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永刚笔下的蒋介石-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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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和孙中山的矛盾（2）
当晚，陈炯明调动大批部队包围总统府，大炮对准粤秀楼。总统府顾问陈少白先后到粤秀楼二楼小客厅，向总统报告情况说：“陈老烟（炯明）今晚真家伙来了，你再不走，明天就见不到你了。”
孙中山却说：“有我在，料竞存（陈炯明）不敢造反。”
夜已深了，孙催顾问回去休息，他说：“你先回去睡，不要紧，有什么事我应付得来。”
孙中山的话刚落音，隆隆的炮声响起，炮弹纷纷落在粤秀楼上。这时，孙中山的副官、警卫跑上楼来，七手八脚给孙中山套上白长袍，戴上通帽，腰悬药箱，乔装成应急病出诊的医生，挽着他离开。孙中山镇定自若，出门前，还不慌不忙地把一支曲尺手枪放在长袍里面。又回头对副官黄惠龙、卫士长马湘说：“你们不用随我，留下来保护夫人好了。”
孙中山一行五人离开约2小时，从珠江边传来三声震撼夜空的炮声。孙夫人听见炮声，对黄惠龙、马湘说：“好呀，先生平安啦！”二人问她怎么知道的，她回答说：“这是先生临行前约好的，如平安抵达军舰就发出鸣炮三声的信号。”
随后，孙夫人在黄、马二人的陪伴下，也顺利逃出总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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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丰舰风雨同舟40天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18日，孙中山电告在溪口的蒋介石说：“事紧急，盼速来。”同日，蒋已接到汪精卫等人电，悉陈炯明叛变后，他思忖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决定应召南下，在上海停留了几天就奔向广东，在香港租了一只小船，越过海面，进入珠江口，直奔永丰号。
29日，蒋介石在永丰舰上同孙中山见面，两人紧紧握手，许久无言。还是蒋介石先问候道：“先生，您受惊啦！”孙中山答道：“你来了，我就放心啦。”遂将海上指挥全权交给蒋介石。据说当时孙中山对外国记者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二万援军。”
在永丰舰上，蒋介石帮助孙中山出谋划策，应付复杂局面。针对陈炯明分化瓦解海军舰艇，并以炮火威胁永丰舰的诡计，蒋介石协助孙中山率队移泊黄埔附近的新造河面，决定率舰进驻白鹅潭。
7月10日，永丰、楚豫、豫章等舰攻击车歪炮台，冲过叛军的炮火封锁，蒋介石站在舵楼上指挥舰队前进，并劝说孙中山进入底舱休息。虽永丰舰被炮火击伤，但孙中山的3艘军舰终于泊入白鹅潭，等待北伐军回师镇压叛军。
此时，正是盛夏，舰上燥热，又缺少青菜和淡水，蒋介石冒着危险上岸寻找食物，晚上自睡在甲板上担任警卫。然而，不利的消息接连传来，先是舰队内部的三大巡洋舰叛变投敌，接着是北伐军第一师又变节投敌，然后是许崇智的###军受阻，永丰舰上的孙中山孤立无援。
8月9日，孙中山听取蒋介石的建议，在蒋介石的护送下，离粤返沪。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患难之交印象深，孙中山对蒋介石在患难之中随侍40多天，感到莫大欣慰，留下深刻印象。他终于认识到，此前喋喋不休地向他提出忠告，真心帮助他的，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
蒋介石是个有心人，永丰舰蒙难事件已随时间流逝，但是蒋介石所写下的《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却流传于世。《蒙难记》记录了从6月15日至8月15日的62天内，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各方面的活动情况。更精彩的是他还请孙中山先生为《蒙难记》写了一篇序，序中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这本小书和孙序为他日后的飞黄腾达铺下一块有分量的奠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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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1）
1923年2月，陈炯明被赶出广州。
3月1日，孙中山抵达广州，宣布成立大元帅府，并被推举为海陆军大元帅，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同时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
不久，蒋介石得知孙中山接受苏联邀请，要派代表团访问考察苏联，他觉得必须争取成为其中一员，一是开阔眼界，二是提高声誉。于是，提笔写信给孙中山：“为今之计，舍予我赴俄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为了安抚蒋介石，孙中山答应了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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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1〗〖HT5F〗〖JZ〗任大本营参谋长时的蒋介石〖TS）〗
