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5-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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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纷纷上台执政，其影响超越西欧地区，在国际舞台上，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
一次大战爆发后，由于对战争看法的分歧致使第二国际分裂。1919年3月，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党成立了第三国际（共产国际）。1923年5月，以伯恩斯坦与考茨基为代表的右翼和中派的社会民主党人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从此，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互相对立的两个国际组织。1949年，中国革命与其他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其领土、人口和工业总产值都约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此时期社会民主党在世界范围内共有34个，有德、英、法、瑞、丹等十几个社会党在竞选中先后上台执政或联合执政，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从1949年到1991年苏联剧变，40多年间双方继续对峙。共产党最辉煌时曾发展到150个左右，执政的有16个。由于体制的缺陷与执政中的重大失误，致使1989年到1991年，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垮掉了11个，出现了严重的败局。而此时期社会民主党得到稳步、快速的发展。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二次大战后，先后有40多个社会党上台长期执政，且效果显著。此时期社会民主党由欧洲扩展到世界五大洲。至1991年社会党已达151个、至2003年，已达169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遍及全球。苏东剧变后，原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绝大部分改名换姓，转变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还有一些西欧共产党也改名为社会民主党。
第三阶段：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和解与合作时期，时间是20世纪的80年代至今。1976年社会党国际十三大后，社、共两党超越意识形态障碍，开始对话与合作。1991年苏东剧变后，更进入了密切合作的新阶段。特别对于共产党，总结对立时期的经验教训，认识到社会民主党是值得共产党人借鉴学习的朋友，应求同存异，加强合作，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二
两种社会主义，经过一个世纪实践的考验，一衰一兴，其中所包含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人类的世纪遗产，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
这里仅提出几个问题。
一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过渡”？这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长期争论的重大问题。如果将其中一种方式作为获得国家政权与争取社会主义的绝对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并不可取。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都没有加以绝对化。“暴力”还是“和平”，不应当从革命政党的主观偏好出发，而是取决于各国的实际情况，具体地说，取决于统治者的统治状况。如果有和平的可能应当以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这种可能的胜利。暴力是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斗争方式。在已经有了健全民主制的社会里，依然鼓噪暴力，可能会被当作笑谈。我们不应当崇拜暴力，迷恋暴力，但如果以和平的方式争取基本权利的道路被统治者全都堵塞，难道我们只能在无限止的忍受中等待死亡！所以，反抗权、革命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当然，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启用这一权利。恩格斯晚年（1895）所声明的关于不放弃“革命权”的遗训，大概也出于这一考虑吧！《独立宣言》（1776）也特别声明这一权利：“当一个政府恶贯满盈、倒行逆施、一贯地奉行着那一个目标，显然是企图把人民抑压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时，人民就有这种权利，人民就有这种义务，来推翻那样的政府，而为他们未来的安全设立新的保障。”过去我们只强调“暴力革命”，视“和平过渡”为修正主义。现在也不能走向另一极端。毕竟任何人都不可能向我们担保：人类在今后将永不出现恶贯满盈、倒行逆施的暴政。从这一意义上说，所谓“告别革命”一说是欠妥的。
二是怎样对待资本主义民主制？是粗暴的否定还是理智地继承，这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更深层次的分歧了。从阶级观点出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民主制不可能作出肯定性的评价。他告诫工人，“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现成的国家机器”，就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列宁更是大贬资本主义民主制，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并声称，“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此点对中国党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大约整整50年间，无产阶级专政大行其道，对资本主义民主制一直缺乏理性的审视和客观的评价。