情常常有抵触的”，该报为此写道：“我们听了这有责任的官吏的一段话，证明台湾籍民无品格的事，心里着实有无限的感慨！”《台湾民报》大正14年10月25日。
其次，敦促有劣迹的台湾籍民悬崖勒马，改恶从善，勿做有损于两岸同胞骨肉情谊的事情。《台湾民报》在报道厦门台湾籍民乘中日纠纷大肆开设赌场时，恳切地说：“这种虽属于一部分不良籍民的举动，但很有影响于台湾人全体的名誉，及将来的活动。总希望籍民们从事经营正业为要。”《台湾新民报》昭和7年2月13日。该报并指出：“台湾与厦门仅隔一衣带水，又且历史上人事上两地的关系最密切，在厦的台湾人比较别的地方较多，所以在厦台湾人的举止动作，关系于两地人的感情的好坏很大。”“希望在厦台胞倘若不能帮助新中国的建设，总也不该出阻挠行为，免得自塞生路哩！”《台湾民报》昭和3年12月9日。为了进一步警醒台湾同胞，它还转引了大陆某杂志的一段话，期盼给予当事者以棒喝：“我们还有看见在中国某杂志的创刊号，说‘在厦门福州的台人所做的事，无一不是背良心而为的，借日本的强权，来自戕贼，所做的罪恶，虽任是日本人也不敢做，而台人竟敢忍心去做。……再把以前的历史论起，台人既属汉民族的后裔，也当了解木本水源的意义，不忠不义的罪名，在台人是兼有的……’咳，无论什么人，听了这话，都不能无生出多少感伤和惭愧！”《台湾民报》大正14年10月25日。毫不留情的鞭挞及苦口婆心的劝说，究竟感化了多少曾做过恶事的台湾籍民不得而知。但我们毕竟听到了富有民族感情和正义感的两岸同胞的呼声，他们是不愿意看到中华民族骨肉相残的，他们在做他们所能做到的一切。
再次，无情揭露日本殖民者试图借台湾籍民离间两岸人民感情，破坏两岸关系的罪恶阴谋。台湾籍民之所以得在大陆为所欲为，关键在于这些台湾人拥有日本籍，从而享有治外法权，厦门本地人就曾指出：“厦门的台湾无赖汉，而敢做出种种坏事，都因为以日本籍为护身符，公然开赌场，设密吸鸦片房，开勾栏院，来勾引中国的坏子弟，入于迷途，甚至靠其所有的武器，串通中国的盗贼，演出抢劫中国良民的丑态，中国官宪也奈何他们不得。他们既敢带武器在市中逞凶，又有日本籍做护符，况中国是居在危弱的地位，恐伤了日本的感情，而日本是居在赫赫强势的地位，多不喜欢论道理，要一味庇护自国的籍民，所以中国不得不取善忍的态度，不敢与其争闹，故籍民的非为是猖獗的。”《台湾民报》大正14年10月25日。针对日本政府“庇护”乃至“利用”台湾籍民为其侵略扩张及离间两岸关系服务的阴谋，张我军在1923年发表的《南中国的排日政策》一文中指出：“（台湾籍民中）坏人多半居住台湾的时代就是坏人了，但助长其罪恶的，所辖领事馆、台湾公会乃至台湾总督均难辞其咎。这些单位不但不加取缔，反而加以庇护，此辈遂肆无忌惮、变本加厉，于是滥用涉外法权，扰乱外国治安，于事实上、道德上丝毫不觉愧疚。据吾耳闻，台湾当局叫他们去，领事加以爱护，其中必有什么阴谋。” 转见戴国《日本殖民地支配与台湾籍民》，收入王晓波编《台湾的殖民地伤痕》，帕米尔书店，台北，1985。为此，《台湾民报》一面大声呼吁日本政府“严加取缔”，“不可袒护不良分子的不法行为”。“日领须出其良心，管束籍民为要”，“对自国的籍民，须严行究办才是！！”。同时，指证幕后的元凶其实正是日本政府自身，他们隐晦地揭露：“盛传，使得台湾人敌视中国人的，是日本政府当局的政策”，并且直截了当地道出了心中的愤慨：“有那样的坏人存在是由于日本的监督不善所致，明知其为害，而仍放任不加取缔有时候且要利用之，这种养虎吃人的责任，当然是日本政府要负担的。”《台湾民报》大正14年10月25日。
