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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ㄈ韫�的《辛丑条约》上明文规定的。那时列强由于不信任以任何方式组建的中国政府，为便于随时可与中国政府交涉，他们要求把外务部提升为首要部门。外务部尚书等于是内阁中的第一副总理。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那个风雨飘摇、变化无穷的中国政府，随起随伏，都无损于他们的利益。洋人既如此要求，中国官僚又何敢说一个不字呢？因此在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里，外交总长也是内阁里的首席总长。其后，北京政潮起伏，直如儿戏，而做外交总长的往往都做了署理阁揆，甚或实授阁揆了。像后来的陆徴祥、王宠惠、顾维钧，都做过内阁总理，就是这个道理。
　　　　再者，那时搞外交的职业官僚（technocrats）　一般都各有其国际背景。他们平时以纯技术本领，徘徊于中国各实力派政团的夹缝之间，干禄公卿，等候雇用。那些横行中国的军阀们，谁都不敢开罪他们，有时还要倚赖他们来寻找通洋之道呢！在那个时代，中国国内的任何政治派系都竭力寻找国际路线，以夺取政权，或巩固政权，有的甚至为此不惜丧权辱国。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时代，知道这项内幕运作的专家，莫过于三朝元老的顾维钧先生了。他腹笥之广，笔者不知有第二人也。可是顾公本人也卷入其中，未便畅所欲言。然笔者每从旁代为点出，顾公亦微笑颔之，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嘛。笔者当年亦曾把他们的故事尽量加以发掘，并写入《顾维钧回忆录》的英文原稿。不意这些故事后来竟被核稿人通统删除，因为万页原文已嫌太长，容纳不下题外之言，为之奈何哉？
第二部分黄兴留守南京收拾烂摊子
　　　　上述袁、唐新内阁的另一特点，便是黄兴所主持的所谓南京留守了。今且谈谈他在南京留守任上的职责，再及其他。
　　　　南京留守，事实上是收拾烂摊子。辛亥革命虽然只革命了83天（从1911年10月10日到1912年元旦），也并没有打过几场热仗，但是却把个处处有啼痕的东南弄得遍地皆兵。处处皆自认为对革命有功的开国革命军，自然也包括安徽拿两个“咸鸭蛋”就光复了芜湖的一批革命小将。那时的东南各省是遍地黄花开。你如能聚众两三百人，就可自封都督，有时甚至泛滥到一省九督的程度。清军既不来剿，他们彼此之间为着争地盘，往往就互相砍杀了。在上海，陈其美杀了陶成章；在长沙，谭延辏�杀了焦达峰；在武汉，黎元洪假手袁世凯诱杀了张振武。这些都是当时革命阵营中自相残杀的例子。
　　　　这样有功于革命的大小部队，当时在南京留守管辖之下的总共有30万人之众。黄留守如是个野心家，或生就个军阀胚子，那他大可乘势学学袁世凯的小站前科或蒋介石的黄埔经验，将这30万留守部队，汰弱留强，提炼10万精兵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上与袁氏争半壁河山，下与阎锡山、唐继尧、陆荣廷同步，裂土封疆，做个民国藩镇、一省军阀，又谁曰不可？然字习东坡，文宗韩柳，熟读圣贤之书，高风亮节的大革命家黄秀才，有所为，有所不为也。贤明读者批览拙文，可能嫌在下对黄大元帅过誉了。其实不然。吾人遍读近代中国革命史，对我革命先烈，实有由衷之崇拜。试问黄花岗上七十二先烈（其实不止此数），何一而非黄秀才哉？黄君身在前敌，指断未死，固亦幸存之活烈士也。再看我抗战八年，前仆后继之数百万将士，其死国之惨烈，可胜言哉？朋友，为着民族生存，为着人类公理，我千万先烈，死且不惧，区区裂土封侯之虚荣，美妇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恋？我辈执笔文人，每觉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酱缸，肮脏污染之外，一无可取，果尔，则吾人对上述千千万万之烈士圣贤，又何以交代？正因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黄兴一类的贤人烈士，才能抵制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而未至于绝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试溯旧史，辄至感慨万端，有时且垂涕停笔，不能自已。历史学家也是人嘛！虽尽量压抑人皆有之的情感，仍难期其入至善之境也。读者贤明，当能体验之。
