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永刚笔下的蒋介石-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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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又问道：“距清镇飞机场有多远？”没等王天锡回答，陈诚又急急进来，报告道：“乌当来了电话，说赤匪已过乌当。清镇也报告，说飞机场发现了红军便衣。二十五军亦有一部分叛军在机场附近滋扰。”
蒋介石默不作声，沉思良久，两眼盯住王天锡问道：“不经清镇，有路到安顺吗？”王天锡道：“有，从南门出去，经花仡佬走马场，可以直达平坝，平坝至安顺只有60多里。”
蒋介石立即吩咐道：“你速准备一下，挑选20名忠实可靠的向导，预备12匹好马，两乘小轿到行营听用，越快越好。”
王天锡走后，蒋介石在室内踱来踱去，正急之时，陈诚又进来报告说接到茶店来的电话，言红军已由乌当过洗马河，向龙里、贵定方向走了。蒋介石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随即令人展开地图，比画着对陈诚说：“匪军是不敢向南走的，那里有廖磊的一个军。我料定他们必出马场坪东下镇远，然后再出湘西，返回江西老巢。”
这天夜里，蒋介石因饮食不当和精神紧张，拉开了肚子，遗屎床上，宋美龄也发烧感冒。第二天早上，把侍从副官蒋孝镇劈头盖脸地臭骂了一顿。
4月7日，滇军孙渡部急行军四天，终按蒋介石的电令赶到清镇，固守了飞机场。蒋介石大喜，重赏了孙渡部。
红军两临贵阳城下，却未攻打贵阳，吓坏了蒋介石。毛泽东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蒋介石完全按着毛泽东的指挥行动了。红军以一部分兵力在贵阳附近虚张声势，作包围进攻状，迷惑了蒋介石，利用蒋介石调离云南滇军的有利条件，其余主力部队穿过湘黔公路，大踏步直插云南西进，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可谓“虚攻贵阳，实渡乌江”。
5月15日，红军继续北上。5月24日，赶到大渡河西岸安顺场。当时，蒋介石想在大渡河搞一次会战，策动了十几万部队两次乘飞机到前线上空，利用通信袋向各部队指挥官投下“手令”，指示机宜。他在电勉大渡河南北各军时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动所部建立殊勋。”
大渡河系长江的一条支流，两岸都是崇山峻岭，仅河沿有一条羊肠小道，地势非常险峻。河水深7至10公尺，水流湍急，河底乱石嵯峨，形成无数旋涡，不能泅渡，落水即有灭顶之灾。
国民党军守卫大渡河人马为刘湘部陈光熙第五师第38团，团长李全山接到命令后，即带着人马跑步前进，于5月28日傍晚抵达。李全山下令连夜拆除桥板，偏又遇上大雨，而士兵又烟瘾发作，因而拆桥进度缓慢，并未做彻底拆除。5月29日红军飞夺泸定桥，过了大渡河，之后从二郎山旁翻过行人绝迹、野兽成群的万山老林抱桐岗，直奔天全方向前进，与红四军会师。
继之，蒋介石又调集川军主力封锁岷江，采取“困死政策”扼杀红军。
8月，蒋介石在峨眉山举办军官训练团，在两期训练中，他做了12次讲话，基本调子同庐山训练的讲话一样，进行“精神教育”。
蒋介石进入四川后，见四川形势险要、物产丰饶，头脑里形成一个想法，把四川建成将来的抗日后方基地。便与陈诚研究控制四川的办法，让陈诚着手整顿川军。
1935年9月，蒋介石下峨眉山。
10月，红军到达陕北。
蒋介石得报，心情忧郁，暴躁异常，他慨叹道：“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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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1）
1931年9月18日，柳条沟响起爆炸声
日本侵略中国蓄谋已久。日本在历史上是一个军事封建色彩十分浓厚的岛国，长期的军事封建帝制和对大陆国家地位的渴求，孕育了日本无休止地向亚洲大陆侵略扩张的皇国战略思想。远在16世纪日本战国末期，丰臣秀吉（1536—1588）统一日本之后，就提出要攻略朝鲜，近取北京，占领华北，在东亚大陆列土封疆，发誓在有生之年，“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以实现其“奉天皇定都北京”的美梦。并向部下许诺：“自将兵入朝鲜，驱其兵以躏明地，分割土壤以封诸君。”为此，16世纪90年代，他动员30万大军先后两次渡海西征，攻掠朝鲜，征服亚洲，建立“三国为一”的日本大帝国。虽然丰臣秀吉在中朝联军的沉重打击下，迭遭惨败，最后郁闷而死，但他规划的“征韩伐明”的侵略蓝图，却对日本后世的政治家、思想家产生重大影响，并为他们所崇拜和继承。
活跃于19世纪20年代的左藤信渊（1769—1850），他狂热地鼓吹以皇国日本为中心，对外侵略扩张。他宣称日本乃“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世界万国之根本”，扬言要“以神州之雄威，征蠢荒之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宣皇道于世界，集八宏于一宇”，“使世界悉为郡县，万国之君皆为臣仆”。他在《宇内混同秘策》中宣称：“今世界万国中，为皇国所易取之地，舍###之满洲外无他……故皇国之征满洲，迟早虽不可知，但其为皇国所有，则属无疑，满洲一得，###全国之衰微，必由此而始。故取鞑靼之后，始可逐次而图朝鲜、###。”他的“日本中心论”进一步奠定了日本侵略扩张的理论基础，几乎为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全盘接受和实践。