应当引起注意的是，身为牺牲品的台湾籍民，在一些日本人口中，还被大肆渲染成了破坏日中关系的罪魁祸首。1929年2月，凤山郡九曲堂公学校的一次演讲会上，一日人邮电局长即面对300余听众口出秽言称：“近来中国人排斥我等日本人，即进行排日，原因何在？这是由于台湾的不良分子前往中国，在当地盗窃劫掠、杀人、开设赌场、经营鸦片窟等，遭中国人厌弃，以至连带使我等日本人亦被排斥。”此番胡言乱语立即引起台下一片愤慨和嘲笑。《台湾民报》昭和4年2月24日。这则事例告诉我们，台湾籍民中的台湾呆狗，在利用完后，就有可能被日本人扔在地上，再踩上一脚，最终成为一只替罪的羔羊。
被称为台湾呆狗的人在台湾籍民中毕竟是少数，即使是日领藤田荣助回忆录中在厦台湾籍民4000人中，台湾呆狗亦仅500人左右，比例为1/8，所谓“九成皆无赖汉”的说法，不无夸大之处，尤其是进入1920年代中期开始更是如此。《台湾民报》力促人民注意这一点，它说：“近年以来在厦门幸得有一部分医师银行员及商人等，和其他有相当职业的人出而和中国人交际，颇使中国的有识者得理解台湾人真相，加以学生界由台湾赴厦留学的青年们，日渐隆盛，故看了那走狗的行为，是很想要矫正的，因为有这有血有泪的青年多数的表现，中国人的态度，和以前便大不相同，从前骂台人为坏痞，现在却不骂了，这真是可喜的现象。”《台湾民报》昭和3年12月9日。当然，受部分害群之马的影响，台湾籍民身上的污点并不是那么就容易洗刷干净，故该报进一步指出：“仅此我们还不能安心，须要彻底澄清这污毒，才得无愧为人类。” 《台湾民报》昭和3年12月9日。
台湾籍民作为一个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群体，它是中日关系剧变和台湾割让、台湾人的身份由中国公民变为“日本籍民”而派生的产物，台湾人在岛内作为“本岛人”，是比“内地人”的日本人低一等的二等公民，有时还被斥为“清国奴”，要他们“滚回支那去”；在大陆则往往被一般民众视为“外国人”，战时甚至以日谍嫌疑被迁往内地监视居住，台湾呆狗或台湾浪人的恶名又使得大多数医生、学生等善良籍民蒙羞受辱，同时也在两岸民众中造成了不信任乃至仇视情绪，而证据显示这又与日本帝国主义蓄意离间政策相关。在日据时期的两岸关系中，台湾籍民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一方面，他身为“日本国民”而不同与一般的中国人，另一方面，他又心（民族心理文化上）为中国人而不同与一般的日本人，日本政府既利用台湾人作为对岸扩张的工具，又在一定时期将其推上祭坛充当牺牲品，从而使日人摆脱干系。大陆人民则往往注重同文同种的民族特性而将为非作歹的台湾呆狗视同数典忘祖之辈予以唾弃，并导致与台人间感情上的裂痕。台湾籍民的历史遭遇告诉人们，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海峡两岸关系必须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放在中日关系的大框架中去考察，才能更深入理解当时所产生的种种现象。同时也让人们了解，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两岸关系中不和谐音符背后的罪魁乃是日本帝国主义，这种殖民地伤痕应进行彻底的清算。
12五十年大事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