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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炎黄春秋200905-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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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林琴南函》) 
  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宽松环境,“教育独立”理念下的制度改革,学生自治下的自由结社……没有这些元素的存在,也就不会有五
四运动和五四精神。 
   
  保护学生,去职复归 
   
  蔡元培在北大推行的教育改革,一直受到北洋安福系政客的攻击。他发表致林纾的公开信后四十七天,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 
  1919年春,中国以战胜国的地位出席巴黎和会,却未能废除列强在华特权及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密约。5月1日,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次日,研究系的林长民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披露了这一消息。同日,蔡元培也将北京政府密令签约的内幕告知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并召集全校教职员开会商讨挽救之策。 
  5月4日北大学生结队出发请愿时,蔡元培有过劝阻之举,但很快就放弃了。他一向主张“读书不忘救国”,同时也认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过去他也曾两次劝阻过学生游行,但这一次态度不同:他在电话中回答教育总长傅增湘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阻止。” 
  游行学生焚烧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的事件发生后,蔡元培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尽到了一位大学校长的天职。当时北大师生齐集法学院大礼堂商议营救办法,蔡元培在询问了学生受伤和被捕情况后说:“我做校长的有责任保护我的学生。我要救出这三十几个学生来。你们现在都回教室,我保证尽我最大的努力。” 
  5月5日,教育部下令要求各校校长将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当日下午,蔡元培等十四所大专院校校长在北大开会,认为事件“乃多数市民运动,不可让被拘少数学生负责。若指此次运动为学校运动,亦当由各校校长负责”,蔡元培表示“愿以一人抵罪”,当场议决成立校长团,向当局请愿营救。5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蔡元培亲率全体师生到北大红楼前广场迎接。 
  北洋当局认为蔡元培是学潮的幕后指使人,内阁会议上提出了解散北京大学,撤换蔡元培等主张,教育总长傅增湘也遭众人围攻。被捕学生安全返校后,蔡元培为承担责任,于8日提出辞呈。同日,北京政府内定由马其昶取代蔡元培,并下达三道命令:查办北京大学校长,将已释放的学生送交法庭,整饬学风。其中查办令因傅增湘拒绝副署未能公布。在这种情势下,蔡元培决定挂冠出走。 
  5月9日清晨,蔡元培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上海,转抵杭州。他发表出京启事表明心迹说:“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蔡元培挂冠出走后,北大师生一再向教育部请愿,要求挽留蔡校长,其他院校师生也一齐声援。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同上辞呈,表示与蔡共去留。5月19日,北京学生总罢课。五四运动的影响播及全国,引发了全国学生的罢课,工商各界同仇敌忾,以罢工罢市作为声援。北京政府迫于压力,下令慰留蔡元培,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电令中国代表团从缓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提出: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 
  蔡元培在痛陈教育官僚化的种种积弊后指出:“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进去么?” 
  他强调:“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得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自己到任后稍稍有所革新,就被守旧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千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 
  他认为“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这三个“不”字,真是掷地有声。有学者总结说,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 
  五四运动的目标实现后,各校秩序恢复,因蔡元培拒绝回任,北京大学群龙无首。北京政府曾一度任命胡仁源继任北大校长,但因学生反对不能到校。北京教育界及北大师生派出代表,到杭州恳请他回校。蔡元培回忆说:“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最终应允复职,只做北京大学师生的校长。他向全国学联代表发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忠告,并发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提出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9月20日,蔡元培重回北大视事。到校后,他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重申民主治校的理念:“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从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到1927年离任,其间因出国考察等原故,实际主事五年半,后期多由蒋梦麟代理。他在十年半的任期内,因各种政治原因,曾七次提出辞职,毫无恋栈,足见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教育官僚。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蔡元培、李石曾等的推动下,成立了中华民国大学院,蔡元培出任院长,在全国推行大学院区制度,以贯彻他的“教育独立”构想,但实行两年后,即在国民党内外各方的反对下归于失败。此后,他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逝世。 
   
  抚今追昔,蔡公何在? 
   
  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中国大江南北之时,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生命之火燃到了尽头。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赍志以殁。 
  蔡元培的道德文章和教育成就,得到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一致推重。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和中共领袖毛泽东先后发来唁电。3月10日出殡,由北大学生护送灵柩,香港各学校、各商店均悬半旗志哀,执绋者五千余人,参加公祭的各学校学生及社团代表万余人。中央研究院同仁挽联是:“道德救国,学术救国;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3月16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特拨付5000元作为丧葬费用。24日上午,陪都重庆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临主持。同日,全国各省市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为蔡元培举行国葬。 
  蔡元培逝世后,陈独秀发表追悼文章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他评价蔡元培的人品气度说:其一,他一生追求进步革新的人格魅力;其二,他博大的胸襟,容纳百川,不拒细流。(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 
  这些话并非溢美之词,从微观的角度观察,五四运动是爱国学生发动的一场学潮,而五四精神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蔡元培以及李大钊、鲁迅等,则并非这场学潮的实际发起者,对学潮的态度也各不相同。这三位新文化巨人中,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胡适提倡白话文,而蔡元培执掌北大,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舞台和人才。这一代19—20世纪之交中

文化对撞背景下产生的精英,是无法复制的。 
  五四纪念年年有,今年正值九十周年。新文化运动已离我们远去,尊孔读经又回来了,学术大师只见背影,诺贝尔奖纪录为零,教育的官僚化、功利化积重难返。当人们高标科学发展观,并重新认识民主这个“好东西”时,反思中国的教育,不禁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像蔡元培那样的真正教育家——还会有吗? 
   
