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5-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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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两国的历史、现状、利益和观点都有所不同，当交往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双方都应顾全大局，谨慎从事，认真体察对方的友好建议和合理要求，力求避免做任何伤害对方人民感情的事。”1984年3月18日，他会见伊东正义率领的日中友好联盟访华团时就说，“投以木桃报以琼瑶。这些年来日本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给予不少支持，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为了两国世代友好的目标，胡耀邦特别注意通过加强两国青年间的交流，为下一代培植友谊和信任感。经中央所有领导的同意和批准，胡耀邦1983年访问日本时宣布1984年邀请三千日本青年来访，同我国青年进行友好联欢。
四谈对第三世界。
胡耀邦除继续表示我们坚决和第三世界站在一起外，还提出一些对第三世界的新看法。他不是把第三世界看成没有多少差别的“一大片”，而是如实地看到第三世界各国间的巨大差异，特别重要的是，认为它们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反帝和反本国“反动派”，更不是联合起来和我们一起反“苏修”，而是集中力量尽快把本国经济搞上去。提出第三世界今后的重点在于共同谋求经济发展。他在1986年7月的承德学习会上说。“今后对第三世界要多提供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帮助，主要是和它们共同总结经济何以搞不上去的经验。”
三、胡耀邦在外交思想、外交业务和外交风格上的拨乱反正
（一）谈“外交工作授权有限”
过去由于个人崇拜和高度集权，使外交工作事无巨细都得听从或等候“最高指示”，极大地限制了外事部门和外事干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之不能根据外交政策和应有的职权随机应变、灵活处理，往往错过时机、耽误工作，还造成内部矛盾。连身为总理和分工主管外事的周恩来，对诸如国宴邀请名单和菜谱这样的事都要写上“请主席批示”上呈毛，其他较大的对外工作就更不用说了。1956年周恩来访问印度，碍于尼赫鲁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一再讲情，他倾向于释放一名在押美军间谍，发电请示毛。不料毛看罢大怒，亲拟复电说，我们抓到的美国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越是尼赫鲁、哈马舍尔德说情我们越是不放。周恩来只好对尼赫鲁表示拒绝和向毛作检讨。又如1973年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在告别宴会上提出再和周总理谈一次。对所谈问题周没表态，只说要报告中央，遂立即打电话向毛请示，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觉”。而基辛格又要马上登机回国，周不得已只好做了个对基辛格所提问题今后可继续交谈的表态。人们知道，后来这件事就被用来当了导火线，给病重中的周总理招来最后一场多次会议的大批判，连乔冠华也敢于给他带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
下面再举个研究工作中写内部报告，对国际形势分析也不准提不同意见的一个著名例子。这就是毛泽东对外交部1973年上送《新情况》（第153号）的严厉批评。这年的7月4日。他对张春桥、王洪文等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指外交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上了他们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这段话引起一系列的批判和检查是不用多说的了。在这种体制和气氛下，谁还敢提不同意见？
周恩来根据他经过延安整风总结出的经验（包括多请示、少做主，多检讨、少解释，多听话顺着来、少提不同意见等），外交部一成立就给立下一条“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的原则，对上面这样做，对下面也这样要求。所以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甚至连反映外国情况：都要强调“讲立场”、“对口径”，就是看是否合乎上面的看法和要求。这种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的研究，也就越来越变成察言观色、揣摩意图，进而成为多余的了。
针对这种情况，胡耀邦在外交上的拨乱反正，就首先从为周总理辨冤说起，但也指出他的不足，实际上是开始对“授权有限”的质疑。1981年3月9日，联系毛泽东在外交工作上对周恩来的一再无端指责谈到外事工作必须改革时，他说，“外交工作的特点是外交活动，要提倡闯和钻的精神。外交部培养了一批好翻译和守纪律的工作人员。但没有培养出多少合格的外交家。当年周总理受到批评有四句话，对总理是不公正的。但是总理有时是过细了，外交人员要抓大事。外交部人才不足，知识不够。外交人员不熟悉国内的政治历史文化，不能很好地进行对外谈话。要消灭外文文盲。对外宣传工作很差，赶不上越南、台湾、南北朝鲜。出国的人太多，出国的人中应增加专家、学者。外交部给中央的东西太少。”1982年9月L5日他在出席外交部召开的使馆政治思想工作会议时又提到七十年代的四句诗，说“这是不公平的。应该改为：大事不敢讲，小事必须送。如果不照办，势必打修正……外事工作应该有创造性，六十年代规定的细则，现在看来有的没必要。有的繁文缛节的东西，不能再用。总理对工作要求严。对自己要求也很严，但不必搞那么些繁文缛节。既有创造性又有生动活泼，不把自己束缚得死死的。”
