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永刚笔下的蒋介石-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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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下午3时，张学良为顾全蒋介石的面子，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当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火速赶到机场，飞机已经远去。博古通今的周恩来，黯然神伤地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对蒋介石“放他，已经够幸运的了；亲送实在没有必要。汉卿太感情用事，以感情代替政策，总是要吃亏的！”后来的事态，果然让周恩来所言中。
“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张学良回首话当年（1）
1936年12月12日华清池的枪声，掀开了中国现代史新的一页，中国乃至世界的进程因之而改变。西安事变发生两个月后，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会见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西安事变中，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张学良与杨虎城二位将军，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以民族大义为重，发动惊心动魄的“兵谏”，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民族抗战，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不朽英雄。但是张、杨二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杨虎城一家惨遭国民党杀害，张学良则被蒋介石长期拘押，熬过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涯。
历史学家唐德刚撰文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汉卿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
同时也应看到，确实因为有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把蒋介石“一关”，促其觉悟，促其走上光明正大的抗日之路，促其走上领导全民抗战的大国领袖之路，关出了一个“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成就了蒋介石一段辉煌的历史。为功为过？应褒应贬？当赏当罚？世人心中自有一杆秤。但是，蒋介石并不领情，他始终耿耿于怀，唠叨着“八年之功，毁于一旦”，没有把共产党铲除干净。蒋介石并不感谢成就他功名的大恩人，反而以怨报德，在近50年的时间里，把张学良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支配他的个人命运，支配他的个人生死，支配他的行止呼吸。先是用国法军法差遣了他10年，接着又用“家法家规”“管束”了近40年，他的生命因蒋介石的存在，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轨迹。倒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曾说了一句良心话：“我们对不起张汉卿。”
但是，历史没有忘记他。张学良，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段历史。当年，张学良在溪口雪窦寺手植的四株楠木，现存两株已枝繁叶茂，刚劲挺拔，直矗蓝天。当地人奉赠雅号“将军楠”，后人来此观赏者络绎不绝，睹物如见其人。
湖南郴州苏仙观庙宇的墙壁上留有张学良的手迹：“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张学良写这诗句的时候，是1939年，抗日战争烽火燃遍中华大地，他集国仇家恨于一身，东北3000万父老翘首企盼少帅带兵打回家乡，几十万东北军子弟兵期盼他们的统帅，重新披挂上战场，和日本鬼子决一雌雄。可是，这时的张学良却被拘押在远离抗日战场的贵州山洞中。读其挥挥洒洒书写在寺庙墙壁上的诗句，似乎感到他的胸中如火山即将爆发。
贵州阳明洞孤馆寒窗，青灯黄卷读明史。张学良在这里留下一首七律：
犯上已是祸当头，作乱原非愿所求。
心存广宇壮山河，意挽中流助君舟。
春秋褒贬分内事，明史鞭策固所由。
龙场愿学王阳明，权把贵州当荆州。
想当年，金戈铁马雄姿英发，何等豪迈风流；视如今，身陷囹圄，难耐寂寞，纵有美景良辰，又何能抚平躁动的灵魂。这是张学良被“管束”之后，第一次论及西安事变的诗。读其诗，仿佛感受到诗作者对从暗处泼来的污言秽语，在奋力辩驳，在极力抗争。正是：“犯上”“作乱”莫须有，一片赤诚可对天。
台北士林教堂，步入晚年的张学良虔诚皈依上帝，早已放弃明史研究，开始在家中养兰花。陈毅元帅曾赞美兰花“幽兰在山谷，本自无人识。只为馨香重，求者遍山隅”。张学良将养兰花看做是一种陶冶、一种享受、一种心灵的寄托。观赏兰花娉婷优雅的姿态，呼入带着幽香的气息，陶醉于一片宁静、高洁的气氛中，仿佛养花人也变成了山谷幽兰，超凡脱俗，纯洁高尚。1995年1月18日他亲笔写下一首小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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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张学良回首话当年（2）
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
主恩天高厚，富贵如浮云。
天若有请天亦老，人生百年如白驹过隙，像张学良那样经历过大富大贵、大红大紫；又像他那样经历过大风大浪、大劫大难的人，真是少而又少。唯其如此，这首小诗，无疑是张学良晚年对百年人生苦乐的总结。他的感受深邃，他的见解悠远。只有将富贵视若浮云、将虚名当成粪土的老人，才能从他的笔下流露出如此寓意深幽的诗句，他让所有见到这首华章的人们都为之心动。