8月5日，孙中山写信约蒋介石到上海，要他和汪精卫、张继、林业明等人与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共同商定考察苏联的事宜。最后决定由蒋介石为团长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访问。成员由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张太雷等人组成。
蒋介石一行8月16日启程，12月15日回到上海，历时三个月。蒋介石会见了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列宁因病没有接见。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参观了工厂、农村、军事基地、学校，列席了正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在苏联接触的官员中，蒋介石对托洛茨基的印象最深。在他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
我在莫斯科期间，与托洛茨基相谈最多，而且我认为托洛茨基的言行最为爽直。我在离开莫斯科以前，最后与托氏的一次谈话时，他与我讨论亚洲各国革命问题，提到了越南、日本、印度及土耳其。他又特别提起在德国与波兰革命失败的经过情形，加以分析，最后再谈到我们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托洛茨基托我回国要口头报告我们国父的一点，就是：他们苏俄自1920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以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指示，就是对其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战争，应在道义和物资上予以尽量帮助，但不复使用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在各国革命期间，再对苏俄引起民族有关的问题。所以他又郑重地说：“苏俄对中国国民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外，其他武器等经济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他并且代表列宁对我国父致敬。他这一段话使我特别注意。
蒋介石回到溪口后，孙中山发急电说：“兄此行责任重大，望速来报告访俄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蒋介石没有回广州，只是寄了一份《访俄报告书》给孙中山。
蒋介石访俄时，孙中山在给列宁、托洛茨基的推荐信中明确称蒋“是我的参谋长和可以信赖的代理人……是我的全权代表”。本来对代表团访苏寄予厚望。但是，蒋介石从苏联带回来什么呢？
首先是他头脑里带着重重疑惑与怀疑结束了这次考察活动，开始了他自己思想的大逆转。也就是说，他访苏之后思想上出现了质的变化，由一位以反清反北洋军阀为主要目标的旧民主主义者，蜕变为新民主主义的敌人，站在孙中山的对立面，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只不过由于当时的革命形势，顺之者存，逆之者亡。蒋介石只能把这样一些思想埋伏起来，还不能公开暴露。
其次，对苏联的态度也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他曾说：“当1917年俄国革命之初，我个人是极力赞成共产党的革命的，我认为俄国革命，在近代革命历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当时如有人攻击俄国革命，我必与之争，或有人诅咒共产党，我必竭力与之辩护。”然而访苏之后，他在给廖仲恺的信里这样写道：“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信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
再次，严厉批评孙中山的改组方针，自从访苏之后，开始肆无忌惮地对孙中山横加指指点点，似乎昔日尊崇的导师，今天变成了懵懂无知的小学生。他在给廖仲恺的信里说：“孙先生回粤已十五月，为时不可为不久，而对于民政、财政、军政未闻有一实在方案内定，如期实行。”下面一段话就更加露骨：“以孙先生之事业言之，其精神上、历史上早已成功；至于事实上、时代上欲求成功其责任在吾党，而非孙先生一人之事也。故吾辈不能因循苟且，专意顺从，亦不应使其固执己意，丧失同志人格，反为屑小所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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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2）
国民党“一大”会上，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领导机构，蒋介石没能进入执行委员会，只是执行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远没满足蒋介石的预期，心理不平衡，便口出怨言。因此，他批评孙中山的改组方针，一是反对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二是不满意孙中山的人士安排，完全是个人私利在作怪。
蒋介石访苏有一个重要收获，三个月时间，他用大部分精力考察了苏联红军各兵种、军事院校、兵工厂，以及红军的编制、管理、政治工作、党代表制度，对他以后建设国民党军队多有启发。他曾经说过：“我有一个志愿——就是希望我毕生能够办一个军事学校，照我的理想来训练一般有志的青年。”的确，后来他把从苏联学来的军事教育经验，都运用到黄埔军校上了。