他还呼吁必须改革外事部门卡的太死、严重影响工作的局面。1978年12月31日，他在中宣部召开的会议上说，“在这方面（对外宣传工作）也存在许多‘禁区’、框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不看对象、对牛弹琴，效果甚差，笑话不少。我看这种状况也要尽快改变。”1980年4月17日，他对有关部门说：“外事工作、经济工作、宣传工作都面临一个改革问题，不改革，不适合需要。”
（二）强调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
张闻天通过研究和实践，早在建国初期就对外交业务提出了全面的看法和建议。他的有关报告当时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的同意和批准，并转有关部门和驻外使馆参照执行。报告中首先指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胡耀邦无论是否知道或记得这件事，反正他对外交调研工作的重视是同张闻天一样的。例如1982年1月14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的，“我们一切外事部门，一切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都要努力了解世界各国，特别是你所到的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全盘情况。不仅要了解上层人物的动向，还要了解背景；不仅要研究这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还要研究它的经济和历史。”
（三）强调向外国学习
胡耀邦大力批判过去的闭关锁国政策，积极推进对外开放，因此特别强调向外国学习。而且提出学习外国要有虚心的态度，不可妄自尊大，轻视别人的经验。他在1981年党成立6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说，“无论是人家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经验，我们都要通过自己的分析，吸取其中有益的可供借鉴的东西。因此我们要在努力研究和总结自己经验的同时，努力研究和分析别国、别地、别人的东西。”1983年8月15日在接见日本《每日新闻》社社长时说，“不管对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苏联、美国，我们都是念一本经：发展人民友谊，学习先进经验。”因为正如他1984年2月10日和外交部一干部谈话时所说，“我们与世界差距太大了。”
（四）重视外交风格和礼貌
胡耀邦对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具体对外活动也非常重视，要求有一个新的风貌，并且以身作则，表现出不亢不卑、尊重对方和友好大方的大国气派。这方面他说的和做的内容都很丰富，无法细谈，这里只简单提一下。
他在对外交往中，一再提倡讲友好、讲文明、讲信义、讲人情味，出发点都是同各国政府和人民改善关系、交朋友。对于一切不利于友好交往的行为，如不讲文明礼貌等陋习，他可说是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关乎国家形象和丧失还是赢得人心的大问题。他每谈国际问题和外事工作，总会有这方面的话题。1981年3月9日的讲话，就要求外交部工作要有政治眼光、外交艺术，出国访问要寻求和平、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反对游山玩水，要严格处分丧失国格的人。在1986年7月20日承德学习会上，他举了肯尼迪被暗杀后报纸上登出漫画标以《肯尼迪啃泥地》，赫鲁晓夫去世后报纸上报道的题目是《赫鲁晓夫死了》这两个例子，说“这些都叫做没有国际礼貌，这样做是不好的。”“凡是属于国际礼节礼貌的，随便丢弃，一定会丧失人心的。”1983年12月9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讲话又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要给人‘只讲政治”只谈原则’的印象”，要“多交朋友，有点人情味，从极右派到左派，凡是主张同中国友好的，统统讲交情、讲友好，都可以交朋友。现在，在外交场合不交朋友，没有点人情味不行。”
上面谈的这一切都说明，胡耀邦所以能为对外关系拨乱反正做出巨大贡献，是因为他站到了历史潮流的前面，具备非凡的眼力、魄力和毅力，并且有一套正确的政策思想和具体做法。他的贡献，有些是我们今天外交成就的重要源泉之一，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有些没得到很好的理解和接受，因此没能收到应有的成效。这是他本人的遗憾，也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损失。
（本文引用胡耀邦的话均出自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
（责任编辑 吴思）
住房改革的由来与现状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杨继绳 字数：3178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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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是人们重要的生存条件。