张学良到了晚年，埋在心中半个世纪的话，陆续找机会倾倒出来。1990年5月31日，在台北圆山饭店，台湾80位国民党党政要员庆祝张学良90大寿，他坦然地对记者说出了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他说：“我同蒋总统存在政见之争，就是蒋总统主张要安内攘外，我就主张攘外安内，就是攘外就能安内，那么蒋总统说先安内，以后再攘外。从开始我们两人就存在这方面的意见分歧，但没有后来那么尖锐。”
谈及关于共产党问题，张说：“我根本不愿意剿共。东北军想回家乡是主题。他们要同日本人打。他们不愿意同共产党作战失去力量，想保存力量同日本人作战。当时，中国抗日情绪高，政府不想抗日，共产党利用抗日抓住了民心。”
张说自己坚决反对内战：“当时根本不愿和共产党打仗。实实在在地不愿意。”临潼扣蒋，是“尖锐到无法解决才断然发动的”。
当记者问道：“张先生，您是在西安事变后，同蒋总统一起坐飞机去南京，结果受到审判。为什么当时您会决定和他一起走呢？是有些什么原因吗？”
张答：“我过去说过多次。我是一个军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去南京是为了请罪，请罪包括把我枪决。临走，我把家都交给了我的一名学生，他是一个军长。我一当军人的那天，我父亲就教导我说：‘你要做军人吗？你要把脑袋割下来挂在裤带上’。”
记者问道：“您说，您送蒋回南京是准备受死。您当时有没有想到一去会软禁50年？假如时光倒流，您还会这样做吗？”
“我一定还是这么做！”张学良侧脸望着记者，语气坚定地说，“我是军人，需要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有什么后悔的！假如是现在，我还是会那么做。别说软禁50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记者们惊呆了，望着张学良那张满是寿斑的脸，发出阵阵感叹。50年的磨劫，并没有销蚀掉当年的少帅风骨。
有记者问：“那么事变中共产党究竟担当什么角色？对事变发生的态度如何？是赞成还是反对？”
“事变开始时共产党并没有参加。事情起来了，我们才把周恩来先生接来，谈此事该怎么办。他们没有预谋，他们也很惊讶突然出来这个事情，没有赞成或反对的意思。此事我说不出来。”
“那您觉得周恩来先生怎么样？您有无与毛泽东先生接触？”
“毛泽东我没见过，”张学良很爽直地回答，“周恩来先生我非常佩服。我们初次见面，他说我反应很快，我认为他也反应很快。这个人说话一针见血，没有什么委屈婉转绕弯。虽然他是那么大的一个政治家也是外交家，但是他说话直截了当，人很聪明，我俩见面感情极好。”
张学良晚年述说，他这一生有两大憾事：一、没能参加抗日；二、没能再见周恩来一面。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美国檀香山一家医院逝世。当天，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从北京给张学良先生亲属发出唁电，电文说：
惊悉张学良先生逝世，十分悲痛。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65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先生和杨虎城将军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10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此后，张学良先生虽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却始终淡泊荣利，晚年仍心系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企盼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张学良先生的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彪炳青史，为世人景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怀念张学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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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张学良回首话当年（3）
10月23日上午11时，那些悲伤的悼念者簇拥着张学良的铜棺，向美国檀香山郊区最大的公墓“神殿之谷”启灵。秋日的阴云，带来了一阵霏霏的细雨，那小雨似在为故去的中国一代名将洒泪祭祀。
“神殿之谷”处在一片茵茵的绿地中央，张学良的墓地恰好就在那片偌大的草地中间，它从地面上深深地凹了下去，从地面上可以走进一条一米深的地下人行道，沿着那条由水泥铺就的地道，一直走进墓穴前面就是铺满了花束的陵墓。左侧的墓穴一年前已经葬下他的夫人赵一荻女士，现在右侧是留给张学良的。
在一块块由花岗岩垒砌成的墙壁上，镌刻着张学良生前从《圣经》上自选的诗句作为墓志铭：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亦必复活！
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墓前鲜花簇簇，所有参加葬礼的亲友们，在陵墓前默哀。人们都为这位世纪老人的不幸去世心绪悲恸，哭泣之声越来越大，最后在沙沙秋雨中形成了一阵催人泪下的声浪，与太平洋的波涛融为一体，涌向台湾，涌向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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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上庐山，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年3月下旬，杭州西子湖边的一座别墅里，国共两党领袖人物开始了高层直接会谈。