其结果，自由、民主一概封杀。至80年代，自由仍作为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横加挞伐；而专政才是无产阶级的，一再坚持而且时有强化。民主社会主义呢，它的成功，它的崛起，恰恰是依凭于资本主义民主制。首先，资本主义民主制容纳了社会民主党这个非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的存在；其次，这个政党享有与其他政党平等的资格加入竞选的行列，作为选民们自由选择未来政府中执政的对象；第三，社会民主党执政后，不是“打碎”“现成的国家机器”，即资本主义民主制，而是尊奉这一制度所体现的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的普世理念，利用这一制度现成的一套规则对国家进行治理。实际上，它也只能按照资本主义民主制的成规施政。它不可能废除选举制，不可能把议会成为一党的工具，不可能抛弃权力分立与政治竞争的基本制度，也不可能以人治取代法治，更不可能剥夺公民的自由，侵犯公民的人权。它所能做的，只能是在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基础上，推出某些改革措施，引导民主制向完善化的方向发展，以更利于社会民众。对资本主义民主制的两种态度，两种方法所产生的不同后果，作为世纪遗产值得人们深思。当然，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在共产党人中，不是没有人对此作出过反省。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他的《政治遗嘱》（1918）中，中共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1940）中，对资本主义民主制都曾作出过中肯的肯定性评价，堪称是两个代表性的例子，只是长期被尘封，无人知晓而已。普列汉诺夫认为，“民主即人民的权力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毕竟仍然是民主”。陈独秀也认为，“如果说无级民主与资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还说，无产阶级民主“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可以这么说，否定资本主义民主制，我们根本无法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
三是在经济基础方面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改造是实行保守疗法还是连根拔除？这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在确立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根本分野。剥夺资本，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马克思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主张。对此，共产党建政的国家无不都照此办理。问题是实践的结果如何？答案是：生产力发展的长期停滞乃至遭受破坏，物质财富的严重匮乏，社会的普遍贫穷。实践证明，此种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方法是失败的。原因是什么？说复杂些可以写一部专著阐述之；如果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表述之：那就是劳动者对劳动缺乏兴趣；从农村到城市，从体力劳动者到脑力劳动者，概莫例外。整个社会生产由政府包办，劳动者不过是官家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不但与生产资料切断了联系，与生产成果也切断了联系。生产得多与少，生产得好与坏，与他们个人没有联系，无须他们去关心。人性中的自利性被放逐了。人人成了一心为公的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共产主义新人。这当然是虚假的。实际情况是，在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每个人再无条件去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实现自己的梦想与抱负。每个人都被捆死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饿不死也吃不好，只能苟安地活着。每个人都成了被动的工具，成了螺丝钉。可悲的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都曾坚守着公有制的一统天下。直到今天，还有人以鄙视的态度将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判定为是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呢！理由是：这些国家还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为了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必须突破陈旧、僵化的社会主义观念。这种社会主义观念将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的神圣原则，至于实践的效果如何倒不加以计较。但是，所有制（不论是公有还是私有）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判断一种所有制之孰优孰劣，姓社姓资，不是看它挂的是什么牌子，而应当看其以什么绩效报效社会：第一，是否能为社会提供日益增多的物质财富；第二，这些财富是否能供全体社会成员合理地共享。对此，社会民主党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保留资本主义私有制，保留的是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从而能为社会提供比你们实施公有制的国家提供得多得多的物质财富；有了这丰富的物质财富，政府才可以进行二次分配，调节贫富差别，使全社会共享富裕。这才是人民所需要的社会主义。否则怎能获得人民的普遍支持呢！这种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是：国家不掌控（全部）生产资料，不包办生产经营，但通过税收集中社会财富进行社会主义的再分配。我们因此把它归结为一个公式：生产由你，分配由我。这是民主社会主义成功的秘密。