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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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总长：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31岁。
次长：魏宸组，字注东，湖北武昌人，27岁。
内务总长：程德全，字雪楼，四川云阳人，52岁。
次长：居正，字觉生，湖北广济人，36岁。
财政总长：陈锦涛，字澜生，广东南海人，42岁。
次长：王鸿猷，字子匡，湖北咸宁人，34岁。
司法总长：伍廷芳，字秩庸，广东新会人，70岁。
次长：吕志伊，字天民，云南思茅人，31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绍兴人，44岁。
次长：景耀月，字太昭，山西芮城人，29岁。
实业总长：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59岁。
次长：马和，字君武，广西桂林人，32岁。
交通总长：汤寿潜，字蛰先，浙江绍兴人，55岁。
次长：于伯循，字右任，陕西泾阳人，33岁。
枢密院顾问：章炳麟，字太炎，浙江余杭人，43岁。
法制局局长：宋教仁，字遯初，湖南桃源人，30岁。
第一部分第一任临时政府的人事安排
在孙中山与黄兴等商讨组织政府和行政人选时，二人都有意以同盟会的高级干部为班底。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是眼大于腹了。
首先，这次武昌起义，各省纷起响应，原是基于清政府墙倒众人推的形势，同盟会所出的力量只是一部分，可能还不是主要的一部分。中山和黄兴二人都是以声望取胜。中山初抵上海时，革命军正在闹穷，当时谣传他带回华侨所捐巨款，足解燃眉。新闻记者也就以此相问，孙中山答曰：“余一钱不名也。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耳。”中山的好口才虽能使听众大鼓其掌，然亦显示出，在这次联合推墙的众人之中，他除声望之外，并无特殊政治实力也。
至于黄兴，那更是个有将无兵的光杆司令。他初到武昌时，也是靠声望将兵，黎元洪及其他与三武（孙武、张振武和蒋翊武）齐名的革命诸小将，对他暗中也颇多嫉忌之心。汉阳一败，他就只有黯然而去了。其后光复南京之战，虽打了胜仗，但是江浙联军又岂是这位湖南骡子的子弟兵呢？在那个上阵必须子弟兵的时代，从天而降的光杆司令（后来国民党军队中的俏皮话叫作伞兵司令）是很难的，甚或是无兵可指挥的。且看近代中国军事转型史，民国时代的军队系统，从袁世凯的小站开始，哪一路武装不是子弟兵？当然子弟兵这桩封建残余（洋人叫feudalistic remnant），在历史转型的过程中，最后一定会被转掉的。军队国家化是中国军事转型史中的一个必然，任何人也不能逆转之。吾人对此项军事转型，至为乐观也。
但是话说回来，在那个混乱的民国初年，去古未远，带子弟兵却是为将之必须，光杆司令永远只是个荣誉头衔罢了，而黄兴那时无疑就是个光杆司令。因此在内务总长这一职位上，孙、黄二人的内定人选，原为他们最亲密的革命伙伴——那位光芒四射、才气逼人的宋教仁。也正是因为他光芒四射，所以招致党外（且借用一个现时名词）人士的嫉忌，甚至同盟会内也有反对的声音。中山不得已，只好改荐原江苏都督、前清巡抚、亲立宪派的老官僚程德全了。虽然在前清的官僚之中，程氏还算是一个新派人物，但是这个政府的内务总长之为宋与为程，其性质就截然不同了。为宋，它就显然是个革命政府；为程，它就显然是个新旧杂组的“拼盘”了。这个“拼盘”再加上一个立宪派的张状元季直（实业总长，1894年甲午战争那一年中的状元）和汤进士寿潜（1892年进士），那就成为“拼盘之拼盘”了——张、汤二人都是前清极负时誉的立宪派中坚。光复前，张、汤二人分任中国东南最具影响力的江、浙两省的谘议局议长，而汤且是杀害女革命者秋瑾的主谋。
教育总长原内定为章炳麟，亦以章氏不孚众望而改荐蔡元培。然中山为笼络这位曾公开反孙的国学大师老同志，乃特设一枢密院顾问之高位以安置之。但是倨傲的章疯子却不屑俯就。章炳麟虽曾为同盟会会员，但他也是光复会的发起人。这两个革命团体就始终未尝统一过。这时两派尚且争权甚烈。光复会的另一巨头陶成章，竟被当时上海都督陈其美派盟弟蒋志清于1月14日枪杀于上海。此后两派斗争无已时。光复会老同志逐渐与老立宪派结盟以抵制同盟会。凡此皆可看出中山当时的妥协性。孙中山是位个性倔强、胆大泼辣的革命者，不是个轻意妥协的人物。他这次之所以如此妥协者，实在是他知己知彼也。只有这么大的实力，得大位已逾份，不妥协又如何呢？
外长一职，众意应属伍廷芳。伍氏粤籍，然出生于新加坡，按理曾为英属海外公民（British subject）。伍氏精通双语，受法学教育于伦敦，并领有英国律师执照。后来在香港开业，为英籍华民之第一位律师。后又被选任为立法局议员，亦为香港华裔之第一人。然伍氏在一全白的殖民体系中，做一个低声下气的二等官僚，显然心有不甘，乃转回祖国之大清政府任职，竟累迁至头品大员，任外务部右侍郎（相当于今之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后又外放为钦差大臣、驻美公使，可谓官高位显，一帆风顺。然伍君深入“酱缸”（且用一个柏杨术语），目睹清廷官僚之不可救药，武昌炮声一响，乃立即附义，并出任军政府对外交涉之总代表。此一要职，当时革命阵营中，伍老之外无第二人也。迨中山出任总统，乃改任伍氏为司法总长，而以外长一职畀之刚从耶鲁卒业之毛头小子王宠惠，而王自知两人经历不能相比，不敢接任。其实中山暗中有意自主外交，而欲王氏挂其名，佐理之而已。王遂成为当时最年轻之总长。