　　　　恩饷与外债
　　　　长话短说，黄兴那时在南京留守任内，他所真正致力的，便是怎样收拾这个烂摊子，遣散这些烂部队，好让革命后的国家有个喘息的机会，来从事和平建设。吾人要了解，革命就是打天下。革命党如今打了天下，从积极方面来说，他们有建设国家的任务；从消极方面来说，他们也有参加朝政，甚至升官发财的权利。谁知他们打了天下之后，革命果实竟被一个前清老官僚一手揽去。当初的革命者在孙中山解职之后，竟弄得四大皆空，无事可做。如今黄大元帅既然还留守在职，南京应该是失业革命家和相关人士谋取一官半职的帅府。因此求职人士挤满金陵客舍，弄得留守官邸也八行盈尺（旧时代的书信格式是每页八行），黄留守头大如斗。求职者挥之不去，只好登报声明，不能徇私，无职可给。
　　　　黄留守官署这时估计，要遣散30万官兵，最低限度的恩饷（遣散费），非250万两不可。留守处哪有这笔巨款呢？依法报请北京国务院索饷，初上任的唐总理也两手空空，除举外债之外，别无财源。但是外债又岂是好借的呢？清末列强为着筑路、开矿、谋取特权和厚利，原有所谓四国银行团（英、美、德、法）和六国银行团（另加日、俄两国）之组织。这些列强对中国原来是要搞领土瓜分的嘛！例如，英国要占西藏，俄国要占新疆、蒙古、满洲，日本要占南满和闽南……但是它们彼此嫉忌，分赃不均，弄得各国势力相持不下（under　the　balance　of　power），英、美两国因而推动了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列强利益均沾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后来，列强以义和团杀了洋人为借口，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最后我们竟能只赔款，不割地，也算是李鸿章办弱国外交的一个奇迹吧！
　　　　这次唐内阁由于样样需钱，而财源无出，不得已乃向四国银行团商借外债白银8500万两。在签约之前，并乞先垫3500万两，以济燃眉。四国原已答应垫款，然日、俄闻报抗议，坚持分润，中国不得已乃改向六国银行团商借。可是日、俄又另提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盖满、蒙早被日、俄两国视为禁脔。事关满、蒙，应向日、俄分别磋商，不应让四国银行团乘机介入。而四国行商，又因不信任中国官僚，纵允借款，亦应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斯非稍有立国尊严之任何主权国家所能承受，而环伺列强，对中国则视为当然，辱华之甚，不忍卒言。后来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终因无法对付内外夹攻，在政、经两途俱走入绝境之时，任职未及三个月，便失踪而去，此是后话。笔者在编撰《顾维钧回忆录》时，曾搜罗有关中外史料，与顾氏细论之。盖顾为唐绍仪的东床快婿，斯时又职兼国务院与大总统府双重机要秘书，熟知其内幕也。借款故事说来话长，得暇当以专篇处理之，此处暂时打住。有心读者欲知其详，请参阅拙撰顾书及相关文献，当可知其大略也。
第二部分孙逸仙医师的社会丹方
　　　　话分两头。这时的孙中山先生在大总统解职之后，无官一身轻，率领了青年子女孙科、孙琬和随从胡秘书、汪外办（且借用个当前的名词）、廖仲恺夫妇、章士钊夫妇，以及新从美国毕业归来、年轻貌美的英文书记宋蔼龄女士等男女数十人，浩浩荡荡，四处游历讲演，所到之处，士女争睹丰采，辄至万人空巷。孙公此时微近中年（46岁），西装革履，一表人才，在佳人名士簇拥之下，玉树临风，道籍仙班，真是大丈夫当如此也。相形之下，这时在南京弄得焦头烂额的黄留守，就只是个整日拖拉的骡子和垃圾夫了。劳逸悬殊若此，亦命也，运也？
