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5-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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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路线”是什么？就是“极端革命”的路线。“四人帮”就是专搞“极端革命”的人。无论什么事，走向了极端，就一定走向反面，这就是客观规律。他们搞那个“革命”，从“革命对象”上来说，不仅早就革了资本家的命，后来连按共和国宪法选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其他新中国的开国元勋、老帅及从中央到省（市）、地、县、乡（当时叫人民公社）各级党政领导和机关、学校、医院、报社、工厂等单位（当时没有民营单位）的领导人，小到县里的电影放映队队长（当时县里还没有电视），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都随便被“革命造反派”揪出来，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抄家、夺权、打倒、斗争。刘少奇等一大批上上下下的领导人被整死，没有任何人负法律责任，当时叫这是“造反有理”（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大平反，开追悼会）。农民则被说成是“小生产者”，“而小生产者是每日每时在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五十年代就被用强制“自愿”的办法，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归了公，断了他们想依靠自己劳动发家致富的路，他们成为人民公社里无权、无自由的劳动工具。以后仍每年每月在和他们的所谓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这就得罪了全国最大多数的人。从那以后农民就不好好种地，弄得全国人民长期在半饥半饱中挣扎。因为农业上不去，全国农村又搞了一次“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说农业上不去是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不纯，里面混有坏人，有阶级敌人和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整了一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山西省昔阳县整死40多人，陕西省长安县整死500多人。知识分子则都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即学者、专家、文学家、艺术家、教师等），他们知道得太多，爱议政，爱讲民主，他们中间有55万人，早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分子”（造原子弹、导弹的保了下来），押送农村劳动改造，成为阶级敌人，是没有公民权的贱民。“文革”又整得更多，整死不少。受他们株连，全国有几百万“右派分子”家属也翻不了身。这样搞，当时凡讲真话者也都倒了霉，刘少奇就是在党内会上讲了真话，彭德怀元帅也是因为在党内会上讲了真话，被打倒整死的。这就使人失去了思想自由、说真话的自由，只能讲官话、假话、空话。“三年困难”明明是“大跃进”、办人民公社造成的，公开只准说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
“极左革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讲不调和的斗争哲学，即两个阶级（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两种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意识形态里的革命，“文革”中达到顶峰，要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革“金钱挂帅”、“利润挂帅”、“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等的命，学校中要革“文革”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因为它培养出来的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师道尊严”的命，所谓“旧”，“文革”前的都是“旧”的。于是“文革”中，全国人民没戏、电影、书看了，每天只能翻来覆去看江青插手搞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人们烦死了。歌只能唱“革命”歌，有人情味的歌是绝对禁止唱的，只能读毛泽东著作和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书。人性、人情、人道、道德都在批判之列，是“资产阶级情调”。事事、处处要讲阶级界线、路线界线。当时人们的衣服基本是三种色：蓝色、灰色、草绿色（军服），不能花，没有彩。“革命”还要搞到国外，大使馆里也造起反来，大使是当权派，成了革命对象，搞得大使没法工作。在外国贴鼓动极端“革命”的大标语，还在国内冲击外国驻华机构，搞得外国人很反感。最绝的是提出了“要革‘私’字的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是要和全人类作对了。