周恩来向蒋介石重申了中共的立场和诚意，希望国民党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具体要求国民党做到以下六点：（一）陕甘宁边区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人数必须达4万余人；（三）3个师以上必须设立总部；（四）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表示愿意重新合作，口头答应周恩来提出的各项意见。并说了许多好话：“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又说“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帝国主义占领中国”，表示希望“即使他死了，也要不发生分裂。”
蒋介石要周恩来拿出一个与他永远合作的办法来，周恩来说，必须有一个作为双方行动准则的共同纲领。蒋介石没有表示异议，希望周恩来赶快起草一个共同纲领。
4月初，周恩来返回延安。中共中央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同意拟定共同纲领和合作宣言作为两党永久合作的基础。
6月4日，周恩来一上庐山。8日至15日，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宋美龄、宋子文、张冲也参加了。周恩来提交了《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的草案。但蒋介石却把这个纲领草案抛在一边，提出了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其目的是从组织上把共产党融化在国民党内。又公开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使谈判陷于僵局，6月18日周恩来返回延安。
7月初，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到达上海。正好在到达上海的晚上，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了。周恩来一行随即二上庐山。就在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的当天下午，蒋介石亲率张冲、邵力子与中共代表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举行谈判，双方的谈话都有诚意，富有成果。但也有重大分歧。在承认边区政府的同时，国民党拟派官员担任边区政府主席，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安排上，不同意红军设总指挥部，坚持派员参与红军军事指挥，谈判又陷于僵局。
7月20日蒋介石由庐山返回南京，蒋介石下山前，他的国策顾问、正在庐山养病的陈布雷前来话别，蒋介石看着他心爱的“文胆”，忽然叹了口气说：“周恩来也来庐山，与我谈判红军改编的事。”说到这里，他凝思着说：“周恩来是个人才啊，我们党里像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啊！可惜，可惜，不能为我所用！”显然他为对手高超的谈判艺术和随机应变的才能所折服。7月28日，周恩来一行再次回到延安。
8月10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应邀到南京参加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8月13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大战火烧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区，蒋介石此时认为，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再难避免，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共同作战。于是，国共谈判从长期拖延不决的状况随之急转直下，迅速得到解决。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115师师长林彪；第120师师长贺龙；第129师师长刘伯承。
另将原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新编第四军（新四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接着发表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经过九个多月的艰苦谈判，历史的车轮把中国革命带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实现，开始了全民族抗战的新局面。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及时转变了政策，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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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1）
中日战争，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敌强我弱，相差悬殊。1937年日本已武装250万人，可供前线使用兵力100万，还可征壮丁200万。日军经长期法西斯主义和武士道精神训练，陆军武器装备也比中国先进得多。海军舰艇190万吨。航空队约2700架，其中陆军飞机1480架，海军飞机1220架。
到抗战爆发时，国民党总兵力约170余万人，经过整顿能用于前线者只有约100万人，空军各类飞机约600架，预定使用第一线作战飞机305架，海军舰艇总吨位11万吨，仅及日本的十八分之一。
这种敌强我弱的实力对比，曾使蒋介石产生“恐日症”，1934年曾散布过“三日亡国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只是表象。从战争的全局、战争的本质分析，还有敌小我大，敌退步、非正义，我进步、正义，敌在国际上寡助，我国进行的是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哀兵必胜等多种因素。军事上敌强我弱是暂时的，我之长处敌之短处将是决定战争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