第一部分总长取名，次长取实
中山这个新政府，虽难免是个革命与立宪各派的大拼盘，毕竟还是同盟会的成员更有朝气，更有组织，也更有群众，因此在黄兴的积极筹划之下，他们乃舍名取实，把部长以下的位置，由同盟会会员一举包揽。试看上列次长级名单，便知次长级人选，除汤芗铭一人之外，全部都是年龄在三十上下的同盟会青年骨干。
其实汤芗铭亦同辈中人，1904年留学巴黎时，曾入盟于中山之革命组织，继而后悔，与同伙偷割孙公皮包，窃回文件，颇为同学、同志所非议，因与革命党绝缘。然汤亦才士，冲幼进学为秀才，17岁中举。后来又入北洋海军学堂习海军（一说为福州船政学堂，似不可信）。旋由鄂督端方资送法国留学。割破中山皮包之后，遂潜往英国续修海军。回国后在海军提督萨镇冰之下任职。武昌起义时，萨镇冰奉命率海军舰艇，溯江援鄂，芗铭亦随往。此时其长兄汤化龙（1874～1918年，1903年进士，曾任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武昌起义后，在军政府任民政总长）乃致书芗铭，嘱其策动萨镇冰率海军附义。萨虽未接受，然终于弃军而去，所余舰艇数艘，遂指定由资望较深的海筹舰长黄钟瑛与汤芗铭统率，加入革命阵营。沿江助战有功，此时乃由黄兴荐黄钟瑛为海军总长，汤为次长。黄初提名时，同盟会会员对汤曾有异议，卒因中山不念旧恶，乃得列名内阁。
其他次长也都是同盟会中的杰出才俊，如蒋作宾、居正、马君武、于右任等，在后来的国民党政权中，多据决策高位。历史学家对他们还有得说呢，在他们锋芒初露之时，就犯不着多加交代了。不幸革命党人内在的分化，这时亦已渐趋明显。孙公这个新内阁，虽然少长咸集，而革命首义地区的武汉，以三武为代表的先锋人物中，除一位历史反革命黎元洪之外，几乎全部见遗于圈外，难免给民国以后的历史埋下了矛盾的种子，此是后话。
在这个临时政府所谓的国务委员中，尤其是次长级的激进分子，他们都是和孙大总统同进退的，在袁世凯着着逼人的形势之下，从中山开始，全部阁员，自始即深具五日京兆之心。中山早在返国途中，盱衡国事，计较各派实力，便深知将来总统一职非袁莫属。及抵国门，听取诸家议论，所说尽同，因此孙公后来虽当选总统，并正式就职，仍立电袁世凯，告之备位以待。发了数通中文电报不算，孙公还以英文投书《字林西报》，公告国际，以昭信守，促袁反正。用心纯正，溢于言表，至为感人。记得《史记》上有段故事说，刘邦与项羽本有“先入关者王之”之约。后来刘邦先入了关，但衡量一下实力，却不敢“王之”。在鸿门宴之前，他拜托项伯，捎信给项羽，解释说：
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见《史记·项羽本纪》）
吾读民国元年孙公致袁世凯诸电文，真如幼年所背诵之《项羽本纪》也。刘邦、项羽、孙文、袁世凯都非等闲之辈。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岂不信然？只是刘项之争，纯系个人权位；而孙之让袁，治史者平心而论之，实旨在为国为民，未可与刘、项、袁三人等量齐观也。
总统制乎？内阁制乎？
正因为临时政府的过渡性太重，在袁氏赞成共和逐渐具体化，继任总统的愿望已非常明显之时，孙公临时政府的主要任务，便是确立一个怎样的制度，以约束这位飞扬跋扈的下届大总统了。
按法制常规和宪政学理，只有宪法才能对总统加以约束。但是民国体制原是模仿美国的总统制建立的，总统权力甚大。当初建制之时，宋教仁曾力主采用法国的内阁制，而中山以为不可。盖内阁制原为架空皇帝或独裁元首，以首相当国（如英、法和日本）的虚君制。宋教仁，这个年仅30岁的小家伙，那时雄心勃勃地想做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所以力主内阁制。但是中山认为，既然建立民国是要驱除鞑虏、推翻王室，则中国政府就没有再设虚君的必要，所以坚持采取美国的总统制。如今眼看孙公就要让位于袁，袁可不是个省油灯，要他削减权力，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恐怕是与虎谋皮。革命党人认为在袁氏就职之前，就应立法加以约束，好让袁老四去做个虚君。因此就通过约法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了。谁知这一改，就改出纰漏来了：袁世凯抵死不做虚君，宋教仁却又拼命想做首相。政治矛盾要用枪杆解决，民国因此逐渐变成军阀的天下了。悲夫！
第一部分《民元约法》之诞生
