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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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这四百多位皇帝，不能个个都做汉武帝、唐太宗。如果是才气平平，或贪恋酒色不喜早朝的懒皇帝，甚或像扶不起的阿斗，那就要靠宰相辅政了。宰相和皇帝一样，也有好坏嘛！像王莽，他就要乘势弄权，由宰相晋升做假皇帝，然后篡位做真皇帝了。像姬旦（周公）、萧何、曹参、魏徵、王安石、张居正，那就如钱穆所说的副皇帝（见钱穆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基本卫道之士（fundamentalist），他认为传统中国的相权，是制衡君权的法宝，比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制还要完美。其实这是入者主之的夸大。中国相权哪能制衡（check & balance） 君权？它只是君权的直线延伸和代理（deputy）。皇帝若是秦皇汉武，宰相就是皇帝的爪牙。皇帝若是阿斗，那么以重典治国的诸葛丞相，就是代理皇帝，他们之间没什么制衡关系。国外的汉学家之中，有人说中国帝王专制是东方的极权暴政（oriental despotism）或嫌过分，而中国古代帝王其权力之大远非西方（occidental）任何帝王所可比拟，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法国的路易十四，搞君权神授，说朕即国家，被历史学家骂了数百年之久。试看咱中华统治者，自秦始皇以后，哪个皇帝不认为他的皇权出自天命（divine right）。在中国的“二十四史”里，国家二字，所指的往往就是今上。朕即国家这个概念，在皇帝这一名词还未出现的春秋时代，早已有之。所以中国古代的天子，除授命于他的天之外，谁也不怕。为使皇帝也有所畏惧，聪明人乃把一切自然界的灾异，都说成天意示警，要皇帝约束他自己的行为，以免遭天谴。宋神宗时代，富弼为宰相时，就有人告诉神宗，灾异是自然现象，劝神宗不要听天意示警那些鬼话。富弼闻报，大为着慌，说：“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乃上书数千言，力辩天意示警，不可不信（见《宋史·富弼列传》，卷三百一十三）。富宰相上书万言，岂为提倡迷信？他怕的是天子连老天也不怕了，那如何得了？
总之，袁世凯当年是绝不肯做虚君的。不但袁氏不做，袁之左右也不让他做。当时尽人皆知的故事就说，每次唐总理晋谒总统时，袁之左右就说：“唐总理又来欺侮我们总统了。”欺侮多了，袁曾向唐说：“少川，我老了，以后还是你来做总统吧。”老友少川闻此言，如何受得了。
不特此也，甚至唐内阁之中的国务委员，像财政总长熊希龄进士，也不可能只听总理的话，而不听总统的话。因此熊氏在就借外债一事与六国银行团交涉时，几乎事事请示总统，而目无总理了。钱借到了，指派用场，总统也就顾不得总理了。还有啥责任内阁呢！客观的形势已教唐氏无法再干下去，再来个王芝祥案作导火线，总理面子扫尽，接着就失踪了。说到此，有必要交待一下王芝祥事件。王芝祥，直隶人，原是清末广西巡抚，附义革命，与同盟会比较接近。此时直隶都督出缺，王以人地相宜，为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唐总理乃签请袁总统加委。袁已同意，但后来忽然改变主意，未经国务总理依法副署，便径派王为宣慰使，回南京练兵，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这一来，民国政府法制荡然了。袁总统既然“和尚打伞”，唐绍仪就只有微服出京，宣告失踪，溜之大吉，一去不返了。
关于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我想公正的历史学家和不偏不倚的读史者，都很难下绝对性的定论。虚君这个制度，原是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派所精心设计的一套纸制枷锁，来锁住袁世凯这个实力派的大猴王。如今猴王一使劲，把这些纸枷纸锁撕得粉碎，你说孙悟空违法，岂非不切实际的书呆子之见哉？
话说回来，要有深厚的法治基础，法律才会有效。在一个毫无法治基础的社会里，独裁者必然会无法无天。西谚“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此之谓也。要搞真正的法治民主（我不说民主法治，因为法治在先，民主在后也），在中国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在那清末民初的袁世凯时代，哪会有影子呢？
大略言之，袁世凯和孙中山的不同之处在于，孙专好搞理想，袁则专要抓实权。袁贪得无厌，做了终身总统，还要做皇帝，这就不是个政治家了；他搞人也要搞到底，睚眦必报，绝不中途罢手，与人为善，这就是流氓了。所以在袁和孙、黄为首的革命派斗争中，在黄留守、唐内阁双双垮台之后，同盟会在中央政府之内，可说是被扫地出门。袁对他们是连个衙门也不留一个。地方22行省之中，同盟会员只分到粤、皖、赣三省，实力微乎其微。同盟会在一败涂地之后，如果想卷土重来，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寄望于国会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国会。