　　　　孙公此次演说旅行是从上海开始的，后来赴武汉黎副总统之约，溯江而上，经南京、芜湖、安庆、九江而至汉口、武昌。4月初的长江中下游，正是莺飞草长、春暖花香的季节。游春士女，听众如云，盛况空前，自不待述。孙公讲演宴谈十余场，主人虽随地改换，而客人演说内容则一也。
　　　　长江之行中期，袁总统亦曾专使盛约孙前总统往北京一行，而中山思乡心切，期以他日。霸王项羽说得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孙公于4月中离汉赴沪，22日南巡抵福州，25日返广州，继续在欢迎会上讲民生主义，27日返香山故乡晤卢夫人；6月中在广州继续其平均地权之演说，6月底经香港返沪。盖中山虽功成身退，而对“政治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之理想，却自成体系，甚欲实践之也。
　　　　民生主义抽象和具体内容
　　　　孙中山先生原是近现代中国，笔者个人所一再反复申说的文化转型期中，自有一套颇具原始性的建国蓝图（original　blueprint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的最高当国者。他那一套建国思想，形成所谓三民主义的理论，至此已相当成熟。辛亥之后，他对袁世凯曾寄以热忱的厚望，认为在袁氏治下，他的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相当成功了。如今所余者只剩个民生主义有待实行，不幸民智未开，知音太少，弦断无人听，因此此次旅行布道，苦口婆心，舌敝唇焦，反复演说，三句不离本行，其主旨亦在此也。长话短说，聊为概括之如下：
　　　　第一，孙公自称为一极端之社会党（radical　socialist）　；笃信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　；主张土地国有、铁路国有和大企业国有。他不反对资本，而反对资本家，尤其反对资本主义初期在伦敦、纽约等新兴的大都市中炒地皮的地产商。防患于未然，为免革命后之中国亦蹈此覆辙，因此他甚欲采择亨利·佐治氏（Henry　George；1839~1897）之主义施行于中国；也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集中税收于土地，实行单税法（single�瞭ax　system）　，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关于孙氏这一系列讲演的综合内容，散见1912年4月4日其在上海答《文汇报》记者问“政治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载于1966年台湾版《国父全书》，第496页；其他随行者，如胡秘书、汪外办、章士钊等人的笔记和自传，以及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有关各章）。换言之，孙逸仙医师，这次已不再医人，而着重医国，并颇为自信地开出自以为会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社会丹方，他名之曰民生主义。10年之后，他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孙逸仙医师这套丹方，在当时真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可能真是由于民智未开和知难行易，孙公所到之处，总是言之谆谆，而听之藐藐也。在武汉时，孙公说法，黎副总统多半在场，恭听之余，难免有面从而腹非的表现，恨得胡秘书骂他是面存忠厚，而内具机心。所幸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芸芸众生之中，也多的是看门道的信徒。一旦心悦诚服，三民主义即变成了宗教信仰，青年小伙计也就赴汤蹈火，促其实现了。此是后话。
　　　　当然一个宗教家和政治哲学家，必须有杀身成仁的自信，才会产生信众（followers）　。不用说中山对他自己的这套主义，那真是生死以之，笃信不移也。孙公对他自己所发明的三民主义的自信心，当然更是终生不渝的。
