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永刚笔下的蒋介石-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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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获胜的原因很多，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他得到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同时，他控制着中央政权和富裕的江浙地区，得到上海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财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蒋介石利用掌握中央政权的地位，聚敛财产，有雄厚的实力。他将编遣经费移用于内战经费；又以首都建设为名发行3000万元公债，将筹得的款项从国外进口新式武器。国民政府先后向美英等国取得大量政治借款，至1930年就从美国得到这类借款4170万美元。蒋介石还通过《中美航空邮务合同》，以沪汉、宁平、沪粤三条主要航线的权利为条件换取美国支持他发展空军。又从德国聘请军事顾问，进口武器装备、通讯器材，装备了嫡系部队。同时，蒋利用金钱拉拢同盟者，收买冯、阎部队中的将领。
中原大战波澜迭起，时遇艰险，蒋介石闯过重重难关，逢凶化吉，化险为夷，他感谢上帝的解救。当然，中原大战使他进一步体会到，结好于宋家，跟孔、宋结合得再紧密些，有利于亲近英美。10月23日，蒋在宋氏家族的教堂接受了洗礼，洗礼由江长川牧师主持，气氛庄严肃穆，令蒋介石灵魂深受震动，仿佛自己真的投入了上帝的怀抱。
江长川牧师后来回忆说：“我在美国时，中国某一军阀（指冯玉祥）对中央政府发动内战。某日，在战争进行中，蒋先生被敌军诱困于开封附近，四周几被包围。处此失望之境，蒋先生祈祷上帝解救，并声言此次得救后，定即信仰基督为救主。上帝对此祈祷即予接纳，骤下大雪，为此季所罕见，故使敌军无法近迫。同时，他的援军已从南京由火车运到，结果不仅先生的生命得以保全，且转败为胜。当我从美国回来，我遂被邀为这位中国领袖施行洗礼。”
蒋介石被困开封，并不是冬天，居然骤下大雪，显然这位牧师不了解河南的季节与气候特点，说得离谱。
美国期刊《基督教世纪》发表社论说得比较实际。社论写道：“对于蒋介石正式参加基督教，人们的热诚将是有限度的。……在目前的中国局势中，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他明显地迫切需要外国的支持，尤其是以贷款形式给予支持，他们对经费的需要极为迫切。南京政府的领袖们知道，让一位基督徒担任政府首脑，是不会使西方减少对他们的政府的兴趣的。他们鼓励这位总裁采取这一步，必定已经考虑到了非常直接和实际的好处。各地的基督徒们最好不要把这项宣布视为任何确凿无疑的迹象，说明中国在向上帝的天国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蒋介石接受洗礼的当天晚上，宋母以大家长的身份，设宴款待亲朋好友，庆祝蒋介石皈依基督教。宋母发表完祝酒词后，蒋介石以水代酒，把杯擎举在额前，铿锵有力地说：“这次中原大战的胜利，是万能上帝的胜利。为万能的上帝灵光高悬，引导我们再打胜下一场战役干杯！”
“干杯！”各种酒杯碰得噼啪作响，各种酒浆溢落在桌上，与会的宾朋痛饮过后，又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时，宋子文转过身问他的小妹宋美龄说：“我们的蒋总司令下一场战役的对手是谁？”
蒋介石抢答道：“就是流窜在江西的朱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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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围剿”红军，徒唤奈何（1）
召开南昌军事会议，部署“围剿”红军
1930年12月7日，位于南昌市中心的江西大旅社，忽然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马路上断绝行人，军车奔驰。一长列车队来到大旅社门前停下，蒋介石来到这里，将要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国民党军界要员聚在江西大旅社，经蒋介石的一番部署，在中原大战即将结束，还没有来得及好好清理战场，便开始集中兵力、把矛头对准共产党，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围剿”红军的“剿匪”战争了。
南昌地灵人杰，物华天宝。3年前，这里曾是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发起八一起义的地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周恩来等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地区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第一支工农革命军。从1929年春起，中国红四军利用国民党各派系混战的有利时机，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并逐步连成一片，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其他地区的红军也相继开辟了湘鄂西、鄂豫皖、琼崖、闽浙赣、陕甘等十几个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底，正规红军发展到10万人。其中，赣南、闽西根据地和闽浙赣、鄂豫皖根据地，接近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武汉等地，给国民党的统治造成严重威胁。
