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5-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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痪，军运停运。全市小学教师为抗议美国教士和士兵殴打小学生，举行全市总罢教。　
　　通过这些斗争，扩大了进步分子的队伍，在许多基层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到解放前夕，约2000人成为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其中百余人撤退到苏北解放区，为解放南京和接管准备了干部。他们被编入金陵支队，随军南下。其中一部分人员在三野联络部整理的材料的基础上，将南京市各方面的调查资料，汇编成《南京概况》上下两册，共30余万字，内容包括南京土地、人口、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机构、公私营企业、外侨等各方面的情况，为顺利接管南京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实际上，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逐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同情，以至接受。南京市人民渴望解放。国民党统治的覆亡，是人心所向，是它自身腐败透顶的恶果。这就是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南京的大背景。　
　　　
　　让历史返璞归真　
　　　
　　南京里应外合式的和平解放，解放军的顺利接管，南京人民从而避免了一场炮火的洗礼，生命财产免遭涂炭。但是，在党史、解放战争史，各种文献、作品中，都没有记载这个历史的真实。是无意的忽略吗？　
　　解放战争中，大城市的解放有几种模式。天津模式是打下来的；北平模式是通过谈判和平解放的。是否还应承认有第三种模式“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呢？把解放军攻克南京城还原成里应外合的和平解放，并非所有人能轻易接受的。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地下党的问题。毛泽东主席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论者，虽然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也曾经要善用知识分子；但在革命取得胜利后，立即要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被定位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变成革命的对象了。而地下党的主体正是知识分子（除了少数像上海这样的稍有工业基础的城市才有真正的产业工人党员队伍）。　
　　在南京以及其他地区获得解放之初，党的领导人对地下党采取了降级安排、控制使用的政策。新解放区的各级主要领导均由南下解放军干部担任。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下去时，地下党员就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异己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名义被逐步淘汰了。南京解放不久，就对南京地下党进行了一次整党。理由是地下党成分不纯，被敌人混进来了；入党动机不纯，欲投革命胜利之机，这次整党中，南京2000名地下党员中有100多人受到开除党籍、停止党籍，以至坐牢等各种处分。后来经过查对，并没有查出一个坏人。实际上，那些地下党员（包括入党不久的新党员）无不是在坐牢、杀头的威胁下的勇者。当他们提着脑袋参加党时，并未想在党内捞个一官半职。　
　　对地下党的不公平对待，原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曾经表示不满。为此，她本人受到批评，后被调往上海、杭州。1957年，她和她的丈夫沙文汉（原上海局成员，时任浙江省长）双双被打成右派，在实际生活中，对地下党员的不公，不在于不让他们身居高位，而是借口他们的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等等，而加以歧视。此外，知识分子党员善于独立思考，不盲目服从，爱提意见等，是习惯于独断专行的当权者所不容的。　
　　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已经大有改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今天回顾过去这段历史，并非要为什么人出气、喊冤，而是以前车为鉴的态度来重温历史，返璞归真，总结经验，从过去寻找今天，从今天寻找未来，实现几代人为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理想。　
　　　
　　（作者是南京原中央大学的地下党员，解放后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工作。原文两万多字，经穆广仁删节、改写而成）　
　　　
　　（责任编辑　　　李　晨）


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常变动
分类：党政法制　作者：林蕴晖　字数：2963　来源：炎黄春秋　第5期　　　　　12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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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导致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其严重后果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一直为国内外学人所关注，有关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也出现多种数据。笔者根据赵发生主编：《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等国内出版的权威著作，以及与此相关的书籍资料作如下梳理。　