第二部分革命尚未成功，留守终被裁撤
　　　　吾人于1998年，回看民初政局，真可说是阅人多矣。根据这几十年的历史实例，历史学家盖可断言，民初那个烂摊子是任何政治家也收拾不了的。这是个转型程序中的阶段问题，阶段未到，任何当政者都必然落个悲剧的结局。语云形势比人强，在那个形势之下，任何了不起的人，也无能为力也。袁世凯这个人的悲剧，便是他卷入了这个他所改变不了的形势。孙中山的幸运，便是他始终没有卷入这个形势，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为国为民而道不得行，就会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
　　　　话说回来，在1912年6月中旬，孙公在衣锦还乡之后，回到上海。国内政局已有山雨欲来之势。第一是黄留守公署的裁撤（6月14日），革命老同志（包括黄上将）中，又多出一批下岗之人（用个当今的名词）。但是黄留守属下的30万杂牌军，本是各有其主的。荷枪实弹的军人原是最实用的政治本钱。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新朝初建，裁兵削藩，都是第一难事。事实上，历朝和平裁兵，宋朝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之外，几无一成功的先例。此次黄兴这个功臣虽有意主持裁兵，然东南地区的新旧各军，原非黄氏的子弟兵，他虽有意助袁偃武修文，那些大小军头，哪能由得他呢？何况他也并无恩饷可发呢！
　　　　再者，南京留守原是袁氏狡狯手段之一。他不能一上台便把革命党原有的功臣全部清除。他先把那些桀骜不驯的宋教仁、陈其美调虎离山，在唐内阁里安了两个冷衙门以笼络之，再划出个南京留守把黄大元帅安顿好，以免他游荡妨事。迨新政府百事就绪，袁就要撤销南京留守，把黄兴踢上层楼，调去北京担任另一冷衙门的参谋总长。黄和陈其美一样，不愿北上去坐冷板凳，那就自动下岗了。后来，袁为安插孙中山，乃给孙一个肥缺优差去修铁路，并要黄兴也去助孙搞实业救国。这也是赵匡胤要石守信等老功臣多致歌儿美女，安享晚年的意思。袁世凯这位老官僚，他显然也认为只有歌儿美女，才能把孙文、黄兴、宋教仁等这些硬汉子软化掉……
　　　　读者读到这一类的历史故事，可能的反应是不相信，然而却实有其事。如果确是事实，则这些历史制造者，岂不是太下流了？其实这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这类故事在“二十五史”和《资治通鉴》里都太多了，而且大半都是事实。它之发生于近代的中国政坛里，那就是转型的问题了。从帝制转民治的要点，便是把无限制权力（unchecked　power）　转成有限制的权力（checked　power　or　limited　authority）。在这项转型还未转得干净之时，老的魔鬼继续附身，就是难免的了。袁世凯后来便是被老魔鬼附身，缠死的。
第二部分唐内阁垮台的学理解剖
　　　　中山返沪后第二件大事便是唐内阁的忽然倒塌，总理大人弃职失踪（6月15日）。袁总统挽留不了，乃特任首席总长陆徴祥继唐组阁。唐阁既倒，同盟会在唐内阁中的骨干分子宋教仁、陈其美、蔡元培也就跟着下岗了。蔡公原是个无关痛痒的好好先生；才高八斗而飞扬跋扈的宋教仁原不要做左舜生（见上节附注）；手握兵权、党权，虎踞上海的陈其美，始终就没有北上就职。如今宋、陈二人既然总长都不做了，那正好全力搞党，把同盟会扩大改组为国民党，然后来搞他个政党内阁，大干一番。
　　　　宋氏认为唐内阁只是个混合内阁，继唐而起的陆内阁，则是个超然内阁，在这个紧要的开国时期，兴利除弊，国事如麻，他二人都不中用。要起死回生，翻天覆地，宋的目标是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由他来做总理，则中华民国其庶几乎……
　　　　上节已言之，唐内阁的条件是不能再好了。为什么不出三个月便寿终正寝了呢？其实这又是个转型的问题了。须知，依法，唐内阁是个责任内阁，袁总统只是个虚君。但是在两千多年的政治史里面，中国出了四百多位皇帝，除了少数的亡国之君像阿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