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5-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齑笞洌⒏目谒邓缬蟹从叶醇枪噬璧摹耙叱龆础钡摹把裟薄保∑涫挡还俏谑嗡孕问乒兰频拇砦蠛统济欧秸氲氖悖栽财渌怠Ｒ允舅缇陀猩窕钏悖床煲磺校佣〉玫衬诒Ｊ厥屏Φ闹С郑运⒍诺脑蛊旎毓愦蟮吃备刹慷运木孕湃魏统绨荨！�
至于就全党而言，除极少数明智的、有民主思想作风的领导干部在毛泽东的威权和来势凶猛的反右气势的高压下，仍极力设法保护一些党内外精英免遭荼毒外，那些不理解或反对双百方针和鸣放的大多数党政官员，对反右的决策则是拥护的，因为“双百”的民主威胁了他们“个人说了算”的传统格局；反右的打压则是维护和巩固各级干部的权势地位的，这与文革只是大树特树毛泽东个人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而打击、剥夺各级领导干部、“走资派”的权力有很大不同。
党夺取政权后，许多干部的心态是“打天下者理所当然坐天下”，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被理解为国家一切资源都属共产党所有，必须听共产党的话，否则就是反党（其实相反，我们党并无独立的党产，其活动经费不是靠党员交纳的党费，而是几乎全部从国库支取的，所以恰恰是我们共产党吃人民和国家的饭）。那些不得人心、受冲击较大的干部，更觉得你们知识分子吃我们党的饭，居然胆敢批评我们，真是“右派翻天”！他们闻讯要反右，立即由满怀怨恨转为兴高采烈，如同获得解放，摩拳擦掌，准备反右立功，一泄整风鸣放中受批评冲击之恨。以致彭真也发出警告：“别把尾巴翘得比电线杆还高！”
如果说，毛提出双百方针意在塑造自己是“开明圣主”的形象，那么，“阳谋”之论则在于掩饰其失信于民、也有掩饰违全党意志搞鸣放的过错，维护自己“一世英明”的权威。如果说发动群众帮党整风是为防止腐败，坐稳江山，那么，转向反右则是害怕秀才造反，并抚慰干部。因此，可以说，反右是“以攻为守”的策略，而后来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他退居二线，则是“以退为进”，让别人去收拾残局，保留其日后祭起“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旗，批“形左实右”，发动文革。此即所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五、大转盘基于多疑善变的“猴性”
由整风而急转反右，还有一个不宜忽视的缘由是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多疑善变、诿过于人的秉性或权谋。1966年7月，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在我身上有虎气，是为主；有些猴气，是为次。”毛的雄才大略，“敢教日月换新天”、推翻三座大山的气概，其虎气无敌；但“虎气”的另一面是占山为王，唯我独尊，容不得异己。“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据李锐回忆，毛年轻时很欣赏的一首诗是《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杨柳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其“猴性”则是他自称的“性不好束缚”而好“胡思乱想”，任性多变。
据李锐同志回忆，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见1980年党内讨论“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定草案”会议第1。组第14期简报）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见同上）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六、清华大学的急转弯
毛泽东突然180度大转向的谋略，事前从中央到北京市委和清华大学党委，都是蒙在鼓里。清华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时为党中央候补委员，加上他同彭真的密切关系，本是可以通天的高干，可他直到5月中旬，也只知道要整风鸣放，而不知什么阳谋。清华党委是1957年5月9日召开党委领导核心和行政处级以上干部联席会议，决定开始整风鸣放的（见《新清华》1957年第181期报道）。会上，蒋南翔说，现在是要“放”，召开各种类型的会，党委应当自觉地置于内外夹攻的环境中，听取和吸收群众意见，开思想上的矿，沙里也可淘金。还指示校刊“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言论）不登”（这表示并无心要“暴露”视为敌人的右派）。经党委领导人审定的《新清华》发表的会议报道中，也说要“通过‘放’来揭露学校工作中的矛盾和解决矛盾，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可见并不知道要“引蛇出洞”的阳谋。
