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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方永刚笔下的蒋介石-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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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也非常高兴,他会利用孙夫人、孔夫人来到重庆大造舆论,借以改变孤立待援的地位,大树抗日民族领袖的高大形象。 
  当日正午时分,宋氏三姐妹飞抵重庆,降落在重庆的珊瑚坝机场。侍从室主任张冲向宋氏三姐妹致欢迎词,并再三解释说委员长正在主持一个重要军事会议,不能亲自前来迎接三位夫人。前面有警车开路,宋氏三姐妹的小车驶出机场,开向市中区方向。山城沐浴在融融春光之中,歌乐山一片葱绿,道路两旁鲜花盛开。消息传开,山城人民热烈欢迎三姐妹的到来。《大公报》发表短评说:“孙夫人此次到重庆来,无论其任务有无或大小,都是团结的有力象征。” 
  宋氏三姐妹在重庆的日子里,不辞辛劳,四处奔波,以实际行动向人们展示了她们心中所系的团结抗日、民族解放的大业。她们共同视察了重庆的一些战争设施、医院、孤儿院、工厂、学校。她们走到哪里,都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 
  4月7日,蒋介石黄山官邸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宋美龄在此邀请重庆市妇女界举行欢迎她的两位姐姐的聚会。下午4时,冯玉祥夫人李德全、邵力子夫人、吴国桢夫人、英国驻华大使的夫人等180多位重庆妇女及国际友好人士前来参加茶会。茶会在松厅前面的草坪上举行。 
  宋美龄首先向大家介绍两位姐姐,三姐妹联袂出现在大家面前,使与会的中外来宾兴奋异常,认为这是难得的会见。宋庆龄神情自然、质朴、安详、恬静,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宁静美;宋美龄神情活跃、自信、高傲、大度,有一种洋洋自得的神态;至于宋霭龄则表现出一种豪华、气魄、冷漠、自尊,有一种矜持拘束的情状。会场的人们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宋美龄赞扬了两位姐姐抗战以来的有益而积极的工作,她说:“我这次到香港求医问病,有机会和我的大姐、二姐愉快地一起生活了一个月。现在,两位姐姐又接受我的邀请,一起来到重庆,我感到特别高兴。抗战以来,孙夫人在国外努力做宣传工作,孔夫人在上海为伤兵和难民做了不少工作,最近她们在香港推动伤兵之友运动。”他代表全国妇女,要求宋庆龄、宋霭龄长驻在重庆,领导妇女工作。全场再次响起热烈掌声,表示赞同这一提议。接着,宋庆龄、宋霭龄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蒋介石在参加完一个会议后,也兴冲冲地回到官邸参加茶会,并做了简短的讲话:“孙夫人和孔夫人到重庆来,不仅是全国的姊妹们喜欢,而且是全国的民众都喜欢的事情,因此,我代表全国民众表示欢迎。”蒋介石愉快地同三姐妹一起招待各位来宾,并与三姐妹一起合影留念,这只有在抗战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才有可能留下四人合影。 
  4月8日,宋庆龄为重庆《新华日报》题词:“抗战到底。”同一天,宋氏三姐妹赴“伤兵之友”社总医院——第五陆军医院慰问伤兵。 
  4月18日,宋庆龄、宋美龄、宋霭龄应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邀请,向美国民众作讲演,由美国电台向全美转播。8时整,三姐妹进入地下播音室,开始用英语向美国听众作广播讲话。 
  宋庆龄第一个致词,他严厉谴责日本侵略者说:“民主国的朋友们:中国人民艰苦抵抗日本的军事侵略,很快就要满三年了。日本借着它拥有的优越武器,在开战以前,曾向世界夸说,要使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于三个月内,向日本屈服。可是我们中国,曾经始终不屈地作有效的抗战,在33个月以上,而且抱定了继续抗战的决心,自信必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太平洋和全世界人民的将来历史,一定和以前不同,且将更见光明灿烂,因为中国不愿做奴隶的四亿五千万人民,已经拿起了武器,争取自由,同时也是为世界人类,为你们大家争自由。”演讲完毕,宋庆龄心情十分激动,久久不能平静。 
  

抗日结同心,宋氏三姐妹联袂到重庆(2)
播音室里接着传出宋霭龄的语调。她着重讲了中国抗战的团结问题,激烈抨击了汪伪政权的叛国行径。她说:“南京那幕可怜的丑剧,那所谓政府也者,完全是一个笑话,这是人类智慧上的一个侮辱。它不能代表中国,它只是政府污水中的渣滓,这些日本利用的工具,是中国人所诅咒的叛徒,世界上任何有自尊心的国家,都会加以唾弃的。” 
  宋美龄用流利的美国南方口音向美国民众讲述了中国抗战对美国、对世界的重要性,她批评了美国纵容日本侵华的绥靖主义政策,要求美国停止支持日本侵华,转而支援中国击败日本法西斯。她说:“中国为了正义已经经过了将近三年的流血和困苦的奋斗,我们请你们制定美国法律的国会议员,对下列两件事必须做到,一是对于侵略不再表示恐惧,二是停止鼓励侵略的行动,也就是对日禁运汽油、煤油以及其他战争原料。” 
  她提醒美国国会议员说:“我不知道贵国的国会议员是否想到,万一中国为日本的武装征服了,将发生何等的情形?结果是很明显的,日本将保有它完整的海陆空军实力,并且可以利用中国的领土、人力和资源与民主国家为难。日本会给民主国家以强大的打击,抢夺印度###、缅甸、马来群岛、荷属东印度、澳洲和纽西南等地。假使发生这类惨剧,一定有可怕的结果。据说日本的海军正在疯狂的加以扩充,秘密建造了几条大型战舰,一有机会它侵占荷属东印度是很容易的举动。……如果列强不认识援助中国抗战的重要性,日本就有获得这种侥幸收获的可能。那时节,世人将会公认,中国的功绩对于整个人类是怎样珍贵的贡献。” 
  她最后说:“问题只在能不能对我们表示正义的同情,这个问题只能让美国人民美国国会议员给我们一个答复。炸弹的爆炸声虽使中国的同胞震耳欲聋,但是仍旧渴望着听一听贵国方面的答复。” 
