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5-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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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住。每个班一个集体宿舍，几十个同学住在一起，几十张草垫子一张挨一张地铺在地上，再铺一张席子（谁也没有褥子和床单），找来一块砖头或土坯当枕头，就是我们的床了。老师和我们住在一个房子里，在窗台下面用土坯单独支一张床，上面有床单和布枕头而已。睡觉时各自将自己的被子伸开，一个紧挨一个地躺下。有兄弟二人同校的，弟弟跟哥哥睡在一个被窝里，各睡一头，当地叫“通腿儿”。有的同学家里实在太穷，连一床破被子也拿不出来，只好请求与同学“通腿儿”。实在不行只好躺在墙角，脱下衣服盖在身上睡觉。
那时农村没有电灯，宿舍里只有一盏小煤油灯，到了半夜灯灭了，同学们起来小便时，常常踩到别人的头。尿桶放在门外，夜深天寒，屋里屋外漆黑一片，胆小的同学不敢起来，有的宁可尿在床上。那些六七岁的小同学，半夜醒来哭着喊爹叫妈，真是可怜。
由于长期不洗澡（除了夏天可以到河里池塘洗澡外，其他时间根本无澡可洗），不换衣服（无衣可换），同学们的头上、身上和被子上长满了虱子。宿舍里阴暗潮湿，充满了霉烂的气味。我们长期睡在泥地上，不少同学得了腿疼病（关节炎），有的生了疥疮。
再说学习和劳动。1958年秋天合校后，上课只是断断续续的，主要是生产劳动。秋季开学后，好长时间没有发课本，只老师有一本。老师把课文抄在黑板上，我们再抄下来。记得《在毛主席家做客》、《库尔班，吐鲁木见到了毛主席》等课文，就是抄下来的。教室里贴着毛泽东的话：“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表明劳动是学生不可避免的事，加之青壮年们都被弄去炼钢铁、修水利了，于是干农活的事，便落在我们这些小学生身上了。
我们干的活主要是拽犁子、收红薯、淘铁沙，都是苦活、重活。
拽犁子就是用人工拉犁耕地。生产队牛很少，我们这些小学生便成了牛。每人一条绳子，一头拴在犁上，一头套在肩膀上，十几个人一组。在后面扶犁的多由老师或年龄大、个子大的同学担任。
通常是一吃过早饭就上地了，不到中午开饭收工不能休息。午饭过后又立即上地。各组各班之间开展比赛，大队干部身披红布绶带在田间巡视，谁落后谁就是“白旗”、“右倾”。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就这样弓着身子，吃力地拽呀拉呀，从早上干到晚上。极度的劳累、瞌睡，不可言状。有的同学绳子断了，一头栽到地上，就睡着了。有的同学去沟里解手，身子一歪，也睡着了。
被耕的土地上，大多留有庄稼茬，十分锋利。我们穿的布鞋，常常被扎透，扎得双脚疼痛难忍，甚至鲜血淋漓。可是谁也不敢喊一声疼，更不能坐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收红薯也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劳动。1958年雨水比较调匀，秋庄稼长得好，尤其是红薯大丰产。由于村上的大人们几乎走光了，就让我们收红薯，村里的老人、妇女也得上地。有几天下大雨，地里泥泞不堪，队长就命令大家赤脚下手去摸，不光我们这些小学生，就连那些五六十岁的小脚老太太，也得赤脚进地摸红薯。已至深秋，天下着雨，刮着风，人人冻得发抖，脚冻得麻木难忍，但队长不说收工，谁也不敢回去。
天晴地干后，先用犁子把红薯犁出来，然后让我们去捡。白天捡不完，晚上接着捡，有时一直捡到天亮。