到5月17日（此时已是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后2日），在清华党委扩大会议上，蒋南翔发言还要求党员干部“要准备（接受）狂风暴雨来洗刷一下，对领导的要求要严格一些。”他当时是由于处在学校第一线，对发动群众帮党整风，矛头对着自己，感到有压力，怕放乱，因而心存疑虑，以致到5月中旬以前，不大放手动员鸣放。到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正式决定反右以后，毛见蒋执行其“阳谋”不力，曾派他的一位秘书林克两次深夜来清华找蒋南翔“了解情况”，转交其“圣谕”，批评清华“放得不够”。这时北京市委大概也受到毛泽东决心反右的强大压力，来一个大转盘，大力狠抓反右。据蒋的秘书说，这时南翔几乎每天晚上都被叫去市委开会，有一次他回来时还很紧张地对秘书说，今天彭真同志又批评我了，说我为什么总舍不得你那些“徒子徒孙”（指蒋还犹疑不定，未把一些学生运动出身的清华干部打成右派）。
看来，这时北京市委领导人才从一味强调整风的部署中猛转过弯来，急急忙忙紧跟毛的“阳谋”，催促蒋南翔大“挖”党内外右派，好向毛泽东交代。蒋这才于5月24日急忙亲自到学生食堂广播室发表讲话，号召全校师生大鸣大放。
24日，清华出现第一张大字报，很快大字报遍及全校。26日，北京大学29人来校串连，出现了自由论坛。
在正式开展反右斗争前若干天，同各地部署一样，清华大学领导对其所亲信的干部事先“打招呼”，让他们得知毛的反右“阳谋”和部署，一要他们对“右派进攻”（群众批评）“硬着头皮顶住”；二要他们紧急行动起来，选定对象，千方百计动员他们鸣放，将他们的发言中一时冲动的过激言论，断章取义、摘其所要地指令校刊登载，以便扩大战果，“暴露”更多的“右派”。这时才是有意识执行阳谋。不过，也有我这样“不识时务”的宣传部长兼校报总编辑，对这种做法心存抗拒，认为这样故人人罪，有违党的宣传教育方针和共产党员的道德，而有所抵制，结果我被划为“右派”的第一大罪状就是“坚决抗拒中央暴露右派的方针”（见清华党委“开除右派分子郭道晖党籍的决定”），事后知道，这就是说我抗拒毛泽东的“阳谋”，从而向毛泽东对清华“放得不够”的批评作出了“舍车保帅”的交代。
6月7日，即反右前一天，蒋南翔校长找我到他家里谈话，其他5位副书记也在座，他们是党委领导核心。把我一个人找去，是因为第二天《人民日报》要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拉开声势浩大的反右大潮。他们要求校刊立即紧跟，争取主动，转入对“右派”的反击。蒋南翔说：“这次鸣放，是一场阶级斗争。”说钱伟长等人的“理工合校”、“教授治校”等主张，意在夺取党对教育的领导权，物理系何成钧教授说“毛主席的太阳没照到清华园”，这些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新清华》应该开始反击。
我却说，明明是我们自己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帮助党进行整风，一下子怎么变成阶级斗争了？钱伟长、何成钧等教授的言论是人民内部矛盾，怎么就是反党呢？我想不通。书记们轮流发言，做我的工作，批驳我的观点，从上午10时辩论到下午2时，午饭也顾不上吃，还是没有作通。最后我还明确坚持提出两点意见和一点声明：一是不应当把整风鸣放定性为阶级斗争；二是“双管齐下”，首先应该是整风，应该接受群众合理的意见，“边整边改”，才能表明我们整风是有诚意的，才能团结大部分中间群众；而不应该以反右为主。一点声明是：钱伟长、何成钧等教授在“一二，九运动”中是爱国的积极分子，解放前后也是进步的。划他们为“右派”，我保留意见。4个小时的辩论，以一对六，颇有“舌战群儒”的味道，这就成了我被划为党内“右派分子”的第二大罪状：“顽固坚持反党右派立场”。这也多少反映了党内并非都是一味紧跟毛泽东的阳谋的。
刚开始反右时，清华一些干部对这种180度的大转弯还没有思想准备，甚或抵触，“反击右派”不力。此时，就将他们分批召到市委，由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直接出面做思想工作，动员反右。后来正式拉开反右斗争大潮时，也是由市委派一位领导人来清华，在清华召开的紧急党委会上宣布市委的决定（而不是事先经清华相关党支部和党委讨论通过）：开除袁永熙出党和“停止”11个党委委员和党总支干部的党籍（我也忝列其中）！其泰山压顶、突然袭击的威势，使我们猝然不防，惊诧不已！紧接着就在《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和《北京日报》第一版上发表专题报道，“揭批”所谓以袁永熙为首的清华大学党内反党右派集团（我也被点名陪批），同时发表社论，号召开展反击党内右派的大斗争。这样，清华就成为毛泽东和北京市委推动反右运动的“先进”样板。
