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永刚笔下的蒋介石-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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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明定军区长官不得兼任省政府主席，以杜绝把持政治之弊。”
蒋介石提出的主张，谈起来冠冕堂皇，内里却包藏祸心，其奥妙在于，冯、阎、桂三系各占一个军区，而他们的兵却很多。蒋系除占一个军区外，还以中央的名义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他8个军区。蒋系的兵虽多，但分散到几个军区去，每个军区的人数就不多了。这样一来，哪个军区的兵多，裁掉的就越多。吃亏最大的是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其次是阎锡山和桂系。而蒋介石的军队不仅一个也裁不掉，还因为有的军区不足规定的人数而要大量补招新兵。可见蒋介石裁兵口号虽然喊得好听，实行起来却是只裁人家的兵，而他自家不是裁兵而是扩兵。
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都是个中人，蒋介石的戏法岂能蒙住他们的眼睛。
汤山会议上，当蒋介石刚讲完，李济深将军就站起来说：“若是天下为公，没有一个人反对的；若是天下为私，一定有人反对。把别人全部消灭，留着自己的军队，这种不公平的办法，万万要不得。像现在北伐的革命军队没有饷，反而派了许多人暗中去收编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反革命的军队，这是顶不妥当的事。”
据冯玉祥记述汤山会议情景：“当天还有好几位说话，都是指责当面说好话，而骨子里用种种方法消灭别的军队是不对的。我看蒋的脸上一块青，一块红，一块白，非常不安的样子。”
蒋介石这项损人利己的裁兵主张，遭到了桂、阎、冯等各实力派的坚决反对。冯玉祥兵力最强，在北伐中与奉军作战功劳最大，在裁兵问题上，蒋介石首先向他开刀，冯玉祥虽决心与蒋介石一争高低，但汤山会议用吴稚晖的话说，只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大家不欢而散。
12月26日，裁军编遣预备会在南京召开。冯玉祥提出他的裁军编遣原则，他说：“我早就说过，编遣的准则是：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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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惹纷争，结盟兄弟发难（2）
当会议主持人何应钦问道：“依照你的原则，到底怎么具体编遣呢？”
冯玉祥答道：“依照我的原则，第一、第二两集团军各编12个师，第三、第四两个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他不属于各集团军的部队，共编8个师。”他的话音刚落，大家便议论纷纷。
第二天，阎锡山在会议上发言，他依据头天晚上何应钦的授意，讲道：“裁军是大事，搞得好坏关系国家兴旺。对裁兵我极表赞同，只是想提一个方案供大家参考。我的方案是：一、二集团军各编10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中央编6至8个师，行不行呢，大家讨论。”对阎的方案，各方意见仍是分歧很大，争执不下。
蒋介石见状，提出：“既然大家意见不一，那就把这两个方案一起提交到正式会议上来讨论好了。”
1929年1月1日，全国编遣会议正式开幕。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各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孙科、王宠惠、吴稚晖、朱培德、宋子文、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60余人出席。
会议对冯阎两个方案进行了两天的讨论，经过蒋介石的多方工作，终使阎的方案得以通过。
蒋介石主持编遣会议又继续开了数日，最后确定：全国共设8个编遣区，中央直辖各军编遣区，海军编遣区、第一编遣区由蒋介石直接管辖，办事处设在南京；第二编遣区属西北军，办事处设在开封；第三编遣区属晋军，办事处在太原；第四编遣区属桂军，办事处在汉口；第五编遣区属东北军，办事处在沈阳；另划一个第六编遣区，编遣云、贵、川、康各处军队。这么一来，连第六编遣区在内，蒋能控制4个编遣区。
接着蒋介石宣布成立编遣委员会。会上还制定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大纲规定：“从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全国军队一切权力都收归中央。将由国民政府下令，正式撤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各部队只能在原地驻扎，听候点编。”
会议开到这个时候，冯、阎、李才顿时醒悟，自觉上了蒋介石的圈套。阎、李一时成了哑巴，取消极抵抗态度。冯玉祥在恼怒中提出动议：“现在刚刚打完仗，应当休整一个时期再编遣。”冯的动议赢得一片赞同声。蒋介石眼见一时难以使各实力派就范，只得同意暂不编遣。1929年1月26日，编遣会议在一片吵闹声中无果而终。