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把日本带入了又一个历史转折点。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作用下，这次“维新”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日本从此走上了军国主义的不归路。明治即位的当年发表的《天皇御笔信》中公开提出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明治政府的开国元勋、内阁首相山县有朋极力强化军国主义，疯狂叫嚣对外扩张侵略。他就任总理大臣之后提出的“主权线”和“利益线”理论，进一步标志着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的基本国策——大陆政策的形成。
1890年12月6日，在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发表施政演说：“盖国家自卫独立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主权线，第二曰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主权线，国家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线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唯独守主权线，绝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而利益线之焦点就是中国和朝鲜。公然将临国领土视为本国利益线，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外扩张企图。因此，以山县有朋的“二线说”为标志，日本对东亚大陆的侵略扩张政策业已形成。
继山县有朋之后，日本陆军长州派军阀首领田中义一，则把山县有朋的侵略扩张理论全盘付诸实施，并发挥到了极致。田中义一明确提出日本的国家战略就是“使日本摆脱岛国境遇，成为大陆国家，以充分伸张国势”。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他以首相兼外相在东京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炮制《对华政策纲领》，力主“不失时机”地夺取中国东北，并以此为据点向大陆扩张。在会后向天皇秘密提交的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正式提出“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中国完全被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的战略构想，把日本称霸世界的野心推向了顶峰。
从丰臣秀吉到田中义一，人们看到对亚洲大陆的侵略扩张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日本一代又一代政治家的头脑，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主宰着日本扩张主义者的灵魂，驱使日本这架战争机器在明治维新后开足马力在自我毁灭的悬崖上狂奔。从明治维新算起到1945年日本彻底战败投降，整整80年间，日本穷兵黩武，杀伐征战，肆虐亚洲，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侵略扩张的步伐。特别是对中国的侵略，有加无已，从未停息。摘其要者如：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2）
1874年，即明治维新刚刚完成的第二年，日本侵略军进犯中国台湾；
1879年，吞并琉球；
1892年，发动甲午战争，战后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
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武装入侵中国，占领中国首都北京，向清政府勒索巨款，并取得京、津一带驻兵权；
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攫取了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租界权；
1914年，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机，出兵山东，占领济南，攻陷青岛，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1928年，在中国东北制造皇姑屯事件，并出兵济南，屠杀中国军民5000多人，酿成济南“五三惨案”；
1931年9月18日，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侵占整个东北。
1931年9月18日夜里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七八名部下，在中国军营——沈阳北大营南800米的柳条湖铁路路轨上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隆的一声巨响，一团硝烟冲天而起，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日本关东军以爆炸声为信号，板垣征四郎以关东军司令的名义，命令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抢先杀进北大营，命令第29联队进攻沈阳城。
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攘外必先安内”，张学良成了替罪羊（1）
1931年9月18日，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从这一天起，东北人民度过了14年亡国奴的苦难生活。
从这一天起，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把中国变成其独占的殖民地阶段。
国难当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滚出去！”“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口号声响遍中华大地。