收起来的红薯堆在地头，本来应当存入红薯窖内，或切片晒干贮藏起来。可是，哪里还有劳动力呢？只好听任雨淋风吹，一堆一堆烂掉。“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翁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咙呼。”彭德怀元帅当年对他湖南家乡“大跃进”的悲叹，同样也是我们那里的真实写照。由于大量的红薯烂在地里，丰产不丰收，夏季的粮食（小麦、大麦、豌豆等）早已被国家征收干净，这就为第二年开始的大饥荒埋下了祸根。
再说淘铁沙。1958年是大办钢铁的一年，所谓“钢铁元帅升帐”、“为1070万吨钢铁而奋斗”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当时我们经常唱的歌是：“小高炉遍地开花，新中国跨上骏马”，“决心像愚公，干劲赛武松，困难压不倒有心人，全国人民大跃进”。
我在公社所在地炼铁现场见到的是：十几个小高炉一齐点火，白天狼烟滚滚，夜里一片火光，十几里外都能看到，煞是壮观。炼好后，铁水流出，然而冷却后却是一堆毫无用处的铁渣。但是，当时的人们（主要是基层干部）却把这成堆的铁渣视若珍宝，狂呼“我们炼出钢铁啦”，抬着红纸写的喜报，敲锣打鼓地向上级“报喜”。
后来听人说，当时作为炼铁主要原料的铁沙，是铁的一种氧化物，含铁量很低，根本没有冶炼价值，可是，当时谁懂得这些呢？即使懂得，谁敢说这实话呢？于是，成千上万的人们被驱赶到河里淘铁沙。
1958年深秋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刚从学校回到家里，队长来对我妈说：“明天你们两个淘铁沙去。”第二天五更里，我们就被叫起来上路了。我和妈妈穿着单衣，寒风刺骨，冻得直抖。一起八九个人中，有一半是四五十岁的小脚妇女。去淘铁沙的村子在一条大沙河边，距我们村20多里，我们赶到那里时，已经聚集了数百人，中老年妇女和小学生几乎各占一半，黑压压的望不到头。
淘铁沙是把含有铁沙的黄沙从沙滩里挖出来，倒在簸箕里，倾斜放在水边，人赤脚站在河里，水深及膝，弯着腰，用脸盆不停地向沙上泼水。黄沙渐渐被水冲走了，黑沙（铁沙）留了下来。每次淘20斤黄沙，可得铁沙1斤左右，约需半个小时。
淘铁沙也是从早上干到中午，午饭后干到太阳落山才收工（大、小便时需向队长请假）。这种高强度的体力活儿，其疲惫劳累可想而知。晚上收工后，几十个人挨个睡在地上，都像死了一样。
交铁沙时，各队之间还要评比，达不到指标的，就给“插黑旗”。黑旗上用白油漆写着“奋起直追”、“落后可耻”的字样，或画上猪、乌龟等，极尽污辱。得黑旗的队，队长必然强迫自己的社员加班加点，或加大劳动强度。
由于长时间泡在水里，又是深秋天气，人一出水，双腿被风吹干。这样反复几次，腿上就裂出了数不清的小口，不停地流血，像千刀万剐一般，许多小同学疼得哇哇直哭。我的腿上也裂出了密密麻麻的小口子，妈妈心疼得直落泪，然而又有什么用呢？
荒唐的“破除迷信”——砸石碑，扒古墓，找砖头
1958年的另一件大事是兴修水利，修堰、塘、坝、打井，需要砖头和石灰；“美化环境”、刷墙、写标语口号，也需要石灰。到哪里去找砖头和石灰呢？干部们把眼光瞄向了石牌坊和古墓。砸了石碑，扒了古墓，劈了棺材，用棺材板当燃料烧石灰，一举多得。
为了消除人们的顾虑——扒坟是伤天害理的事，老百姓们不愿轻易干，于是打出了一个旗号“破除封建迷信”。干部们动员说，能够立牌坊、立石碑、用砖头圈墓的，不是大官，就是地主老财。他们是封建地主阶级，应当把他们彻底打倒，这是破除封建迷信。于是，一座座精美的石牌坊被拆除，一个个高大的石碑被砸碎，一座座保存了上百年的古墓被挖开。当时老百姓们编了个顺口溜：“唐朝的庙，宋朝的塔，共产党来了胡乱扒。”
我们这些小学生们也加入了“破除封建迷信”的行列，具体任务是扛棺材板，搬运碎石碑和砖头，有时还负责烧石灰。方法是：在沟边挖一个大洞，上边留个出烟口。棺材板、柴火放在最底层，碎石碑放在上面。点上火，浸透了油漆的棺材板立即燃烧起来。一天工夫，碧青碧青的石碑、牌坊碎块，就变成了雪白的石灰。
我亲眼目睹过扒古坟的一幕。