它还使政府省了不少心，大大降低行政成本。这是对马克思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修正和对实践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其实，社会主义的标准不应当狭隘地定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它应当有多项测评标准。如看其公民的权利是否得到切实的保障，看其法纪和伦理规范是否得到普遍遵奉，看其社会财富是否公平分配，看其工农、城乡、体脑劳动与贫富差别是否逐步缩小，看其国家、社会与公民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和谐。总之，社会主义应当体现在国家的民主与法治，社会的公正与和谐，个人的自由与幸福。这种社会主义的新标准新理念，一方面融合了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鉴于苏式社会主义的历史教训，对社会主义概念内涵推陈出新，这是对过去长期为之遵循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超越。
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已成为历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即融入了人类普世价值的康庄大道。
（责任编輯 李 晨）
谁都摆脱不了客观规律的掌控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冯东书 字数：2826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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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有人在文章中说“劝君少骂秦始皇”，另外又有人在文章中说“劝君少颂秦始皇”。
我倒是觉得对秦始皇不是个“骂”和“颂”的问题，他是一本很丰富的书，能教给我们许多道理。比如，我个人在他身上就体会到我们应该牢记的一个简单而普遍管用的真理，这就是无论是什么人，不管他是大人物，甚至大大的人物，还是小人物，小小的人物，无论做大事或做小事，都摆脱不了客观规律的掌控，谁不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下场一定好不了。
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当然是有过大功劳的人。他利用先朝商鞅等人变法改革使秦王朝国富兵强的条件，大展宏图，统一了六国，开发了岭南（广东、广西等地），在全国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统一了交通，建立了全新高度集权的郡县政体，从而为今日之大中华奠定了基础。这个历史功劳不大吗？大得很。他因此得意得很，自信得很，自立为“始皇帝”，下决心要千秋万代把他创立的这个大秦皇朝子子孙孙传下去。但是，他没有想到成功也会是失败之母这条辩证法。十分遗憾，他刚死，第二年，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暴动就风风火火大烧起来，马上刘邦、项羽等人也趁势造了反。秦始皇死后第三年，那个看上去强大得不可一世的秦皇朝就灭亡了。这么一个强大的政权，怎么说垮就垮掉了呢？原因很简单，天下事物的运动是辩证发展的。正是秦始皇的大胜利，从另一方面给他造成了大悲剧。他，认识不了自己了，也认识不了客观世界了，以为他手里有了能扫灭六国的军队，自己当然是天下最有力量，最有权威的神人了。他大权在握，觉得他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他也听不得，也听不到逆耳话了，他完全没有想到天下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掌控着他的命运，这就是物极必反的客观规律。历史已经证明，亡秦者，秦始皇也！正是他的暴政，发动了人民群众要起来打倒他的皇朝，他正是挖坑埋葬他自己创立的大秦皇朝的第一人。一说到秦始皇的暴政，人们就要说到“焚书坑儒”。其实，在那个时代坑掉460多个儒生，实在算不了什么太大的事。开始造反的陈胜、吴广不是儒生，他们的队伍是农民造反队，是文盲队伍。
说起客观规律，因为它很不具体，看不见，摸不着。很多人不信其有，或只是嘴上讲讲，心里不信。特别是有些人功劳大了以后，权势大了以后，他们就越容易看不见，摸不着。他们和秦始皇一样，更相信权力、武力才是实实在在的，认为有了这些权力就能干成一切，就能拥有一切，甚至能改变客观规律。但是我们如果冷静下来细想想，包括中国、世界上的大事，分析其兴衰、成败，就能证明客观规律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而且是不以任何个人和集团的欲望为转移的，它掌控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和结果。中国历代皇朝更替，从表面上看哪个末代皇帝手中没有权力？他们是自愿退出历史舞台的吗？没有哪个皇帝有这个自觉性，实际上他们当时已是有“权”无力了。他们是在挣扎中灭亡的，是社会矛盾中主客观条件决定了他们必然走向没落。客观规律有那么大的力量，它到底在哪里呢？从社会运动来说，它存在于整个社会的人们心中。陈胜、吴广的队伍，都是小老百姓。刘邦先进咸阳，马上听取张良等人的意见，向群众约法三章，废除秦朝那一套苛政，自己不住进皇宫，因此大得人心，他聪明。项羽这个人是个二杆子，只相信自己，只相信武力，不会用人，就会乱杀人，到处显得自己了不起，他进了咸阳之后，废了刘邦向群众许诺的“约法三章”，大开杀戒，不仅把皇宫里的宝贝卷走了，还一把火把皇宫烧了。宋代诗人张耒的诗说：“慷慨悲歌君勿恨，拔山盖世故应亡。”诗人说，项羽看起来很英雄，实际上活该灭亡。这就是客观规律在起作用，它决定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
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去世，10月6日，从1966年到1976年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权倾全国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一伙人一下被抓了起来，竟没有费一枪一弹。中国从此开始走向了一场大改革。改什么？改过去执行了近三十多年的极左路线。在共产党里，“左”代表革命，“左派”是“革命派”。“右”则代表“不革命”，“右派”是“反革命派”。“极左路线”是什么？就是“极端革命”的路线。“四人帮”就是专搞“极端革命”的人。无论什么事，走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