  宋氏三姐妹同时登台向美国广播讲演,显示了中国人民团结抗战,誓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三姐妹的讲话,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种舆论朝着有利于中国的一方倾斜。 
  历史已经证明,宋美龄预言日本一旦得逞“必然给民主国家以强大的打击”之后,不久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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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投敌叛国,死无葬身之地(1)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日本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战略方针,首先把汪精卫集团拉过去,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分裂。在国民党的政治舞台上,蒋介石和汪精卫是一双冤家对头,这两个人从广州斗到武汉,又从武汉斗到重庆,再在重庆和南京间斗下去。他们二人是分分合合,但总是各怀心腹事,合是表面的、短暂的;分则是深层次的、自始至终的。他们都以孙中山的嫡传弟子自居,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又都曾篡改孙中山的思想理论,为己所用;他们都曾高举着联合共产党进行民主革命的旗帜,又都反转头来,血腥屠杀共产党人。他们在国民党政坛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翻手行云,覆手作雨,偶然间以左派面目出现,刹那间又现出右派原形,变脸技能比沙漠中的蜥蜴还快;时而一个下野,忽而一个出国,走马灯一样,变换着花样。这中间的是是非非很难一下子说得清楚,好在国人“司空见惯浑闲事”,不以为然了。 
  然而,说到蒋、汪二人的分分合合,在抗战以前,多是政见不同之分歧,个人名位高低之争斗,以个人利害的成分居多。《诗经》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发生在抗日战争中的这场斗争,性质却和以前完全不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团结御侮,是每个中国人的神圣责任。爱国与卖国,大是大非,连三岁的孩子都明明白白,汪精卫竟然走上了背叛民族、背叛国家的不归路。 
  对于日本人的诱降,蒋介石有过彷徨,有过犹豫,有过动摇,但没有上钩,这是难能可贵的。蒋介石站在人民大众一边,抗击日本侵略,赢得普遍赞誉,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日本人对蒋介石是很恼火的,1
  937年曾决定不承认蒋政府,1938年1月又声明不以蒋介石为对手。 
  而汪精卫则截然相反,他认为抗战必亡,他不满蒋介石对美英帝国主义的依赖,
  又不满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大权独揽。他只顾个人私利,把民族大义置诸脑后,投敌叛国,甘心做日本的儿皇帝,以满足一己之私欲,成为民族的败类,终于落得身败名裂,变为不齿人类的狗屎堆。“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历史是一面镜子,是半点掩饰不得的。抗日战争是块试金石,蒋介石是条龙,而汪精卫不过是只虫。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汪精卫投敌叛国也并非偶然,抗战开始,他就是“低调俱乐部”的后台老板,为全民抗战的热潮频泼冷水,调高嗓门喧嚷“抗战必亡”。私下里,派出心腹密赴日本,进行协商,“交涉和平”。而他自己当汉奸的决心,早已下定,随时窥测时机,以求一逞。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终于得到机会出逃了。那天,蒋介石召集年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这个会,作为国民党的副总裁是可以不参加的,恰巧,这时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参谋长刘耀扬来到重庆,他手里有几张飞往昆明的飞机票,汪精卫一听,喜出望外,忙对他的夫人陈璧君说:“马上走!”就这样,以汪精卫为首的一群汉奸,包括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君慧等十余人在珊瑚坝机场登机飞往昆明。汪精卫做贼心虚,深恐出现变故,第二天便乘包机飞往河内,开始了他们的汉奸生涯。 
  1938年12月21日,蒋介石在西安主持军事会议,接到龙云的报告,吃了一惊,这一天,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唯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在汪精卫抵达河内三天以后,即12月22日,日方发表招降声明——《调整对华外交方针》即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核心是要中国放弃抗日斗争,承认伪满洲国;在以防共的名义下,日军拥有在内蒙的驻军权;并允许日本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26日,蒋介石发表《驳斥敌相近卫荒谬声明演说》,指出:“这是敌人整个的吞并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汪精卫投敌叛国,死无葬身之地(2)
在近卫发表声明一周后,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的叛国“艳电”,劝诱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妥协求和。要求蒋介石响应近卫声明,以日本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点为依据,实现中日“和平”。 
  汪精卫的“艳电”对重庆政府来说,是一次政治上的冲击。蒋介石耐着性子听毕电台念完“艳电”全文,已怒不可遏,“娘希匹!卖国贼!” 