我们学校所在村庄的附近有一座古墓，据说埋的是清朝的一个五品官。坟很高大，坟前立着一个一丈多高的青石大碑，坟旁栽了许多柏树，长得高大阴森，平时一两个人不敢进这座坟地。
1958年初冬的一天，民兵营长带领一群人，来扒这座坟了。他们先把石碑放倒、砸烂，然后扒坟。20多人干了一上午，才把墓墙打开。老师通知大家下午去坟上搬东西，我们赶到那里时，紫红的棺材已经露出来了，民兵营长手提一把七八斤的开山大斧，站在棺材顶上，连劈了十几下，才将棺材劈开。
当棺材顶盖被揭开时，人们一下子惊呆了！棺材里躺着一个白胡子老头，脸皮黑干，双目深陷，张着嘴巴，黑洞洞的。民兵营长用一个粪耙子卡着那个老头的脖子，“嗨”地一声，把老头拉起来，拖出棺材，扔在地上。
这时民兵营长已累得气喘吁吁，别人又抡起大斧，将棺材彻底劈碎。老师命令我们赶快动手，同学们不敢怠慢，搬砖的搬砖，抬棺材板的抬棺材板，一路小跑，将这些东西运到指定地点。
搬坟上的东西时，大家谁也不嫌脏。潮湿的墓砖，我们都是用双手托在胸前走的，每人搬三四块。潮湿的棺材板，大的两人抬一块，小的一人扛一块，闻着它发出的怪味，既不害怕，也不恶心，一心想着多搬快跑。因为要是落下“偷懒”、“右倾”的名声，丢人就大了。
至于那具干尸，在露天里晒了两天之后，身上的衣服化成了碎片，自动脱落了，只剩下一具黑乎乎的骷髅。他的后代族人把他放进原来的墓坑里，盖了一层干草，悄悄地掩埋了。一座保存了上百年的古墓，就这样消失了。
惊心动魄的“帮助”方式——辩论
1958年，我们那里流行一种奇特的“帮助落后人的”方式——辩论。这不是一般正常的辩论，是不折不扣的武斗，是强者对弱者肉体的摧残和人格的侮辱，其场面之残忍，令人目不忍睹。
所谓“落后人”，是说了“落后话”或发了几句牢骚的人，比如说过“干活太重”、“光吃红薯”、“大炼钢铁砍树太多”等等；或者偷吃了地里一个萝卜、一把花生，这些事如果被干部们发现，或被别人报告，这个人就是“右倾落后分子”了，就要被“辩论”、被“帮助”。
“辩论”的具体形式，我见到的有以下几种：
一是“推他”。“推”之前，干部们先找骨干或勇敢分子们开小会布置，点明辩论对象，然后开大会。干部们讲了某某人的落后表现后，一声断喝：“某某某站出来！”被点名的人站到会场中央，推手们立即围了上去。辩论主持人一声令下，周围的人们就把这个“落后分子”猛推起来。被推者常常被推得东倒西歪，倒在地上，被勒令爬起来再推。在现场的人们，不论是“推手”还是被推者，都是多年的乡亲，或几十年的伙伴，甚至是本家本族的人，此时却成了仇人一般。
干部们见推得差不多了，才发话结束这场“辩论”。一般每次辩论，只推一个人，这样可以经常开辩论会，做到“常流水，不断线；反右倾，不间断”。
二是“挂箩头”。箩头是用荆条编成的筐，用以装粪运土。辩论时，在箩头里装上土或碎砖头，约20来斤，挂在被辩论者的脖子上。此方式多对已婚的女性施行，挂箩头时，可以让她站着，也可以让她同时跪在碎砖头上。
我们村有一位军人家属，丈夫当兵在部队，当时她约20多岁，一人独居。她娘家是小破落地主，她便成了地主子女。队干部想占她的便宜，她不从，队干部就说她“讲了落后话”、“干活懒”，决定开大会辩论她。给她脖子上挂箩头，还让她跪在碎砖头上。这位军人家属曾上吊自杀，幸被邻居救下。
被辩论的妇女多时，队干部就让她们互打耳光，互吐唾沫，互相骂“你不要脸”、“像坏女人”等。
三是抵架。这是一种量惨烈的辩论形式。多在公社或大队等较大场合进行。每次选出本公社或本大队两个典型的“右倾落后分子”，让他们在群众大会上“辩论”，即像牛羊那样抵架：二人相距七八步远，低头弯腰，主持人喊一声“抵”，二人即飞步向前，向对方奔去。只听“咚”的一声，两个人头撞在一起，力气小的往往倒地。但他必须立即爬起来，然后各自后退，重新再抵。直到二人中的一个实在爬不起来了，这场辩论才算告一段落。
