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5-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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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政治可打一百分，军事一百分，教育只30分。
不要怕人骂，我们骂了别人那么多年，他骂一、二句就不行？我们做了一阵秦始皇，不做，阶级消灭不了。
随着建设，有文化革命，要有学问，过去我们没有。政治、军事一百分，经济初步学会，就是文化教育还不行。文化中，文艺还有一支队伍，有力量；其余就没有了。如果长期不懂，就会被消灭。
队伍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青年长大，15年后，熬出个教授来；二是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蒋南翔插话：清华有109个教授，其中党员10人。陆问：钱伟长为什么还没有入党？蒋有点发窘，向陆解释了一下钱的情况。因为他和钱之间有分歧。）
关于整风：闹要闹烂。准备闹事，不可避免，要闹烂才好。湖南三个高中学生写信给毛主席，说如果不让考大学，我们就武装暴动。……要闹就让他闹烂。
左、中、右，左派当权，中间攻，右派更攻。攻得不成样子了，中间派就会来批评了。那时就可以大团结。
教授治校，本质是不要你领导。可以让他提，不要批驳。《人民日报》对雷海宗（时为南开大学历史学著名教授）文章加编者注（说他的观点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是傻瓜。章乃器批评中宣部，报纸也给删去了。
登出来，不驳，要搞得烂了，中间派起来讲话了，这事就有办法了，他们主持正义了。要硬着头皮，沉住气。
由乱到治，一治一乱，这就是辨证法。
不会天下大乱。农民已经走上了合作化以后，他们闹得个鸟！
以上陆定一同清华党委常委的谈话，是在毛泽东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前4天，看来陆虽然已知道毛有利用双百方针来“暴露”或“放”出“右派”的意图，也并未完全洞悉毛的“阳谋”。因为“暴露右派”早在提出双百方针的同时，就反复公开讲过。1957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8日、27日两次讲话），已经阐明了他鼓动鸣放的意图之一：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像国民党了。……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5页。）
对照毛泽东这段话，陆定一上面那段谈话，基本上是转述毛的精神的。而此时毛心目中所要“暴露”、“孤立”和打击的“右派”，也不过是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等民主人士中的“那一类”居然敢同他分庭抗礼的极少数人。并不包括一般民主人士和著名教授、学生，上引彭、陆、刘的讲话（见本刊今年第2期郭道晖文）中也如此。他们（彭、陆）还特别叮嘱要发展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要让青年熬出个教授来（陆定一），“学生中不要主动去发动（鸣放），不要让学生去整教师。”（彭真）而且，那时只是把“右派”当着人民内部一个异己的政治思想派别或反对派，只企图从政治上把他们暴露后孤立，远没有像后来反右时当作反动派乃至反革命来严打。
二、整民主党派人人士早有“阳谋”
在剖析毛泽东的“阳谋”提出的时间和针对性时，应当具体区别两类反右对象：一是民主党派中所谓“右翼”人士，二是一般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派精英。毛对待这两类对象是有前后不同的变化的。
根据我亲历的历史事实和知悉的有关资料，我认为，对于民盟的所谓“右翼”，毛泽东倒的确早就谋算加以清扫了。有两个事实可以为证：
（一）毛泽东在建国前就谋划打击、抛弃民主党派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见《毛泽东文集》）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中说：“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第512…513页）其中毛泽东审稿时特意加上了一段话：“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312页）
据现今公开的苏联秘密档案，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致斯大林的一份电报中，就明确提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该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见《中共党史研究》：002年第l期《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但斯大林不赞成毛的这个意见，他在1948年4月20日的复电中说，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邱路：《斯大林特使密访西柏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见《百年潮》1998年第1期）遵从斯大林的这个指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初期是这样做的，但毛泽东一直不忘要削弱民主党派的势力和影响力。