蒋介石视红军队伍的扩大发展如眼中钉、肉中刺，乃“心腹大患”，始终紧紧盯住不放，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所以，还在红军转战赣南闽西的时候，蒋介石在1929年6月22日就令国民党驻漳州的张贞：“望如期进驻龙岩、连城，‘围剿’残匪，以期一劳永逸，
一俟该股剿灭，即派第18师入延平助兄肃清全闽。”
第二年，1月23日，又致电驻汀州的金汉鼎说：“现朱毛蹿赣，抚州告急，请派有力部队清剿，先肃清朱毛，而后澄闽可也。”这一年8月2日，致电何应钦转告何键：“速集所部，克期进剿，俾得早日恢复长沙，以挽危局。”这时，蒋介石已在全国各地设立了镇压革命的机构，设立剿匪指挥部、清乡办公署，筹划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在所谓“###攻陷长沙，湘、赣、鄂、粤各省匪祸蔓延”的情况下，急忙从中原大战前线赶到汉口，亲自召开湘鄂赣“会剿”会议。12月2日，蒋介石致电南昌鲁涤平、汉口何成浚、长沙何键：“中定鱼日由京出巡，希严督各部如计进剿匪共，务限于此一个半月内，将所失各县一律收复，不得延误。”12月9日，抵达南昌，立即召集“剿匪军事会议”制定第一次剿匪计划。从1930年底到1935年初，5年时间，共进行了5次“围剿”红军的战争。
从1930年底开始，蒋介石任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兼南昌行营主任，师长张辉瓒为总指挥，投入10万兵力。国民党军采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战术，分5路向红军进击。
同年11月，在红一军召开第一次反“围剿”歼敌誓师大会上，毛泽东亲自拟定了两幅标语：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简言之就是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针，红一方面军4万兵力在5天之内，两战皆捷。这次“围剿”以红军胜利告终，消灭国民党军万人。毛泽东填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有句：“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从1931年5月开始，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总司令，投入兵力20万。何应钦不敢轻敌，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逐步推进。毛泽东、朱德的对策是“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薄弱点”攻击之。这次，红军3万多兵力消灭国民党军3万人，何应钦第一次败在红军手下。毛泽东填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有句：“有人泣，步步为营嗟何及”，极为幽默地宣告蒋介石、何应钦苦心制定的新战术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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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围剿”红军，徒唤奈何（2）
从1931年7月开始，距第二次反“围剿”结束仅1个月。接连两次“围剿”失败，蒋介石恼羞成怒，他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企图一举消灭红军，踏平红色根据地。这一次，蒋介石自任总司令，何应钦、陈明枢分任左右翼集团军司令。动用了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9个师，共30万人。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红军压来。
毛泽东、朱德采用“避其主力，击其虚弱，乘胜追击”的方针，红军以3万多兵力，在75天之内，5战5捷，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成为毛泽东的手下败将。三次“围剿”红军均遭惨败，在各派军阀面前他是强者，在红军面前他是弱者。中原大战的胜利使他得意非凡，忘乎所以；三次“围剿”红军，他却碰得鼻青脸肿。他无可奈何地承认：“反观我们的情形，则远不如土匪。政府自政府，人民自人民，军队自军队，各不相谋，甚至省政府和县政府之间，也不能十分联络得好，所以，土匪一个人能当十个人用，我们十个人不能当一个人用。”但蒋介石并不肯就此罢休，他决心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围剿”红军。
然而，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促使国民党第26路军万余人在江西宁都起义，红军力量大大加强，增至为约7万人。
1933年2月，蒋介石又亲自任江西“剿匪”总司令，坐镇南昌，调集81个师29个旅共63万兵力，对中央根据地和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采取“秘密行动，轻装急进，小部夜袭，便装远探”诸要诀。以陈诚指挥的12个师约16万人为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这时，毛泽东遭左倾路线排挤，被排斥在领导之外，但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继续运用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方针，在黄陂、草苔冈两次伏击，歼灭陈诚精锐部队3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军队受到如此重创，蒋介石十分伤心，对陈下了一条手谕：
唯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陈诚看了手谕，诚惶诚恐，在后面写道：
诚虽不敏，独生为羞。