“编遣会议，总之是一个大失败”。根本原因是蒋介石既不对4个集团军实施平均裁军，也不是第一集团军先裁军，而是编遣军队只遣他人，裁撤兵员，只裁他人。蒋介石的裁军只是逼实力派就范，要冯、阎、李交出兵权，他自己则把军队作为实施军事独裁的本钱。蒋介石企图利用编遣军队的办法来达到削弱和消灭异己、扩充自己力量的目的，最后不仅没有达到，反而激化了各派新军与蒋介石的矛盾。于是，编遣会议之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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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战，蒋、阎、冯展开血腥厮杀（1）
1930年是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的一年。发生在这一年的阎锡山、冯玉祥等联合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双方主力集结在以河南为中心，包括山东西部、安徽北部，陇海线以南的三角地带，史称中原大战。这是一次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军阀混战，它不仅对当时的政局有重要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30年代初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中外关系。
30年代颇有影响的杂志《论语》，曾记载一则逸闻：阎将军之灵魂赵老师，晋之耆宿也。一日，夜观星象，指天对人云：“那一颗大星是咱们阎总司令，大星旁那颗小星就是我。”
老师一日为人讲“三民主义”云：“蒋总司令是一民主义，冯总司令又是一民主义，咱们总司令又是一民主义，合成三民主义。”
这位赵老师真乃东方朔之流，高论可收入《古今笑话集》。他的妙论听起来令人哑然失笑，忍俊不禁，细思之，却一语中的、入木三分，深刻揭示了蒋、阎、冯新军阀争霸的实质，他们口讲三民主义，实质上各有各的鬼主意。
蒋介石打败桂系李宗仁之后，新军阀实力派出现了蒋、阎、冯三强争霸的局面。三强之间的矛盾完全暴露出来，他们之间虎视眈眈，各怀鬼胎，必欲争个你死我活、鱼死网破不可。三强之间究竟谁强谁弱，谁能吃掉谁，当时还是个未知数，关键是看谁的策略运用得当。因此，蒋、阎、冯在中原大战中三方斗法，形成了近代版的“三国演义”。
1930年4月5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命各级军政“一体严拿归案讯办”。他以总司令名义通电全国###阎、冯。5月1日举行了###阎、冯誓师典礼。排兵布阵，兴师挞伐。
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是：以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据守黄河南岸，以阻津浦路晋军南下；
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配合于陇海县下面，分防徐州、砀山、宿县；
何成浚为第三军团总指挥，分防平汉路许昌以南各地；
陈调元为总预备军团总指挥，与马鸿逵部布防于鲁西济宁、曹州，担任各路策应任务。
杨杰为总参谋长，张惠长为航空署长，在汉口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何应钦为主任。
反蒋联军的作战部署是：
阎锡山任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任副总司令，以刘骥为总参谋长；
李宗仁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出兵湖南，进攻武汉；
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担任河南省境内陇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分向徐州、武汉进攻；
晋军为第三方面军，由阎锡山统率，担任山东境内津浦、胶济两县作战任务，与第二方面军会攻徐州，然后沿津浦线南进，直捣南京；
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以主力进攻济宁、兖州，以一部协同第三方面军会攻济南。
5月4日在郑州碧沙岗烈士祠召开会议，对第一期作战目标进一步确定：以徐州、武汉为作战目标，分由津浦、陇海、平汉三路进攻。津浦路采取攻势，由阎锡山负责。陇海、平汉西线因西北军由西东调，暂缓采取攻势。
军事家对阎、冯的战略部署多有评论，指出它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以徐州、武汉为第一期目标，使作战有两个重点，必导致兵力分散，不符合重点突破的作战原则，犯了兵家大忌。第二，陇海线是中间，津浦、平汉是两翼，阎、冯均不亲自坐镇指挥陇海线，且是两军合作，不利于陇海线的统一指挥。第三，冯玉祥忽略了郑州至洛阳、洛阳至西安的这一条铁路线的防卫。这是他的后退之路，也许是他太乐观了，认为此战必胜。结果是蒋军后来切断了冯部的后路，几十万大军无路可走，投降的投降，缴械的缴械，退到陕甘的几乎无一兵一卒。第四，阎军善守不善攻，这次他们却担任了攻击任务，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必然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如此等等，事实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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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战，蒋、阎、冯展开血腥厮杀（2）