国难当头，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是以民族大义为重，奋起抗日，保卫国土，还是出于个人的私利，妥协退让，甚至卖国投降，是不容回避的抉择。对待日寇侵略的态度，成为衡量国内各政界要人政治立场的基本标准。
人们都记得，一年前，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出通电，出兵助蒋，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反蒋联军土崩瓦解，被迫交出兵权，部队接受改编。张学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戴上了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桂冠。张学良到南京时，蒋介石亲到机场迎接，二人并行检阅仪仗队，蒋、张成了把兄弟，宋美龄和于凤至成了干姐妹，蒋、张开始度政治蜜月。
张学良率东北军进入华北和平津，他在北京顺承王府住了下来，吸毒、跳舞、逛戏园子，还住了三个月医院。东北防务空虚，给了日寇以可乘之机。
日寇入侵我国东北蓄谋已久，张学良是了解的，作为东北防务的负责人，他应该有所准备。但是，这时张学良完全听从蒋介石的，九一八事变前后，他们二人采取了完全一致的态度。当时，东北的中国军队有19万人，而驻扎在东北的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加上从朝鲜开来的一个旅团，总共也不过万人，中日兵力相差如此悬殊，却把大好东北河山拱手让给日寇，张学良如何向国人交代：中国的军队为什么不抵抗呢？
原来是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葬送了东三省。蒋介石是不抵抗主义的始作俑者，张学良是不抵抗主义的执行者。早在1931年7月，日寇制造万宝山事件，侵华意向已充分显露之时，蒋介石就命令东北军，对日寇的挑衅“不予抵抗，力避冲突”。8月16日，蒋介石又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由江西“剿共”前线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置。”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对日本的武装入侵，义愤填膺，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强烈不满。张学良在国人的谴责声中，自觉有愧，但他已成了蒋介石的替罪羊。他受到社会的谴责，被戴上了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当时的北平大学校长马君武写了两首《哀沈阳》的诗，讽刺张学良：
（一）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
（二）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两首诗在当时广泛流传，诗中的赵四指赵一荻，朱五指前北洋政府###部长朱启钤的女儿。蝴蝶指著名影星胡蝶，当时正在北京拍外景，但是否和张学良一起跳舞，据说胡蝶本人否认有此事。事实是张学良当晚正在戏院看京剧。
9月21日，蒋介石从江西“剿共”前线回到南京，同国民党政要商讨对日方略，结论是“避免扩大战争，经由向国际联盟的申诉，获得公平的处断”。
9月22日，蒋介石向南京党员发表演说阐明对日政策：“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9月23日，南京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政府现实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戒，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攘外必先安内”，张学良成了替罪羊（2）
时令刚刚进入1933年，蒋介石正欲偕夫人宋美龄飞赴南昌，亲自指挥第四次“围剿”红军的战役。侍卫副官蒋孝先急匆匆地敲门，持一封电报走进：“报告爷爷，张学良来电！”蒋介石漫不经心地接过电报展阅：“当1931年危机刚刚爆发之际，考虑到其他强国能主持公道，维持和平秩序，我忍辱负重，向国联呼吁求援，希望以此得到公正和正义的结果。结果事实并非如此，日本还在侵犯我们的领土。我们相信正义，可我们越是委曲求全，他们越是得寸进尺……现在我的忍耐力已到了极限，武力是自卫的唯一方法。我一直坚定不移地遵循着中央政府的政策，我愿率领我的部下抗击入侵者，保卫我民族和我党，即使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娘希匹，半道又杀出一个程咬金来，看来南昌之行又得往后推了。”蒋介石把电报摔在茶几上，自言自语地骂道。
“大令，张学良想要干什么？”宋美龄惊诧地问。
“张学良想当抗日的英雄！”蒋介石不无藐视地站起身来说，“他来电报报告说，日本关东军进攻山海关，他要求率兵抵抗。”
“剿共”？抗日？张学良的电报给蒋介石出了个大难题。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就拟定了全部占领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计划。在日本人看来，满洲国当然要包括热河省，热河省是当时唯一没有被日本占领的地区，遂妄图“在极短的时间里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长城抗战，这一次张学良的头脑是清醒了，态度也很坚决。东三省的沦陷，使他的政治地位下降，免去了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职务，受到国人的一致谴责，自己的良心也受到极大刺激。现在的局势很清楚，作为东北王，热河是最后一块领地了，作为主持华北军政的北平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热河是华北的最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