这场革命更绝的是，1966年“文革”开始被煽动起来免费坐火车到全国各地去无法无天冲锋陷阵，冲机关、砸寺庙、烧文物，造反“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幼稚的青年学生成了最后一批革命对象。老师挨批挨斗，老教材不能用，学校上不了课了。最后，统统被赶到农村、农场，去当农民或农业工人，当时叫“插队（农村生产队）落户”。当时“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说，“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这场恐怖的，没完没了斗斗斗的“革命”，改革开放以后出的文章和书籍已经叙述很多很多了，这里就不用再多说了。总之，当时搞得天下大乱，人们无法正常生活，火车无法正点，工厂无法正常生产，除了造原子弹、发射卫星、导弹，“四人帮”不能乱插手外，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各地政府、各部门都乱了、瘫痪了以后，人民生活怎么办？社会怎么运转？靠周恩来总理和解放军出来苦撑。周恩来在病中不断被不点名批判。“文革”中大运动中套着小运动，如在“评法批儒”的大批判中，那个“儒”就是暗指周恩来。在“批林批孔批周公”中名义上“周公”是指周朝的周公，实际是批周恩来这个“周公”。在“评水浒”中宋江被批为投降派驾空了晁盖，实际上批的那个宋江又是暗指周恩来。周恩来办公室挂着一个口袋，口袋里面是牙刷等洗漱用具，随时准备被揪走。但是“四人帮”只会讲空话，不会治国，国家大小事离不开周恩来这个大管家，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就一直是总理，周恩来树大根深，是留法同学中共组织的创立者之一，是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第一支军队的“八一”南昌起义的书记，他那些战友、部下占着党、政府、军队要职，他勤恳工作，廉洁亲和，在党内、政府内、军队内，民主党派内，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心中，分量奇重，又是个管家能手。“四人帮”不喜欢他，但又离不开他来管这个国家。天下被“四人帮”搞得太乱了，“四人帮”到处“放火”，他到处用巧法“灭火”，周恩来1976年1月8日去世，群众说是被“四人帮”搞得累死的，他去世以后“四人帮”说进行殡葬改革，规定除北京人民大会堂搞一个五千人的追悼会外，不准下面开追悼会，不准人们带黑纱。结果北京爆发了百万人参加的民间追悼活动，人们十里长街相送，有的村都开追悼会。清明节，全国又自发爆发了悼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天安门广场花圈如山。诗如潮，诗词都是抨击秦始皇和“四人帮”的。这时“四人帮”还不觉得自己已坐在火山口上了，把人们镇压下去以后他们还举杯庆祝自己的胜利。他们到那个份上，是相当疯狂而愚蠢的。
这样，到1976年“四人帮”被抓起来以前，中国大地上就剩下“四人帮”是最最革命的“革命者”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无论官与民，老与少，都成了革命的对象。你身上没有“四旧”吗？你脑子里没有一点“私”字吗？这种世界一大怪的“革命”还能不物极必反吗？还能不轮到由大家起来革他们的命吗？1976年10月6日抓“四人帮”时，他们孤立到连个报信的人都没有。抓起来以后，全民欢腾。新中国又走上了新生之路。当年他们何其威风啊！最后下场惨得很哪。
只迷信自己的权力、权威就敢为所欲为者，他们的命运必然是“哭到最后”。这就是客观规律决定的。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李 晨）
从我的经历看反右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郭道晖 字数：2851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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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百方针”另有他图
毛泽东由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帮党整风”，转而调转矛头大整群众（“右派”），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按他自己的解释是早已设下的“阳谋”。现在人们也多把毛泽东提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归于“引蛇出洞”的阳谋组成部分。这是与史实不完全相符的评断，是把始作俑者的复杂心计简单化了。
（一）双百方针提出的历史背景
1956年到1957年初这段时期，尽管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却如毛泽东的估计，只是“吹皱了一池春水”，而苏共20大则在中国知识界多少起了一些思想解放的积极影响。中国大地满园春色，表面上是一片升平胜利景象：毛泽东提前加速推行的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接连取得“决定性胜利”，天安门广场举行各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资本家敲锣打鼓（实际上当时流行的一句顺口溜是：“前门敲锣打鼓，后门抱头痛哭，”）；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颁布；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总理作报告，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国务院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决议……