（二）建国初整民盟的一次预谋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即1951年—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我当时还是电机系毕业班的学生，任清华大学党委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被党委抽调去教师学习委员会担任学习组组长，提前毕业。我负责学委会的教务工作，还请中宣部黎澍同志担任清华学委会的顾问，我常去向他汇报请示。起初是正规地平静地学社会发展史等理论，还请了艾思奇“三进清华园”，给全校师生讲大课，受到热烈欢迎。但当他批判形式逻辑是“唯心主义”时，哲学系的金岳霖等老教授还同他辩论，说“你今天的演讲好就好在句句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气氛相当民主和谐。可是到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1952年5月又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教师的理论学习就转变为“思想改造”。凡从旧社会过来的教授，人人“洗澡”，即作自我检讨，清理旧思想。在清华，这一运动名义上是由三反运动中成立的“节约检查委员会”主持（行政负责人即原学委会主任周培源教授），实际上是由学校党委和各系党总支具体领导。我被派负责联系文、法学院和理学院的工作。当时各系动员、组织年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去“帮助”教授“洗澡”。抛弃了“尊师重道”的古训，让学生对老师开展群众性的严厉批评，教授们反映“洗澡水是滚烫的”。
多数教师被迫或半自愿地作了检查，顺利过关。但对社会系教授潘光旦先生，则扭住不放。他是费孝通的老师，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解放前是民主人士，政治上是进步的。但因为他和罗隆基等人都是英美派的，因而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把他们当异己的势力。当时潘光旦是民盟中央常委会的委员和清华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清华“洗澡”重点是潘光旦，潘先生在社会系和法学院全院大会上先后做了三次检讨，还过不了关，说他是“铁心皮球”（外圆滑内顽固）。当时我想不通为什么要把他搞的那么突出，三次还不让过关？而解放前政治上比他“落后”的冯友兰教授却检讨一次就顺利通过。这种对潘光旦教授的特殊对待，其实并非清华党委的自作主张，而是由市委统战部直接领导、掌握。我到市委统战部长李乐光同志（他也是清华大学的老校友）家里汇报。我说潘光旦已经在系旦和文法学院检讨了三次，还不让他过关，是什么原因？李乐光说了一句：“这个你就别管了。”当时由统战部一位于部老吴（他原是北大地下党员）直接联系我。他后来说，这是中央直接掌握的，中央就是要敲打一下民盟的右翼，担心他们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当时唯一能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就是民盟。民盟有政治资本，他们反国民党是有功的。我们党中央也担心这股势力强大了，成为一个对立面，所以解放初就说要对他们敲打敲打。……
可见，清华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是借批潘光旦。敲打罗隆基，是给民盟“右翼”一个警告。后来潘光旦第四次在全校大会上检讨，才勉强通过。为此市委还先后布置清华党委宣传部编印了《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和《欢迎潘光旦先生开始的进步》两期专刊，在校内外（特别是民盟中央）散发。
现在看来，这实际上为后来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整民盟“右翼”留下了伏笔。如果说，反右早有预谋，以上毛泽东对待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的谋算和整潘的做法，就可说是毛泽东反右“阳谋”的序幕。
毛泽东“阳谋”首要对象是民盟。这一点，还可以从反右开始时他在6月8日和6月10日写的两份党内秘密指示看出来。其中他认为，民主党派中，民革、民建、民进和九三学社颇好，民盟、农工最坏；说章伯钧、罗隆基在拼命做颠覆活动，野性很大，党（指民主党派）要扩大，政要平权（指同共产党的政权“平起平坐”），等等。（见《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和《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他在1957年7月1日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中，主要矛头也是对着民盟和所谓“章罗联盟”的。