上一节已说过，中山出任总统的法律依据是各省都督代表会于1911年12月3日所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因此在临时政府行政部门的组织逐渐就绪之时，立法部门亦在逐步建立。孙公就职未几，各省都督代表会即决定组建临时参议院为最高立法机关，并通知各省，每省选参议员三人至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在独立诸省之参议员有半数以上抵达南京之后，参议院乃于1月28日正式成立。先后到直、奉、豫、江、浙、闽、皖、赣、晋、陕、湘、鄂、粤、桂、川、黔、滇等17省参议员38人。公举福建参议员林森为议长。集会逾月，制定各项法律规章数十种。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当然便是由原《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所改订的暂代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了。
这项后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了极大作用的所谓《民元约法》，内容共有七章五十六条。除了现代民主共和国所应有的主权、人权、政权、治权、疆土、法院，以及模仿美制上下两院的国会等一般条文之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临时政府的模式由原有的美国式的总统制，改成法国式的内阁制了。约法规定，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因此大总统就变成虚位元首了。此一约法几经研讨，终由孙文大总统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
这一着明显地是针对袁世凯而设计的。将来中山如让位与袁，袁大总统的职权和现在孙大总统的职权，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实质上，这是同盟会所掌握的参议院对未来的大总统所投的“不信任票”，如同大相国寺菜园里的一群张三李四想对新到的和尚鲁智深来个下马威，乘他立足未稳，便把他摔到粪窖里去的一厢情愿的安排。谁知力有不逮，反而助长了和尚在菜园里的权威，其结果实非动议人始料所及也。
不过，在孙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为时不足三月，建国架构便颇具规模。不论总统制也好，内阁制也好，三权分立，像模像样，上至宪法人权，改历易服，下及放脚剪辫，巨细靡遗，法制粲然，虽百世可知也。立国创制，虽是群贤合力，究竟是一人领导，功不可没。
袁世凯的养敌、逼宫和摊牌
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也算一个悲剧人物。两千年帝王专制的政治传统，绝然不能转变于旦夕之间。因此他纵想做个真正的民主大总统，不但他本人无此智能条件，他所处的时代也没有实行民治的社会基础。他如要回头搞帝王专制，甚或搞君主立宪，这些形式在当时的中国也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客观历史早已注定他这个边缘政客（marginal politician）不论前进或后退，都必然是个失败的悲剧人物。然这一形势，百年之后的历史学家虽洞若观火，百年前之当事人则身在庐山中，当局者迷，不自知也。因此当中山于民国元年不懈地为将来的民主政治搞百日创制之时，袁某却在为他自己的政治前途造势。袁世凯的政治智能多半离不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武昌起义导致袁氏东山再起时，袁的政治方略便发源于传统模式。大体言之，其政治方略可分三步，那就是养敌、逼宫和摊牌。
袁氏知道，革命派只可养，不可剿，剿则兔死狗烹。他也知道，大清气数已尽，是扶不起的阿斗；纵是可扶，他也无扶清灭孙的兴趣和义务，而且不论做皇帝还是做总统，都少不了他一份。要达此目的，则他的前辈和老师——王莽、曹丕、刘裕、朱全忠、赵匡胤，都曾明白地告诉过他，正常的程序应该是：乘势抓权，然后逼宫受禅。继位之后，那就与原先助势的造反派——如今的革命派摊牌：或做你们的总统，或做寡人的皇帝，因势制宜可也。
第一部分老办法的养敌自重（1）
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所搞的那一套养敌自重的把戏，细说起来就像一部很复杂的政治小说，写在历史书上就稍嫌繁琐了。提纲挈领，大致是这样的：袁世凯在清末，自从1901年（是年，袁42岁）继李鸿章之后受任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时起，宰相当国，权倾一时，直至1908年被摄政王载沣强迫退休，几乎被杀为止，他在任内的成就，大致有军、政两大类。在军事方面，当时中国国防军的主力，从袁的小站练兵时起，渐渐发展起来的所谓北洋六镇（师），都抓在他手里。军中将校只效忠于袁，袁之外几乎无人可以随便调动。而这六镇正规军，不但器械精良，训练有素，其尤为难能的是，革命派始终未能渗透。直至武昌事起，正规国防军将领之中，除吴禄贞一人之外，再无第二人与革命派有任何历史渊源，纵是吴有心革命，其部属亦皆在袁世凯的遥控之下，吴亦难指挥如意，这样吴才招致杀身之祸，而终无法撼动六镇的基础。
然袁世凯在清末，毕竟是个新人物，在政制上的成就，也有值得肯定之处。要言之，当时的立宪运动，袁也是主要的推动者。各省所成立的谘议局，亦均为亲袁人士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