　　　
　　1959年至1961年的粮食状况　
　　　
　　1958年到1960年的三年“大跃进”，导致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严重困难”，以1960年为最甚。据《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一书披露，1959年到1961年，三年粮食的平均产量3073亿斤，比1957年减产21。2％。三年年平均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827。6亿斤，而平均每年征购的粮食则比1957年增加95。8亿斤，粮食征购占总产量的比例三年平均高达34。4％，其中1959年高达39。6％。这就在广大农村购了过头粮。1960年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提纲》分析说：“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购贸易粮200亿斤左右。”连续三年的高征购，导致农村占有粮食大幅度减少。全国农村平均每人全年粮食占有量由1957年的589斤下降到1960年的429斤。1960、1961两年，农村每人每天平均口粮不足1斤，重灾地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口粮。由于没有了饲料粮，牲畜大批死亡，1961年末骡、马、驴、牛的存栏头数为6949万头，比1957年末存栏8382万头减少17。1％；1961年末生猪存栏只有7227万头，比1957年末存栏14590万头减少一半以上。　
　　对当年饿饭的情景：饥饿——浮肿——死亡，顾准先生在他的“商城日记”中留有如下记载：　
　　1959年11月4日　
　　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这应该是真的。　
　　刘引芝的父亲死了。　
　　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　
　　缝纫室张的哥嫂同时死亡，也是肿病。　
　　11月13日　
　　红薯收获……。薯决水分多而淀粉少，脆弱极了，一碰就断……。民工路过，欣羡不已。都到地头来捡残屑，挥之不去。　
　　11月20日　
　　二顿均以红薯叶当菜。在冀鲁豫时不能下咽的。这回全部吃完。　
　　11月22日　
　　第一天吃红薯叶，三顿，每饭一碗。晚间菜稀饭，加大碗红薯叶，翌晨拉肚子。20日吃红薯叶，量减半。　
　　12月2日　
　　我的胡萝卜挨偷了，被偷至少十几个。萝卜种至少又有一个大的被偷了。昨下午，一个妇女当着下棚许多人，偷胡萝卜。当群众饥饿的时候，如何看得住？　
　　12月15日　
　　昨天三稀，今天中午居然一顿干饭，而早饭特稀。可以补充的食物了然无存，清晨傍午，颇为饥饿所苦。　
　　徐家断炊，赵家棚子砍公共食堂大锅，都是征购中的事。……估产过程中间，大力开展反对富裕农民路线，斗争私藏粮食，是今春所做的第一幕剧……。　
　　12月17日　
　　劳动队的肿病病员，一下子在一个月中，从四十四人增加到七十多人。夏天来时，肿病是极个别的，不过李国庆之类真有心脏肾脏病的而已。九十月间，七组：岳正中、李学海、刘代勤全肿了，人数增到四十余人。而今，一个月，一下加了三十余人。六组，除一二人外，全部肿了。　
　　昨晚，附近路倒尸二起……。　
　　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这个家庭也特别大，未死人前连黄渤本人共十五人，小孩七人。十五人中死五人，則死比例也不算小了。　
　　一家连死几人之例，已听到的有：　
　　柳学冠，母亲和弟弟。　
　　张保修，哥哥和嫂子。　
　　12月22日　
　　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十九日城內公审，据说二十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　
　　杨显惠在《夹边沟记事》一书中，记述了当年震动中央的另一饿死人事件——甘肃“夹边沟事件”。位于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夹边沟劳改农场，成立于1954年3月。1957年后专事“收容”右派分子（被开除公职判以劳教的3000名右派）。　
　　右派们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但是1958年以后，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7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在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本能的挣扎求生……。如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1960年9月，夹边沟农场除三四百名老弱病残之外，悉数迁往高台县的明水农场。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的条件更为恶劣。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只有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到了明水之后，这些人开始大面积出现浮肿。一位存活的人回忆道：　