据1961年民盟中央公布的内部统计，民盟共划右派5173人，占民盟盟员总数的15％。民盟中央一级共划61人，占民盟中委和候补中委委员总数的33，6％（参见章怡和：《泪祭罗隆基》，转引自五柳村网站2007年4月26日）。
三、整一般知识分子是后发的谋略
至于对党内外一般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派，从本文前述毛泽东和邓小平、彭真等人的一些讲话看来，在5月15日毛泽东决定反右“阳谋”以前，是并未当作整肃的对象看待，而只是要求教育、改造他们，争取他们“靠拢党”，甚至要吸收他们中有些人入党（如梁思成和钱伟长）。
1957年2月，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时，原稿对“毒草”还看得比较轻松，说“锄掉它作肥料就是了”。
真正对大批民主派知识分子的鸣放实施阳谋，则是自5月15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党内指示才有此创意。这是基于出乎意外地发现，事情并非他原来企望的那样，把群众的矛头引向他要排斥的高层异己势力；相反却直接冲着他本人和党垄断执政地位而发，所以才说事情起了“变化”，实际上是他主观估计和谋略上起了大变化。鸣放出来的不只是他认定的所谓“毒草”，而居然直冲着毛泽东。像储安平等人居然胆敢挑战党的绝对领导权（“党天下”），甚至暗讽毛泽东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直接触犯“圣上”的尊严和心病。甚至包括张奚若教授这样德高望重的无党派著名民主人士也直接批评毛“好大喜功，迷信将来”。鸣放中还有人说，“三害”的根子“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612页）这是他始料未及的，感到危及他绝对权威地位与“舆论一律”的思想政治统治。所以非给这些“吃共产党的饭”而自命清高，明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却还自诩“士可杀不可辱”的知识分子一点颜色瞧瞧不可！这才对争民主的知识分子精英、包括著名教授和冒尖的青年学生，大打出手。
四、标榜“阳谋”旨在安抚党内
毛泽东由发动整风转到反右的另一重要动因是来自党内的压力。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初讲话中，就说对双百方针，党内“十个高级干部就有九个不赞成”。加之，大鸣大放中群众火力多集中于基层党政干部，他们感受到群众巨大压力，也很有怨气，说毛主席这样发动群众来整我们，“我们已经顶不住了！”（如本文前引彭真的讲话中提及的：整风鸣放时党内干部“有人恐慌起来，自杀的也有”，有人“要上吊”。）纷纷上书要毛主席赶快“收”。毛泽东感到他发动群众帮党整风的做法显然是失算了，就赶忙来一个180度大转弯，变“放”为“收”，大肆反右。原拟借党内整风来整党内高层异己势力的打算就推后了。
我们党自执掌全国政权以来，一些干部以“打天下者坐天下”自居，从毛泽东到一些中、高级干部，常常一口一声“知识分子是吃共产党的饭的，别想翘尾巴！”抱着恩赐观点，高踞群众之上，还从来没有受到群众这么直接的批评、冲击、冒犯这么厉害。广大中上层党政干部当权以来对听取批评意见的民主是很不习惯的。1956年清华大学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受当时国内外情势的影响，许多党员对学校党政领导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算是比较尖锐的批评，党委书记蒋南翔在会上作了一些检查。后来他说：“我一辈子也没有作过这种检查！”
1954年—1955年在机关和学校的批胡风、搞肃反，已经很“左”了，在群众中已积压了不少怨气；平日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特权思想，也引起群众不满，一到整风“大鸣大放”的情势下，就释放或爆发出来了。
据解密的反右档案资料，5月2日到12日，全国各地召开了28250次鸣放会，群众提出372345条意见，火力多集中于基层党政干部。他们感受到群众巨大压力，很有怨气，要毛主席赶快“收”。有的地方鸣放的矛头也冲着省委。如广东环江县委书记王定，带头搞包产到户，整风中对省委提了十条意见。省委也坐不住了。反右后即对他们进行报复。（《红色纪念碑）第4章“王定、洪华与环江事件”）当时袁永熙曾告诉我：“现在毛主席收到各地雪片似地飞来的电报，都怕放乱了，想用‘乱’的情况来告急，压毛主席收。”
由整风鸣放转到反右，有多种因素，其中毛泽东怕脱离广大党内干部，怕批评他发动鸣放搞错了，有损他一贯“英明正确”的清誉，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所以他赶快大转弯，并改口说他早有反右洞见，是故设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其实不过是为掩饰他对形势估计的错误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