第二部分美国模式的中国国会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在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之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袁临时大总统在就职之后，也急于要做正式大总统；那时中央与各省的大小政客和党人，也看好将来的国会，认为是英雄用武之地，都急于要参加这项近在目前的国会大选。因此当中山还在作其讲演旅行之时，中央与各省都在为筹备这第一次国会大选而紧张地忙碌着。
按参议院制定的、由袁大总统于1912年8月27日所公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国会分上下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员，22行省，每省各10名；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设选举会，分别选出27名、10名、3名；另由中央学会（中央学会是一个由教育总长领导的，超然于一般政团、政党之外的专家学者公会组织，享有8名参议员的名额，立意至善，然迄未成为事实就胎死腹中了。见钱端升著《民国政制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八节）选出8名；各地华侨选出6名。各省参议员由该省的省参议员，依法做选举人。另外，还有专法规定选举方式。按法定名额，则参议员共有274人。仿照美国制度，六年一任，两年一选，以保持其新陈代谢。
至于众议员的名额，则依各地区人口多寡定之。每80万人口选众议员一人，然每省至少有众议员10人，人口不足800万的小省份亦照选。唯蒙古、西藏、青海则参众议员人数相等。22行省中以直隶（今河北）人口最多，有众议员46人。人口最少的省份如新疆、吉林、黑龙江，各选众议员10人。其他各省多寡不等。任期三年为一届，三年一选。选举分初选和复选，条例滋多，不俱载。按法定名额，全国共有众议员596人。参、众两院合计共有议员841人，当时媒体戏呼之为“八百罗汉”（见上引钱端升书。原档载民国元年发行之《政府公报》6月份以后各期；最近复印汇编，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之《北洋军阀，1912～1928》，武汉出版社，1980年初版，第680~747页）。
当时曾有少数女权主义者来闹场，争取男女平权。不幸那时去古未远，男女之间尚有其授受不亲之大防，女权转型尚在争取小脚放大时代。女强人中不但出不了有影响的人，连男议员们所共同欣赏的什么“国大之花”之出现，这时都还为时尚早呢！她们闹了一阵，未闹出什么结果来，也就算了。
议员并无选民，政党随意整合
这“八百罗汉”（且看他们在菩萨庙里那副尊容就知道）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大闹天宫，真是弄得个天翻地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八百罗汉”在民国初年是没有选民（constituents）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这时虽有人口四万万，但80％是不识字的文盲。另外20％虽或多或少认得字，但他们也不知啥叫民主，啥叫选举。这玩意儿，五千年的列祖列宗都不知道，他们何能顿悟起来呢？他们之中也确有略通民主选举之皮毛的，但这种人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先知先觉了。一个文盲遍地的社会能产生几个先知先觉呢？因此这些“罗汉”们就只是一批徘徊于转型中期，从前朝（帝制的清朝）稍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转到后朝（共和的民国），仍背着入朝做官的老包袱不放的半旧的政客。但是这些半新半旧的转型政客（politicians under transformation），原是旧中国职业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ts）的候补人（office seekers）。他们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政治前途，搞政治的目的是入朝为官，因此他们并不代表什么阶级。以前入朝为官的快捷方式是参加科举；现在科举没有了，党就变成科举的代替品了。入党做官，或组党做官，就成了有志青年的正途。这是我们社会政治大转型还未转完的一条大尾巴。孙中山先生劝告当时的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可说是针砭时弊，但是他老人家还是在这大尾巴上做文章。试问青年人个个都要立志做大事，那么小事谁做呢？做大官和做大事，基本上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国父大人也是我们五千年中华大酱缸里出来的嘛，未能免俗也。呜呼，社会文化转型之难，有如此者。所以在孙中山和袁世凯那个时代，入朝为官，是当时大小政治人物排山倒海的主导思想。
