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中期军事史-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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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凡60篇。《六韬》慎战，认为“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最好　

是防患于未然，“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胜敌者，胜于未形”。　

注重“文伐”，主张以谋略取胜，其阴谋手段有12条，如“因其所喜，　

以顺其志”；“亲其所爱、以分其威”；“阴赂左右、得情甚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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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内　（臣）、间其外（臣）”；“辅以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　

　　　　以美人”等。这样，对方君臣离间，廷无忠臣，我方“乃成武事”。其　

　　　　战略战术亦颇有见地：　（一）示弱迷敌、出奇制胜。“外乱而内整，示　

　　　　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使敌不知我备”，而后“欲其西，袭其东”。　

　　　　　　（二）“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即了解敌情，乘机而入，“疾击　

　　　　其不意”，“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三）“见利不失，遇时不　

　　　　疑”。即把握战机，不能优柔寡断，“失利后时，反受其殃”；“用兵　

　　　　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　（四）“用兵之法”，在于　

　　　　　“分合之变”。此外，《六韬》对军队编制、装备、训练、通讯、将才　

　　　　等建军、治军方法以及野战、攻城、反攻、追击、突围等战术也作了广　

　　　　泛论述。《六韬》内容庞杂，先秦各家军事思想在其中均有所反映，其　

　　　　突出贡献在于阐述了阴谋家的思想，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战国时代的文武　

　　　　分职和步、车、骑三兵种配合作战的经验。　



　　　　　　　　　　（2）诸子军事思想　

　　　　　　　　　①儒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早期儒家的军事思想，始于孔子，继于　

　　　　　　　　　　　　　　　　　　　　　　　　　　　　①　

　　　　孟子，集大成于荀子。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名丘，春秋鲁国人，　

　　　　儒家创始人。其战争观较为保守，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反对“自　

　　　　诸侯出”　（《论语·季氏》）；主张息战，“天下一家”；主张慎战，　

　　　　　　《论语·述而》载：“子之所慎；斋、战、疾（疾病）”，作战必求“临　

　　　　事而惧（谨慎），好谋而成”。强调教而后战，“善人教民七年，亦可　

　　　　以即戎矣”，反之，“不教民，是谓弃之”（《子路》），所教内容，　

　　　　不出射、御；要求将领必须足仁足智足勇，多闻多见多思，因为“仁者　

　　　　无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宪问》）；视“足食、足兵、民信”　

　　　　为立国之本，《颜渊》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　

　　　　矣”，还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史记·孔子世家》）。不过他更　

　　　　强调“民信”，这与其强调“为政以德”的仁本思想分不开。孔子言兵，　

　　　　虽未成体系，却是儒家军事学说的始作俑者。　

　　　　　　　　　孟子（约公元前371—前289）名轲，战国中期儒学大师，其军事思　

　　　　想散见于《孟子》一书。孟子的战争观比孔子更为保守。孔子还主张仁　

　　　　义之战，他则全盘否认战争，认为“春秋无义战”，“争地以战，杀人　

　　　　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危害极大；并进而认为好战者实为“民　

　　　　贼”，“罪不容于死”，“善战者服上刑”。他认为，“威天下不以兵　

　　　　革之利”，而在于“仁”，提出“仁者无敌”的主张，“国君好仁，天　

　　　　下无敌焉”，以为有了“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nòu，锄草）”等　

　　　　仁政，就能无敌于天下。故此，他反对“以力服人”，竭力主张“以德　

　　　　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孟子的军事思想虽然迂腐保守，却亦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人和”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两项闪光的战略思想。　

　　　　　　　　　荀子（约公元前298—前238）名况，战国中晚期赵国人，早期儒家　

　　　　兵学的集大成者，其军事思想见于　《荀子·议兵篇》。荀子虽师承孔、　

　　　　孟，却有创新。他亦主张仁义为本，认为仁义之兵“不战而胜，不攻而　



①　诸子军事论著见邱少华、牛鸿恩　《先秦诸子军事论译注》上、下，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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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　（《王制》），但支持“禁暴除害”的战争，　