当时我们公社有一个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老钱，30来岁，因同情“潘杨王”（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当时是河南省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小集团”）被定为“严重右倾分子”，选作辩论的抵架手。老钱个子不高，身体也不算强壮，却在抵架中连连取胜，几乎没有失败过。事后有朋友问老钱，为啥你总能“赢”？老钱说：“人到那个地方，已经没脸没皮了，大不了一死。你横下一条心，猛冲过去，吃亏反而会小些。”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经验”啊！
几十年过去了，我曾不断想过，是什么力量能够把人性中最丑恶、最阴暗的东西呼唤出来？为什么要把隐藏在人的灵魂深处的野兽驱赶出来，让同类、同志、朋友、亲人之间互相残杀？也许这是个不容易说清楚的问题。
（作者系南方医科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李正文的奇功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张惠卿 字数：2887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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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1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受叶利钦总统委托，代表前苏联政府授予阎宝航、阎明诗、李正文三人“伟大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奖章，表彰他们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特殊贡献。李正文出席了这次隆重的颁奖典礼。
去年8月31日是李正文同志的百岁诞辰，他逝世已六年。作为他的学生和部下，我十分怀念他。他是我党的一位杰出的地下工作者和隐蔽战线的功臣。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曾经机智无畏、出生入死、英勇战斗在敌占区上海的无形战场上，屡建奇功，很多业绩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在建国后的动荡年代里，他却历经坎坷。
（一）
1908年8月31日，李正文出生在山东省潍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中，8岁时全家逃荒到了东北关东的四平街。他从小喜爱读书，勤奋好学，1925年离家到了沈阳，考入奉天省立第三中学初中班上了一年半学，1927年又考入东北大学附属高中文科，以优异成绩读完了三年高中课程，直接升入东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成了一名大学生。
李资质聪慧，领悟力极强，从中学时代起，就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他积极参与当时任沈阳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组织的进步学生团体的活动，受到阎宝航的关注和信任。
进入东北大学后，李受中共满洲省委委托主编一本宣传进步理论的刊物《现实月刊》。但该刊不久被沈阳国民党市党部查封，李本人也被通缉。接着发生“九一八”事变，李逃亡到了北平。
1932年初，李参加了北平“左联”，不久被选为执委兼理论部长。从这时起，李已基本上脱离了学生生涯，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同年冬，李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