  2009年3月25日风雨读书楼 
   
  (作者系北京作家) 
   
  (责任编辑 李 晨)

  
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宋以敏 字数:2797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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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战。他要搞对华战争,进行亡华之战,我觉得不容易。他的决心不容易下。同时,苏联人民以及相当多一部分干部,对我友好之心未灭,希望同我们友好。单看领导集团亡我之心不死是不全面的。”可惜他的这些正确意见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中并未得到响应,而且还受到批驳。 
  胡耀邦也很早就注意不要在宣传上老讲“战争不可避免”、“准备打仗”之类的话。认为这些话不但不符合实际,在世界舆论中显得孤立,还严重影响我们的国家形象。1981年3月9日在中央书记处专谈外事工作的会议上,他就说:“维护世界和平这面旗帜,我们必须高高举起。”由于胡耀邦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早有明确认识,所以在其他领导人和主流舆论还在不断谈论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他在十二大报告中已明确指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当然,由于中央领导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还存在分歧,他对和平的观点虽然成竹在胸,报告中也还须提得面面俱到一些。不过在国际问题研究界却把十二大看成了分界线:在这之前的中央提法是战争不可避免(只能争取推迟),之后已变为和平可能维护了。宣传上,也从此显著降低了战争威胁的基调,而主要是讲和平了。 
   
  (三)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支援世界革命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毛泽东是列宁主义者,历来主张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胜利后,支援世界革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到了晚年,他更进一步认为世界革命中心已移到中国,他也已成为世界革命领袖,支援世界革命也就更公开更积极了,多次表示我们为援助外国革命“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直到1975年7月他还对泰国总理克立说:“(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要求我,不要跟他们国家的共产党往来。我说,不行呢,因为我也是共产党。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革命的?”邓小平在文革后的1978年3月31日,会见泰国总理江萨时也说,“不支持(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极大。如果我们改变了这个原则,就等于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面前放下了武器,连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格都没有了,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 
  但是胡耀邦文革后的认识就不同了。1977年5月他已公开批判反“苏修”、支持世界革命的《九评》,说,“现在看来,《九评》的基本方向是错的,这个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根源。”他还问道:“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领域,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 
  根据列宁解释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是要一国无产阶级利益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二是取得胜利的民族要为推翻国际资本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这本身就是输出革命。中国党在十二大后已不再多提国际主义,十三大起更明确地正式放弃了这个口号。其实。胡耀邦在1979年3月11日中宣部召开的会议上就提出要改变对外宣传。例如他说,“宣传国内的东西,目的究竟是什么?过去讲是为了‘促进世界革命’,我看这是大话,现在不宜这么提。”“我们要实实在在地规定我们对外宣传报道的任务,不要硬去加上什么‘提高左派思想’呀、‘争取中间群众’呀、‘分化上层人士’呀……我们搞对外宣传,主要的还是为了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为了创造有利于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际条件。” 
  在支援世界革命问题上的拨乱反正,不只是说说而已。十二大后,特别是小平同志改变看法后,中国在实际行动上也停止了对世界革命的援助。例如,邓小平采纳李光耀的意见,中断了同东南亚各国党的关系,停止了对它们的各种援助,包括关闭马、泰共在中国的广播电台、撤出为缅共创建的解放区中的中方人员等。再就是不但终止了对越南的援助,也单方面废除了一切援阿(尔巴尼亚)协定,立即和全部撤出中国专家。这就使整个对外经援数量从1973年最高时占我国财政支出7。2%,降到1%左右。 
  以上这些都说明,胡耀邦对于作为时代特征的战争、和平与革命的问题,早就有了清醒的和十分肯定的认识。这还可以从他以下的回顾中看出来。1986年7月20日在河北省委召开的承德学习会上,他就国际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和平与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这两条政策和中国的论断有没有根据呢?对不对呢?我们要争取长时期的和平环境,这有没有根据?是否正确呢?我到日本去一看(按为1983年),得到了这个印象。这次又到西欧去一看,更加深了我的印象。”这个印象就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这也是一个事实。简单地说,就是想打的人不敢打,怕打的人更加怕打。少数人想打,想以武力来解决问题,但他们不敢打。从日本到西欧,对战争的恐惧,那是胜过我们中国人几百倍的。个别人即使想打也是不敢打的,打一场世界大战哪有那么简单呀。” 
   
  (四)对另一时代特征的发展问题早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 
  新时代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发展代替了革命。胡耀邦对这一特征的认识,从上述反对革命输出和支援世界革命的政策思想中已看得很清楚。而且他认识的“发展”,还不只是人们说的主要指南北关系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发展,而是指全世界的发展,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 
  胡耀邦在涉及发展问题时,总是立足于全球化,提倡全世界加强交流与合作;对第三世界,他提出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特别是大胆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物质的与精神的)和经济援助。对中国,他强调对外开放。 
  胡耀邦对作为时代特征的发展的认识和据此提出的决策意见,不仅同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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