第五次“围剿”是在第四次进攻苏区失败半年后，蒋介石不顾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外战应打不去打，内战想打打不赢，仍不肯善罢甘休，经过半年准备，于1933年9月，又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蒋介石的作战方针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具体的是“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堡垒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蒋介石预定目标，用三年时间彻底消灭红军。兵力部署是：东路军由蒋鼎文任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北路军由顾祝同任总司令，陈诚任前敌总指挥；西路军由何键任总司令；南路军由陈济棠任总司令，白崇禧任副总司令。其中北路军为进攻主力，东路军助攻，西、南路两军主要是防守。于1933年10月初向中央苏区扑来。
“围剿”和反“围剿”争夺了一整年。此时红军领导权为“左”倾教导者所掌握，无力突破。国民党军包围圈却越来越小，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实行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城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中央的“左”倾领导错误，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于1935年10月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蒋介石率领国民党部队对中央苏区进行5次大“围剿”，对苏区人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总计整个中央苏区约有80万群众被杀害。整个苏区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蒋介石在其《剿匪报告》中写道：“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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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围剿”红军，徒唤奈何（3）
“围剿”以如此结局告终，蒋介石心有不甘，他慨叹道“六年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反“围剿”以如此结局告终，毛泽东认为是坏事也是好事。红军在“保持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但在“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来说是胜利了”。
一篮白色李花，战场上的新年礼物（1）
一次，二次，三次，蒋介石发动的“围剿”红军的战争屡战屡败。他苦恼万分，心情焦虑，食不甘味，寝不安眠。白天，坐在办公室里无端地对部下发脾气，摔断自己的手杖，有时书写手令，写着写着就将笔往桌子上戳，随手连笔带纸掷到地上。到了夜里，长吁短叹，常做噩梦，红缨枪、大刀片，鸟枪、土炮，一齐向他袭来，使他防不胜防，一次梦中跑不动了，被红军捉住，吓得他大喊一声，梦中惊醒，通身是汗。
宋美龄知道了这一情况，决定到南昌来，与丈夫共患难，安慰丈夫，帮助丈夫尽快摆脱困境。1931年7月，宋美龄连夜驱车向南昌进发，由于天时已晚，山路曲折，在快到南昌城的时候，汽车撞上一棵大树，随后便翻下山崖，在山沟里打了几个滚，人也被甩出了车外。这一次宋美龄虽然没有受伤，但与她随行的侍从官伤了腿，肋骨也被摔断了三根。
夫妇见面，蒋介石感到很惊讶，他劝宋美龄回南京去，说这里很危险。然而宋美龄却淡淡一笑说：“这次我不是为你而来的，我是诚心从军来的。”二人惺惺相惜，互道别情，很快便转入探讨当前最现实的问题上来。
宋美龄竭尽全力，为丈夫摇旗呐喊，鼓劲助威。她亲临前线，慰劳国民党官兵，并率领救护兵，指导江西妇女安慰和护理伤员。她在写给美国朋友的信中说：“我从我们上一个野战司令部乘舢板走了四天的路程，于本月九日到了吉安。我率领着救护兵，全心全意地作出努力，指导江西妇女想办法去安慰我们的伤员，使他们高兴。虽然生活很艰苦，同我们的军队一道进一步深入内地，但我还是感到很愉快，因为我身体健康，很有耐力，这样，我能和他在一起，并出些力，如果我坐在家里坐等到中国真正实现和平，那么要等待很久才能团聚。所以我总是决定和他在一起。我们从不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两个星期以上，因为我们的军队突破很快。不管我们必须放弃什么样的物质享受，我们都不在乎，因为我们在一起，有我们的工作。”
宋美龄随同蒋介石在江西督战的过程中，还有一次历险的经历。那是在江西抚州，当时抚州是国民党野战司令部所在地。这次历险的情况，宋美龄记述如下：
在深夜里，我们突然听到从城墙方向发出的数百发噼噼啪啪的枪声。出什么事了？我的丈夫急忙叫我穿好衣服。他派了密探去了解情况。在这同时，枪声更紧密、更频繁了。当时严寒刺骨，我冷得直打哆嗦，在暗淡的烛光下，我匆匆穿上衣服，并把不能落入敌人之手的某些文件整理出来，以便在万一我们必须离开这所房子时，就手能拿起这些文件投到火炉里烧掉。接着我拿起左轮手枪坐下来，等待着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听到我的丈夫下令，让我们当时能召集的卫兵组织好警戒线，以便在我们真的被共产党人包围时打出去。我的丈夫已将我们手下的士兵都送出去打仗去了，只留下一支小小的卫队，因此实际上，我们是经不起攻击的。我的丈夫从不在身边保留许多卫兵，他总是拿自己的生命去承担可怕的风险，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我在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