恰好，在“一大”会议上鉴于形势的需要，建立一支由国民党领导的正规军队势在必行，决定建立一所军事学校。1924年1月24日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孙中山亲自察看了校址，决定利用原有的广东陆军学校和广东海军学校作为校舍。因为校址设在黄埔岛，所以称为“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所在地黄埔岛，地处珠江下游，距广州20多公里。岛上有一座长洲要塞，故这个岛又叫长洲岛，四周环水，环境幽静，被孙中山看中，认为是学习和训练的好地方。
戴季陶溪口探病，蒋介石大彻大悟
从蒋介石来到黄埔岛就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起，眉宇就没有一天舒展过。傍晚，独自一人到海滩上散步，任凭海风轻轻吹拂，也难以驱散心情的烦躁。回过头来，映入眼帘的是岛上一片荒凉景象，那一排排破败不堪的房子，还是逊清办海军学堂时建造的，现在用来作军校宿舍，屋外鸟雀成群，野鼠结队，操练场上蒿草没膝，远处炮台上，几门老掉牙的大炮，有气无力地蹲在那里……
困难一个接着一个，最严重的是经费问题。他试着到各军去化缘，只有李济深慷慨支援20万，其他各军都是空手而归，冷嘲热讽，甚至谩骂，什么都遇见了。
正当校舍已快修好、招生简章已经发出时，有一天，蒋的英文秘书王登云突然召集筹备人员说：“蒋先生已经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筹备处马上解散。”当场还宣布每个人发多少遣散费。有的人准备散伙，有的人表示怀疑。
邓演达、叶剑英坚决反对，他们决定去找廖仲恺，得到答复：“办黄埔军校是党决定的，一定要办成。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不办，蒋先生要开罪于党的，将来他如果想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你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先生邀请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
蒋介石又是不辞而别，留下一信说：“前蒙总理委办陆军军官学校，自维愚陋，不可胜任，请另选贤能接替，所有该校筹备处，已交廖仲恺同志代为交卸，以免贻误党事。”
2月26日，孙中山见信后批道：“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艰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
2月29日，孙中山又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沪执行部蒋介石兄：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诚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
这时，蒋介石一方面给王柏龄等写信，提出建校意见，一方面却以养病为由滞留溪口。孙中山心急如火，陆续派出胡汉民、许崇智、戴季陶前往溪口，动员蒋介石回到岗位上履行职责。几位国民党大员中，戴季陶与蒋介石交情最深，两人1916年在日本时就结拜为盟兄弟，戴对蒋一片赤诚，肝胆相照，开诚布公，无话不谈。
戴到溪口后，激烈地批评蒋太无度量，性格急躁，动辄使性，惹得蒋大发雷霆，与戴大吵。待蒋平静下来，戴季陶对蒋说：“你的心思我明白，这第一，这次你没有选进中央核心机构，孙总理让你当个军校筹备委员长，是大材小用，你心里委屈；这第二，你被那个滇军大烟鬼骂了一顿后，就吓破了胆；这第三，你不想与共产党人合作，更不愿受党代表廖仲恺牵制，觉得碍你手脚。你不如意的事不就这三条吗？我没有说错吧。”这番话说得蒋介石周身像爬满了蚂蚁似的又疼又痒，心想还是盟兄了解我，他低着头不吭声。
沉默了一会儿，戴季陶继续说下去：“我之所以对你弃职一举加以重责，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目下有许多人要占据此职，争夺此职。滇军、湘军、桂军、粤军的将领要争，共产党更要争。你也清楚，原定校长一职是委派程潜的，你乃副手，后因程潜要任政府要职，在各派纷争时，孙总理才断然命你出任此职。他将建军之重任托付于你，不正是对你的最大信赖与最高奖励吗？”
蒋介石听了戴季陶的一番话如醍醐灌顶，眼前一片光明。脸上浮现出轻松的微笑，对戴说：“那我近期就回广东。”
“我认为，不应该是近期，而应该是近日内就启程才对。否则廖仲恺主持筹备工作大体就绪了，你再回去，让人说闲话，那有多么不体面。”
“那……”蒋介石想了想，口气坚定地说，“我明天就走！”
校长以身示范，树立黄埔精神（1）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
这是革命的黄埔！……
黄埔校歌在空中荡漾，校园里上上下下，群情振奋，气势昂扬，充满革命精神。时任学员队总队长的张治中回忆说：“当时那种革命的空气，无处不令人得着深切的感召和鼓舞。无论你是什么人，只要你一进了黄埔的大门，你便为这种革命而紧张的空气所笼罩。当时一般革命青年，到了那种环境，就显出一种活泼、快乐、向上的精神。”
校长蒋介石到任后，一改过去那种不负责任、敷衍塞责的工作作风，给人的印象已今非昔比，判若两人。他参照日本学习和苏联考察的经验体会，按着自己的理解，形成了一套基本想法，核心的东西就是所谓“黄埔精神”。什么是黄埔精神？蒋介石解释说：“我们一贯的黄埔精神，就是牺牲的精神、团结的精神和负责的精神。”
为了宣传贯彻“黄埔精神”，蒋介石对教员和学生进行频繁的训话，开学后的8个月中，先后发表了46次训话。每次讲话都是他站着讲，学员站着听。他的浙江官话，说得铿铿锵锵、慷慨激昂，令学员备受鼓舞。正是多次的交流与接触，增进了与教员、学员的理解和感情。
他经常找学员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沟通与学员的关系，从中发现人才，树立自己的威信。胡宗南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入学一个月后，蒋介石找胡谈话，胡心情很紧张，他向蒋介石敬礼时手脚不听使唤，手老是贴不到帽檐，身子也歪斜着。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