肯定“以德兼人”的兼并战争。“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统一民心）”，　

　“兵要在乎附民（得民拥护）”，即人心背向是决定胜负之关键，为此　

要“修礼爱民”。“修礼”则国治，“爱民”则“民亲”，国治民亲则　

兵强，兵强则战胜，故此他认为战胜即“政胜”，“将帅末事也”。在　

治军建军方面，主张以礼治兵，口令严格，赏罚有信，这样就会“百将　

一心，三军同力”；他重视将才，为将者须知“六术”、“五权”、“三　

至”、“五无圹（同旷）”。“六术”是作战原则：号令严明、赏罚有　

信、营垒坚固、行军迅速、善度敌情、不打无把握之仗。“五权”是机　

变原则：要只想身为大将而讨厌被撤职；不要急于求胜而忘记失败的危　

险；不要对内耍威风而轻视敌人；“无见利而不顾其害”；遇事要多谋、　

经费要充足。“三至”是将不受君命的三种情况，宁可自己抗命被杀也　

不可使军队陷危境、打败仗、欺百姓。“五无圹”要求为将者在用谋、　

作战、对敌等各方面做到小心谨慎。此外，还要求将领在战略决策时做　

到“弃疑”，即决者不疑、疑者不决；“无过”，即谨慎再三、避免过　

失；“无悔”，即全面周到、事至无憾。　

　　　　　综观早期儒家兵学，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以“仁”为准绳评判战　

争，人本色彩浓厚；二是属于思想家论兵，侧重于论述战争观、治军建　

军，较少论及战略战术问题。　

　　　　　②法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　《商君书》系战国中期商鞅著，今存24　

篇，不少论及军事。重视耕战，反对“非兵”“羞战”。“国亡（衰弱）　

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即耕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而“非兵”、“羞战”、“仁义”、“礼乐”，皆为祸国之“六虱（害　

虫）”。他认为“多力者王”，“力生强，强生威，……举力以成勇战，　

战以成知谋”，欲取胜，必先增强国力，“国富而兵胜”。“壹赏、壹　

刑、壹教”，以法治军。“壹赏”即严格以军功赏爵位，“壹刑”即严　

施刑罚、不避亲贵，“壹教”即训练民众，使之乐于参战；实行依法治　

军，则兵勇杀敌；要使民众参战，“必以重法，赏则必多，威则必刑”；　

　“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在战略战术上，他提　

出了“凡战法必本于政胜”、“能胜强敌者，先自强”、“论敌察众，　

则胜负可先知”、“兵大律在谨”等思想。　

　　　　　　《管子》虽托名管仲，实为战国后期齐国法家著作汇编。《管子》　

军事思想丰富，主要有：（一）“积务于兵（视兵事为首要任务）”。　

　“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军队强大）。……故兵　

者尊主安国之径也”（《参患篇》），明主宜“积务于兵”，否则，是　

　“以其国予人也”，故“兵不可废”。（二）《管子》重战，却不好战，　

　“兵事者危物”，有“贫民伤财”“危国忧主”四患（《小问》），因　

而提出“至善不战”的主张。（三）争取民心。“凡兵之胜也，必待民　

之用也”，“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则战可以胜，而守可以　

固”（《重令篇》）。（四）“富国强兵”。一个国家如“不能强其兵，　

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　（《七法》）；强兵则需要国富，“国富　

者兵强，兵强者战胜”　（《形势解》）；而国富则需“财无敌”、“器　

　（武器）无敌”，以及加强军教军训。（五）战略战术上，一是“明于　

机数”　（《七法》），把握战机；二是“遍知天下”，对敌我双方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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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尽知”，不但要明敌情、敌将、敌政、敌士，还要“知地（地形）”、　

　“知能（军力）”、“知形（阵法变化）”、“知意（作战意图）”；　

三是“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霸言篇》）；四是　

灵活机动，示形误敌（制造假像，使敌人产生错觉），“无方胜之几（取　

胜没有固定的战法）”。　

　　　　　　《韩非子》亦称《韩非》，战国末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约公元前　

280—前233）所著，今存55篇，不少含有军事思想。他反对“仁义为本”，　

　“仁义不足以救国”，“德厚之不足以止乱”，救国之策在于“争于气　

力（耕战）”，“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重视）力“（《显　

学篇》）。在备战方面，他注重战争心理训练，“用兵者，服战于民心”，　

　“兵战其心者胜”，“先战者胜”；注重增强国力，“无地固，城廓恶，　

无蓄积，财物寡，无守战之备而轻攻伐者，可亡也”。他还重视以法治　

国，以法治军。强调重赏重罚，“赏厚而信，人轻敌（蔑视敌人）矣；　

刑重而必，夫人不北（败逃）矣”。并主张赏罚无私，“行公法”，“不　

辟　（避）亲贵，法行所爱”。胜负的关键在于赏罚有信，“赏罚敬信，　

民虽寡，强；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强调兵　

不厌诈，“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军旅之计，出于诈伪”（《难一》）。　

　　　　　③道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　《老子》，即《道德经》，相传为春秋　

时老聃所著，凡81章，论兵者10余章。《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　

器”，危害极大，“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　

有道者不处”，应“不得已而用”。主张“以道佐人主”，反对“以兵　

强天下”。但《老子》论兵，重在“用兵之道”：（一）“柔弱胜刚强”；　

　（二）“善胜敌者不与（硬拼）”；（三）“祸莫大于轻敌”；（四）　

以退为进，后发制人，“不敢为天下先”；（五）避实击虚，避高居下；　

　（六）“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七）以静驭躁，以逸待劳。《老子》　

论兵，非兵家言兵，而是以哲学思想指导军事思想，其特色在于哲理喻　

兵，含有深刻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庄子》，庄子及其学派的著作汇编。庄子（公元前369？—前286？）　