　　“他们在死前要浮肿，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头发都竖了起来。噪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请地委给调点粮……。也就在这个时候，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1960年＇2月2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再就是四川省的情景。1960年3月，英国路透社转发了伦敦《新快讯报》的一则报道，称为“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事件，配发的照片是一名小个男子，手提白色灯笼，在天安门广场旁若无人地行走。照片旁注：这个男子显然是用这种方式来抗议中国大陆的“暗无天日”。这则被称为“白日点灯”的事件迅速反映给了周恩来，周随即指示北京市委进行调查。这个“白日点灯”的人很快被查获，此人名叫何明渊，四川省达县人，审讯时供认，对当地的粮食征购政策和经办干部的作风不满，同村和邻村出现不少农民因饥饿而死亡。就是由此造成的，其中包括他的母亲和两个孩子，其妻因此而失踪。何明渊称，曾为当地情况先后到专区和省城三次上访，均遭无理拘押。无奈之下，到京制造“白日点灯”案，以影射现实形势“暗无天日”。北京市公安局派专人到四川省达县调查，证明情况属实。当彭真将调查结果向刘少奇报告时。刘少奇听后，难过得久久不语，最后说：“情况早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境地了！这是全党全国的头等大事啊！”　
　　　
　　有关非正常死亡数字的种种说法　
　　　
　　对这场灾难主要源于天灾还是人祸？人们仍有不同的认识。国内有研究者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的统计资料认定，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即便说不上风调雨顺，至少没有全国性的大的自然灾害。气象部门把全国气象状况划为五个等级，叫做负二度区、负一度区、零度区、一度区和二度区，分别表明涝、偏涝、不涝不旱、偏旱、旱。就是说，结果越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灾害就越少。在公布的从1954年到1972年长达十几年的年份里，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比1954年、1957年、1965年和1970年、1972年都更接近零度区值。这个统计是根据水文总站历年的历史资料来说的，应该是有说服力的。因此，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薄一波在30年后回顾这段历史，就曾坦诚地承认：　
　　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因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中国从1959年到1961年所发生的全国范围的大饥荒，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总数究竟是多少，迄今还没有一份官方的统计数字或研究报告。现有的半官方出版物及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情况，大体有1000多万、2000多万、3000多万到4000多万的四种说法：　
　　《当代中国的人口》一书对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状况有如下记述：　
　　全国人口死亡率1960年高达25。43‰，农村地区高达28。58‰。据有关部门统计，超过20‰的有675个县，其中超过100‰的有40个县。根据这一时期不够准确的统计数字，总人口的变化情况是：三年累计，按总人口计算减少135万人，按自然变动增加622万人，两者相差757万人。从1964年普查结果看，三年困难时期里这两个数字都有一定的问题。1959年是困难时期的第一年，这一年里出生人数减少、死亡人数增加的现象已经开始。这一年自然增长677万，比前一年增长数下降40％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而总人口增加1213万，只比上一年少增128万人，增长率仍保持在1。8％是不符合实际的。原因是，当时不少地方政府不相信人口增长速度已减慢，特别是浮夸风盛行，有些地方为維持较高的增长率有意多报人口。从1960年来看，总人口减少1000万人，自然变动减少304万人都偏低，实际人口减少还要多，1961年总人口继续减少，而自然变动却增加249万。两者方向相反，数字也都是不准确的。根据1964年普查资料计算，在1962至1964年的三年中，总人口增加数和自然变动数不一致，主要是1961年以前统计不准造成的。根据1964年普查资料回推，1961年人口应当是64508万人，比原统计数大约减少1486万。　
　　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曾经提到：“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　
　　中国人口学研究者蒋正华在1986年撰写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的专论中，估算1958年到1963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　
　　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1984年写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估算中国1958年到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　
　　英国记者菲力普，肖特著的《毛泽东传》中说：“1959年和1960年，有大约2000万人死于饥饿……。1961年又有500万人饿死了，”据此，作者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其依据是：“1980年，中国的头号领导人胡耀邦公开承认饥荒的存在，确定死亡数目为2000万人。这一数字依据了常委会编纂的临时文件。以后一些西方作家和中国作家们提议说，总死亡数目为4000万人到6000万人。然而，这些估计都是在受损最严重的地区取得了数字后，再将之推广到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