正是在这种“一片大好形势”的背景下，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5月26日，陆定一遵循毛的指示在怀仁堂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作出排除阶级斗争、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要求“向自然开战”。接着，毛泽东提出了十大关系的报告，特别是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宣告大规模的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现在的主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当时我是直接听了毛泽东这个讲话的全部原始录音的。我是湖南人，完全能听懂，至今留下的笔记也较详细。“讲话原稿”里根本没有反右运动后补加进去的所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还很激烈”和“六项政治标准”等话语。他后来还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选集》第5卷456页）思想颇为开放。知识界欢呼雀跃，费孝通教授也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记得当时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袁永熙曾对我说：看来毛主席是想在他有生之年，做一个像唐太宗那样的“明君”，在他领导下，开辟一个超越“贞观之治”的开明盛世。
其实这其中还有更隐蔽的意图：联系国际上正在批判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党专政，毛泽东这些言论也是有意摆脱苏联的僵化模式，寻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独树一帜，显示中国党区别于苏共、毛泽东区别于斯大林的开明形象，有借此取代斯大林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考虑，正如有的老同志说的，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后，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过去他抵制过斯大林，证明是对的，斯大林死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舍我其谁”；惧的是怕中国党内也出个赫鲁晓夫。（见《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的决定（草案）》讨论会上朱德的秘书陈友群的发言，中直机关第2组第15期简报；并见其他人发言。）
所以，如果说毛提出双百方针和发动大鸣大放只是“引蛇出洞”的“阳谋”，以之说明其中有他对付极少数民主党派“右翼”人士的策略，或许适用；对广大一般知识分子而言，则并非如此。
可是，党内一些思想保守的高层干部并不理解也不习惯毛泽东有限度的开放方针，更不会洞察其中另有权谋。他们害怕放出“毒草”甚至“毒蛇”。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初讲话中，就说对双百方针，党内“十个高级干部就有九个不赞成”。据时为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的胡绩伟回忆，他当时就知道，“在中央最高领导集团中，了解毛泽东真实意图的人并不多。难怪毛说，当时‘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干部都不理解’。那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毛认为是保守的。毛批评《人民日报》对他的两次讲话在‘党报上没有声音’，而‘让非党报纸抓住了这面旗帜。’他表扬了《光明日报》、《文汇报》（引者注：两报总编辑分别是储安平、徐铸成）‘鸣放’得好。”（见胡绩伟：《毛泽东与邓拓之死》，转引自08…02…04春雨博克）毛泽东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还点名批评解放军总政治部陈其通、陈沂等4位领导人写文章怀疑“百花齐放”未必能放出“大作品”，反而会放出牛鬼蛇神，从而否定“双百方针”的言论。毛批评说：“我看言之过早，还只5个月；如何就能有大作品？……苏联《文学报》也登了他们此文，可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台湾喜欢钟惦棐（注：指钟写的《电影的锣鼓》，被毛认为是否定电影事业的成就），苏联喜欢教条主义。”（见郭存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始讲话记录）当时苏共的领导人是很反对毛的双百方针的。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时，至少两次表示对这个方针的不满，他援引匈牙利事件来警告毛。（据接待伏氏的俄文翻译李越然：《国际舞台上的新中国领导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128页）赫鲁晓夫对毛的双百方针也十分反感，他指示苏联报刊不再报道这方面的内容，“我们的立场是，中国的百花运动是中国为自己内部的需要而提出的口号，不适用于苏联社会。”（《赫鲁晓夫回忆录》英文版第271页。）苏共的党专政对毛泽东“恩赐民主”的双百方针也是容不得的，何况也深知毛醉翁之意是在利用这种适度开明的政治秀来同苏共唱对台戏。
（二）毛泽东反对“避免毒草，力争鲜花”
当然，无需否认，毛泽东的双百方针，的确也包含有要借此暴露民主党派中的“右派”的用心。清华党委1957年4月23日传达陆定一的一次讲话，就强调了这一点：
毛主席说：“‘避免毒草，力争鲜花’，这句话就是最大的毒草。”群众老说我们压他。群众看不到右派。一放，右派出来，群众看到了，左派就会起来，这样可以争取更多的群众。避免毒草就会使人思想僵化。右派不讲出来还暴露不出他的面目。
不过，他这里所指的“右派”，我认为还只是民主党派中的极少数被认为是“右翼”的人士，还没有延伸到一般高级知识分子，更排除了青年学生。这有陆定一在1957年5月11日来清华大学在党委常委会上的谈话为证。
我当时作为党委常委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见。开头，在蒋南翔校长向他一一介绍各位常委时，特别提到我这个基层党委宣传部长也是电机系毕业的，他还很感兴趣，因为他过去在上海交通大学念的也是电机系，笑说“那我们是双重同行。”陆定一听完蒋南翔等汇报清华鸣放情况后。说了下面一段话（据我当时的记录要点）：
我们党，政治可打一百分，军事一百分，教育只30分。
不要怕人骂，我们骂了别人那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