名周，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其思想师承老子，却比老子更为消极，　

他继承了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并将“无为而治”发挥到极点，认为一　

切争乱，包括战争都与人的自然本性相悖，因此兵事无义战与非义战之　

分，更不要“为义偃兵”，此实为“造兵之本”。他主张“无以巧胜人，　

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兵，恃之则亡”。　

　　　　　　《经法》是四种古佚书的合编，包括《经法》、《十大经》、《称》、　

　《道原》，约成书于战国晚期，是黄老学派的代表作。其军事思想继承　

　《老子》，却具有特色：（一）文武兼重。“文”为治国安民之道，“武”　

为适时征伐之举，“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审于行文武之道，则　

天下宾（服）矣”（《经法·君正篇》）。（二）战有义与不义之分，　

　“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为忿者”，应支持正义的战争，“为义者，　

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十大经·本伐篇》），义战是“众之所在”，　

得民支持。（三）治军要刑德并用、赏罚兼施；要善待俘虏，不杀服民，　

不戮降人。　（四）作战指挥应“刑天（了解天时）”、“法地（掌握地　

形）”、“因人”，“兵不刑天，兵不可动；不法地，兵不可昔（措）；　

刑法不　（因）人，兵不可成”。并应重视以柔克刚，后发制人，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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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弗敢以先人”，“不为兵主，不为祸首”；要以退为进，“先屈后　

伸”　（《经法·国次》）。　

　　　　　④墨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　《墨子》是以墨翟为首的墨家著作的汇　

集，成书于战国时期，今存51篇，其中多篇，在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它主张“兼爱”“非攻”，使“大不攻小，强不侮弱，众不贼寡，诈不　

欺愚”；反对掠夺战争，以大攻小，以强凌弱，是大“不义”。安国之　

道，在于综合国力。为此，要尚贤尚同　（思想统一），修治内政；强本　

节用，发展经济；信交诸侯，互助互救；全民皆兵，人尽其用。墨子军　

事思想的贡献，是在以守城为中心的防御战略战术方面，提出了不少新　

见解：　（一）“主信以义”，“上下相亲”，民虽“死而守”；（二）　

加强战略，“备者国之重”；（三）依托城池，正确部署；（四）自远　

而近，层层抗击，兵力三线配置，城为核心，城外建廓，廓外设亭；（五）　

积极防御，以“伤敌为上”。为此，要针锋相对，以防反攻，以高制高，　

以穴对穴；拒、打结合；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结合；内守与外救结合。　

　《墨子》从理论上总结了战国时代城池攻守战的实践，是防御战略战术　

的权威著述，对中国古代战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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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中外军事比较　



　　　　　矛与盾的碰撞构成了世界各国古代中期军事争伐的主旋律。为了战　

争，各国都组建了强大的军队，先后用铁制武器取代了铜兵器，使用诸　

种兵制以保证兵源，并运用了各种军事奇谋：无论是较低层次的战术，　

抑或较高层次的战略，都有相当发展，并趋于成熟老练。所有这些，均　

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的：保护自己、吞并他人，其表现是弱肉强食，强　

权即真理。但在这种轰轰烈烈的表层下面，隐藏着社会变革及文明整合　

等进步史实；越是在古代，社会进步的代价越是沉重。本时期，世界各　

国在军事上的运作，既有共性，亦存在差异，我们可以对构成当时世界　

军事格局的三大区域（地中海、印度、中国）作一简略比较。　



　　　　　　　　　　　　　　　　　　　　　　　　　1。战争规模与军制比较　



　　　　　在人类历史上，罕有战争如此频繁的时期。当时世界，只要是有国　

家的地方，均有战争之祸，地中海世界大国的涨落和兴衰，摩竭陀从列　

国到帝国的过渡，中国从小国之争到列国争霸直到秦帝国的建立，无一　

不是通过千百次的战争来完成的。这一时期的战争，呈现出两个比较鲜　

明的特点。其一，持续时间长。希波战争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伯罗奔尼　

撒战争继续了27年，布匿战争（第一、二次）断断续续进行了60年，　

亚历山大东征用了10年，吴楚战争长达百余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