中原大战历时7个多月，战线绵延数千里，受战争影响的地区达十多省，双方动员兵力百万以上，死伤总数30万人，支出军费约5亿元。其动员之广、历时之久、战线之长，以及人民财产损失之严重，在军阀混战史上是无可比拟的。
中原混战的结果，争城夺地，杀人盈野，大江南北，白骨累累，不胜惨然，时人有诗云：
闻道春秋无义战，却于民国有同观。
悔操季子纵横策，怕见河边白骨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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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大章夜袭车站，蒋介石险被活捉
中原大战的第一枪在归德打响。归德即今日之商丘，是陇海线上的战略要地，为安徽、山东、河南三省之要冲。
阎锡山、冯玉祥开战就棋错一着，竟把万选才、刘恩茂两个杂牌军放在这里，万选才又让素质不良的万殿尊、石振清两师防守归德城，特别是刘恩茂和万选才不和，刘已准备叛变投蒋，这种部署一开始就埋下了祸根。
战斗于5月11日打响，21日刘恩茂在宁陵诱捕万选才，兼并了万选才一部分队伍，劫去晋军炮兵两营，随即投靠了蒋介石。刘的叛变使联军损失巨大，首先是原由刘恩茂防守的宁陵、睢县入于蒋军掌握。
5月26日，正在蒋军节节向前推进时，冯玉祥组织孙良诚、吉鸿昌两部向蒋军发起大反攻，蒋军大批有生力量被歼灭，狼狈后撤。蒋介石在陇海线上先发制人，以小胜开始，以大败告终，锐气顿时大减。从5月底开始，冯、阎联军在开封以东的兰封、民权、睢县、太康、杞县间的广大地区，与蒋军展开了拉锯战。双方打得难分难解，处于胶着状态。双方互有胜负，但蒋军却显得被动。
正在双方激战的时候，冯玉祥部郑大章所率领的骑兵部队出现于永城、夏邑一带，予蒋军后方以极大威胁。5月31日，郑大章骑兵部队千余人，于夜间急驰80余里，奇袭归德飞机场，烧毁飞机12架，俘虏机师和地勤人员50余名，蒋的航空司令张惠长几乎被俘。当时郑不知道蒋介石就在机场附近的朱集车站，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只有卫兵200人守卫，蒋的指挥部设在列车上，随蒋的高级参谋陈调元，下令全部卫兵分布车站密集射击。郑大章的奇袭部队因仅有千余名骑兵，误认为车站上有蒋军大部队兵力，又因夜间不便大举进攻，只得迅速撤离现场，飞驰而去。当时郑大章奇袭部队如侦知真情，蒋介石很有被束手就擒的可能。
当时，蒋介石的随从秘书周佛海，在回忆录《往矣集》中记述：“当我们住在归德的时候，有天晚上，我从梦中被枪声和很大的轰炸声惊醒。只听见侍卫长王世和大呼道：‘火车头呢？！’因为正预备开动，火车头离开了列车，当时火车欲开不得，枪声响了半小时始息。后悉是冯的骑兵来袭机场。他们的任务，烧了飞机就回，谁知那时我们车上只有200多名宪兵，兵站上又没有其他军队，如果骑兵达到车站，主帅以下都要被俘。那么，那个时候以后的历史，又是另外一个写法。真是气数。不过那个时候，我们都学空城计的孔明，齐说一声‘好险哪！’所以说这一仗是打得很惊险和艰苦的。”
银弹、肉弹齐发，西北军纷纷倒戈
中原大战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蒋介石在陇海战场对西北军发动了“银弹”加“肉弹”的攻势，只搞得冯玉祥的西北军官兵均无斗志，纷纷倒戈。对此曾有记载说：“西北军一向待遇低，生活苦。冯玉祥的封建家长制，表面看来军纪森严，人人服从，实际上西北军官兵整天为军阀征战，早已不耐其苦，都渴望有改善现状的机会。蒋介石看到冯军这一致命的弱点，认为靠枪炮难以打垮的西北军，却可以采用腐蚀瓦解的办法将其拖垮。于是，7月下旬他在柳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陇海主力东移津浦线的同时，即令陇海线六个守备区都在前沿办起阵地俱乐部。他特令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负责办理此事。
蒋军选择便于引诱西北军官兵的地点，用火车车厢，或者汽车，布置成流动酒店，备有中西大餐，烟具、赌具。雇佣上海舞女、妓女充当招待员。凡是西北军官兵前来，均请入内，任其受用，分文不取。玩乐之间，蒋介石的特务从中拉拢。临别时还根据官阶的高低、对蒋军作用的大小，赠送数额不等的现金，以及烟酒等物品。久受封建家长制之痛、饱尝艰难生活之苦的西北军官兵，对蒋介石这一手很欣赏。他们暗中串通，议论蒋军待遇的优厚。很快就有不少人与蒋军串通起来，有的充当了蒋军的坐探，有的开始消极，不愿与蒋军作战。他们企图改换门庭，择枝而栖。随着相持时间的拖长，西北军的战斗力显著减弱。
冯玉祥在郑州的一座破庙里设立了总指挥部，指挥西北军奋力向蒋军反击。但是，他哪里知道他的部下已经吸上了蒋军送给的绿锡包、三炮台等高级香烟。蒋军的便衣队任意出没于冯军的阵地。冯玉祥的属下，除宋哲元、刘郁芬等少数部队以外，均无心再战，而存心投蒋。自从9月初蒋军发起全线总攻之后，西北军已力不能支，当9月18日张学良的巧电发出，即呈现兵败如山倒之状。
此外，蒋介石委任的招抚使张钫，以归德为据点，利用各种关系向西北军、晋军内部渗透，加紧策动原北洋系的旧部倒戈。张钫是冯玉祥的属下，任河南建设厅长，叛冯投靠了蒋介石，正是“蒋方凭空谋士到，冯、阎哪料克星来？”张钫的活动对瓦解西北军与晋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下是张钫的自述：“蒋在这时又托邵力子等几个友人劝我说：‘战事胶着不能解决，实为国家之患，地方人民都受其害。你纵然不放一枪，冯也不会对你原谅，公谊私恨，你都应该尽力，希望你本着辛亥革命的精神，为国家效劳。’我那时并无中心思想，又因本是不甘寂寞的军人，就不免见猎心喜，便答应了他对我的希望。他的希望是什么呢？就是让我收容杂牌队伍，并分化冯的内部。
“我当时向他们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