清华在蒋南翔主政下划了571个右派，他的老同学、老战友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中也表示不可理解，有所非议。因为她一贯认为蒋南翔是比较持中的。对钱伟长被划为“右派”，韦君宜也有过质疑。她在《思痛录》里写道：
“他（蒋南翔）早在二十几年前就提出反对‘抢救’运动，在这次反右运动中又曾尽力保护过我，但是他却手下无情地划上钱伟长。这是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还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25年未予甄别。对此局面，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
其实，要找解释，固然可以列出直接主事者的一些个人政德与私德上的缘由，但主要还应当从毛泽东的专权和翻云覆雨的权谋统治，以及党内残酷斗争的传统和体制的牢笼里去找。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 李 晨）
一个小学生在１９５８年的经历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高 明 字数：2897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14pt
16pt
1958年，我11岁，上小学（上半年4年级，下半年5年级）。由于生活在贫困、闭塞的中原农村，见闻十分有限。初中毕业前，我（包括我的许多同伴）连县城都没有去过。所以这里记述的，只是我个人的经历，只是当年我所在的那个公社、那个大队、那个生产队的一些情况。
少年儿童集中营——合校
合校，就是把本公社内方圆20里左右的几个小学合并在一起。合校是1958年下半年的事。
原先的小学比较分散，方圆四五里内就有一个，学生上学不超过3里，都是走读，十分方便。这些学校多是初小，每个学校有一至三个老师。
而我上的那个学校是个完小，离我家约1里地。它原来是一座寺庙，解放后，和尚们被赶走了，神像被砸掉了，改成了小学，条件虽然简陋，然而在校长和老师们的努力经营下，办得还不错。校园里有一口大井，两排柏树，七八棵梧桐树，郁郁葱葱，很有生气。尤其是十来个石碑还立在那里，下课后同学们经常站在石碑前认字，比赛谁认得多。
我在这里从初小第一册读到第八册，度过了4年美好的时光。初小毕业时是1958年6月，班主任老师让每个同学出1角钱，做面锦旗给学校留念，没有钱的同学可交3个鸡蛋凑数。锦旗做好后，我见上面写的是“向地球开战，向自然进军”，已露出了不同凡响的战斗气息。
过了暑假到学校去，老师告诉我们要合校了，我们的这所学校改作大队的养鸡场，各家各户的鸡被无偿捉来，集中饲养。饲养员和场长则由大队干部们的女家属担任。自从办了这个养鸡场后的几年里，我再也没有吃过一个鸡蛋。
新学校安排在距我家约5公里的村里，这个村的地主、富农比较多，因而瓦房也比较多。由于合校的需要，这个村的住户都被分散到别的村了，腾出来的房子作了学校。
新学校由5个小学组成，各个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搬来了，大家互不认识，各自背着自己的书包（里面除了书本外，还有一个饭碗，一双筷子）、被子、稿荐（一种用麦子秆织成的长条形垫子，睡觉当铺草用），个个衣服破旧，蓬头垢面，像一群逃荒的小难民。同学们的年龄在6岁至13岁之间，不少是兄弟、姐妹一起来的，大家的脸上挂着惊惧的神色，年龄小的甚至在哭泣。因为从现在起，我们就要过集体生活了，学校规定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
合校后的军事化生活（其它两化是：思想革命化、作风战斗化）是什么情景呢？
先说吃。学校成立一个大食堂，300多师生同灶。每个班在教室的墙角，立一口大缸，外面糊上泥巴，为的是保温。开饭时，由值日生用木桶将饭打回，倒进缸里，然后大家排着队，各拿各的碗依次去盛。有的同学个子小，缸又深，盛到最后时，必须俯下身子才能盛到，不少同学衣服上被稀饭糊得硬梆梆、明晃晃的。
早饭一般都是蒸红薯加稀饭（稀饭多用高粱面煮成的糊糊），没有菜，有时调些生萝卜丝。中午一般是玉米糁糊糊，放些萝卜条或菜叶。晚饭和中午一样，偶尔可以喝上一顿汤面条（从来没有吃过捞面条）。吃蒸红薯的时候最多，高粱面窝头、玉米面馍算是好的了，从来没有吃过白面馒头，更不用说肉和鸡蛋了。只是到了春节那天的中午，每个同学才喝到一碗羊肉汤，里面有几个油炸绿豆面萝卜丝丸子。
后来见到有人写1958年吃大锅饭的文章，说“吃饭不要钱，天天尽吃好的，大鱼大肉，放开肚皮吃”。我就感到奇怪：我怎么没有碰上这样的好事呀？吃饭不要钱倒是真的，农民干活不拿工资，甚至连工分都没有，凭什么要钱？
再说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