改革以前，房子是公有的，按行政级别配给，级别越高，面积越大。轮到工人，只有破旧的小平房。那时也要收房租，但租金很低，连维修费也远远不够。房租低，是因为国家财政给了补贴。住房者以少交房租的方式得到了这一份补贴。例如，住100平方米的家庭本应付1000元房租，实际只付50元，这就等于得到了950元的收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得到的房租补贴收入越多。普通工人这方面的收入就很少了。改革前，分房是一种很重要的福利，所以称为“福利性分房”。
福利性分房制度消灭了房地产市场，国家又无力不断地建房、无力不断地配给。所以，几十年下来，住房条件越来越差、面积越来越小。以天津为例，建国初期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3平方米。在工人住宅区，上世纪五十年代建设的临时性小平房一直住到八十年代，条件之恶劣、环境之污秽难以言状。
1980年代后期，就酝酿废止福利性分房，实行住房商品化。但这件事涉及到原来住房面积大的那部分人的利益，即官员的利益。经过反复的利益博弈，直到1998年，才下定决心，住房改革付之实施。
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各地将公有住宅一次性地卖给住户。卖给住户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1998年北京市中心区大约6000多元1平方米，卖给住户的价格是1450元，每平方米差价4550元。如果住100平方米，差价就是45。5万元，比他一辈子的工资收入还要多。在北京以外的城镇，卖房的价格更低，差价更大，住宅商品化是在原有的公房分配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不仅把原来隐藏在房租补贴中的那部分不平等货币化了，又在卖房的价差上加上了新的不平等。行政级别越高，原来住房面积就越大，得到的差价就越多。而普通工人得到的很少。农民根本没有这项收入。
有人说这是对既得利益者的赎买，既得利益者得到了买房的差价，社会得到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也有人说，这是中国官员享受的“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
然而，说“最后”，实在是太天真了。一次赎买没有完成，还得继续不停地赎买。
1998年7月1日以后，老百姓的住房的确是商品化了，想住房吗？拿钱来！父母把终生的积蓄给子女买房；父母没有能力的，年轻人身负银行巨债，成了“房奴”。买房成了老百姓最沉重的负担。
而官员呢？“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永远吃不完！
就在我家附近步行所及的地方，如西客站南、广安门外一带，一片又一片的新住宅区拔地而起。
我散步走进在达官营附近的“广源居”。这片住宅分东西两区，总计50多万平方米，有中心花园、地下车库等等完善的设施。我问：“这房子卖吗？”一位中年人回答：“这房子是分的，不是卖的！”我说：“1998年就停止分房了，现在是2008年，怎么还分房？”一位领导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过来，用异样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我，反问：“谁说1998年就不让分房？”旁边的人介绍说他是“国管局”的领导。我说“国发＇1998＇23号文件说的。你是国管局的领导，还不知道有这个文件？”他态度缓和了，说：“这房子不是分的，是卖给自己职工的。”我问：“卖多少钱一平方米？”他说：“这我就不知道了。”没等我再问，他就走开了。经打听，这是新建的国务院公务员住宅，按4000元的“经济适用房”价格卖给公务员。临近的房子市场价是18000元。我进一步了解得知，局级干部的标准180平方米（1998年局级干部只有120…140平方米）。计算一下，一名局级干部买一套180平米的房子，可以得到252万元的差价！
建设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财政部关于颁发的《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建房＇1994＇761号）第三条规定：“经济适用住房是指以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为供应对象，并按国家住宅建设标准（不含别墅、高级公寓、外销住宅）建设的普通住宅。”这个文件的第四条规定：“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认定的标准由地方人民政府确定。”怎么认定？填报政府规定的申请表格，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和住房情况，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居民委员会、街道、工作单位层层把关。
国家公务员怎么不加区别地都成了“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为国务院公务员盖的高级公寓为什么变成了“经济适用房”？国务院自己发的文件为什么自己不执行？国以信而治天下，国之不信，何以服民？
在马连道家乐福附近，有一片名为“中兴佳园”的住宅区。分南北两区，大约有近60万平方米。这是2007年建成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宿舍。有中心花园，假山，石径，游乐区，地下车库。建设标准超过了社会上的商品房。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女子正在忙着搬家，我问：“这房子真好。多少钱一平米？”她很自豪地回答：“多少钱也买不到，这是中直机关分的！”我进一步了解得知，这个住宅区也是按经济适用房的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