总之，要搞政治，你就得组党，入党，毁党，造党，分党，合党……一言以蔽之，万变不离其党，才是入朝为官的不二法门。据说1988年蒋经国在台湾开放党禁后，不期年，宝岛便出现小党一百余个之多。民初国会选举时，据吾友张玉法院士的考据，大陆上竟有大小政团六百余家（见张玉法著《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市，1985 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第33页）。何以有如此之多呢？作者再引当时政论家黄远庸之言曰：
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而相率为党，遂即铸成千奇百怪之党，蔓延于国中；乃复演为千奇百怪之崇拜政党论，或毁谤政党论，以相攻于一隅。于是乃有党与党之争，有党与非党之争，更有一党之中一部分与一部分之争。（同上，第13页，引自《远生遗著》）
玉法这本584页之巨著，所谈千奇百怪之事是征引不尽的了。但是如把民国初年的政党摸出点头绪来，也未始不可大义微言。盖民初的政团实始于清末，而清末的政团实始自康、梁的强学会。康氏的教条主义把强学会弄垮以后，各省小会林立，虽群龙无首，然其宗旨与成分，大致相去不远。戊戌以后康、梁避居海外，与孙、黄的革命派相竞争，俨然形成两大主流。迨清末立宪运动在国内风起云涌，两派又同时回流，渗入各省的参议会。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原立宪派（包括康、梁的老保皇派）也加入革命，墙倒众人推，两派就水乳难分了。如今国会开始竞选了，各小党、小政团，又各为小团体利益，或分或合，甚至不惜毁党造党，来各取所需，因而就形成上引黄君所说的千奇百怪的现象了。
第二部分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
迨宋教仁从唐内阁下岗之后，他以不世出的组织天才和旺盛的精力，来扩大同盟会的基础，通吃有志来归的各小党，另组国民党。宋教仁和孙中山原是同盟会中的两大智囊（think tank），而孙所搞的多半是海阔天空的哲学思想，宋所搞的则是扎扎实实的行动计划。事实上，民国临时政府中许多根本大法，如《临时政府组织法》《临时参议院组织法》和《临时约法》，差不多都是宋教仁一手起草的。宋教仁是个搞行动的理论家和有野心也有理论基础的组织家，少年气盛，不忍不让，不像孙公，孙公乃颇能忍让的一尊“大炮”也。所以袁世凯之怕宋，实远甚于怕孙。
当宋氏从唐内阁下岗时，各省正为搞国会选举，紧锣密鼓，声震全国。这时南北小党共有数百家之多（吴相湘教授曾查出诸小党文献多至百数，见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下册，第1164页；张玉法教授则发现至少有三百个，见上引张书）。但是这些小党党魁，想选上一个议员，实非易事。所以他们一定要向大党靠拢才有希望。这时宋教仁正在扩大同盟会为国民党，因此他就对这些“小游击队”加以招安收编了。但是宋教仁现在是名满天下、有首相资格的大党魁，你要望门投靠还得有一定政治本钱呢！否则你只能做做诸侯的附庸，甚或附庸的附庸。所以宋氏这次组党只看重了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几个较大的小党。它们若非真有群众基础，就必须有名满全国的党魁，才能邀宋某之青眼呢！例如统一共和党，它的党魁是蔡锷（蔡后来不愿为政客利用，坚持退党），中央理事有谷钟秀和吴景濂等宰相级的官僚，那自然就变成遯初先生的阿兄阿弟了。（注意：这时他们都只是30岁上下、少年得志的小顽童，气焰万丈呢！）
民国元年，也就是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数千人，极一时之盛。这时孙中山应袁世凯之约，于前一日刚抵北京，当天也出席大会作主题演说，并以1130票之绝大多数，当选为理事长。孙中山力辞不就，国民党中央乃决定由宋教仁代理。宋乃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政党之党魁，锋头之健，气势之高，真是一时无二。
第二部分“孙大炮”与20万里铁路计划
正当国民党成立，锣鼓喧天之时，中山也正与袁世凯日夜盘桓。孙公留京一月，竟与袁晤面达13次之多，且多为二人之密谈，有时只有总统府秘书长、有财神诨名的梁士诒在座。《国父年谱》（1965年，“台北党史会”编印）记载说：
先生留京约一月，与袁会晤共十三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表面甚为畅洽。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见《国父年谱》上册，第137页，引《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
这次孙、袁密谈实在是他二人的蜜月期。彼此固有其相互诚心推崇之处，但二人也难免有各见其短之处，背景不同故也。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然而他无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这是时代关系，先天后天自然发展的结果（顾维钧先生当时是袁氏随时咨询的机要秘书，事后告诉我亦如此）。
而孙中山却正是袁的反面。孙公周游世界，爱国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