  1939年的元旦是充满愤慨的。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日行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一时间掀起了巨大的反汪讨逆潮。 
  元旦下午,国民党中常会继续召开会议,由蒋介石主持做出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同时撤销一切职务。 
  不久,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蒋总裁,拥护其中央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定。周恩来在重庆发表谈话指出:“汪之行动既不能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亦不能损害中国抗战的力量。”国民党的抗战派何香凝,民主党派抗战人士沈钧儒、陶行知、史良等,都通电讨汪。全国规模的声讨汪精卫卖国的怒潮,使汪精卫汉奸集团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蒋介石在对汪精卫进行争取失败后,为了根除后患,就动用了蓝衣社特务组织,戴笠派天津站长陈恭澍为刺汪行动组长,到河内执行刺杀汪精卫的任务。 
  汪精卫住在河内高朗街27号,这是一座三层楼的小洋房,四周是小花园,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夫妇分别住在三楼的两间卧室里。二楼为会客室及其他随行人员卧室,一楼为汽车房及服务人员、卫士居住。据陈恭澍回忆,他们为了狙击汪精卫,在住宅对过租赁了一幢房子窥察了一个多月才动手的。因此对汪寓的生活起居状况和各个卧室都调查得一清二楚。 
  一切准备就绪,戴笠得到蒋介石的命令,1939年3月19日,刺汪行动小组组长陈恭澍接到戴笠从重庆发来的电报,要他们开始行动。3月21日午夜以后,6个刺客用斧头砍断了竹篱,爬进了花园,用人梯方法攀上窗门。再用钩索爬上三楼,进入走廊。一个意外情况,使行刺行动功亏一篑。20日晚上,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带着小孩从香港来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大房间让给曾仲鸣夫妇,汪精卫搬到另一间卧室。刺客们不知道这个变化,便冲向曾仲鸣的卧室,砍破房门,枪口集中向曾仲鸣射击。一阵乱枪,刺客们以为目的已达到,立即逃走。曾仲鸣则因为胸部被击中3弹,伤重毕命,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 
  汪精卫成了惊弓之鸟,在日本特务的保护之下,失魂落魄,于4月下旬秘密乘日轮到上海。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陈耀祖、高宗武、董道宁等11人乘日本海军飞机到达东京。汪精卫此行的目的是向日本主子请示建立汪伪政权问题。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方针》。汪精卫集团向日本主子献上《收拾时局具体办法》,乞求主子恩准。6月16日,五相会议通过汪伪拟定的《办法》。 
  汪精卫按着日本主子的旨意,建立的所谓“中央政府”从人员组成到指导方针,乃至成立日期,都得由日本点头许可,说明汪精卫将要建立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傀儡政权。最让汪精卫集团在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是,日本人规定,汪伪政权采用青天白日旗时,须在上面附上一块三角形黄布片,上写“###和平建国”字样。6月18日,汪精卫乘着日本海军赠送的鹣鸟号飞机,以及日本人从中国海关“关余”中拿出1800万日元,给他作活动经费,返回上海。 
  汪精卫首先看到的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五院院长于6月8日共同签发的《通缉汪精卫令》:“……汪兆铭违背国家,罔顾大义,于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潜离职守,妄主和议,并响应敌方谬论,希冀煽惑人心,阻挠大计。经中央加以惩戒,犹复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于上月秘密赴沪,不惜自附于汉奸之流,与敌往还,图谋不轨,似此通敌祸国之所为……政府如尚曲予宽容,其何以伸张国法,慰我军民,应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纪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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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投敌叛国,死无葬身之地(3)
1940年3月3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全国性伪政权“国民政府”在日军刺刀的护卫下,于南京粉墨登场。在他身边,昔日的无聊政客、###老手、北洋渣滓、失意军人、民族败类现在都沐猴而冠,一个个都是“国民政府”的部、院、会头目了,只见他们弹冠相庆,得意忘形,“望乡台上看大戏——乐不死的鬼”,演出了一场“还都”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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