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 作者:何新-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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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代初开始，艾哈德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联邦德国出现了全面的经济繁荣。五十年代被称为发生〃经济奇迹〃的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的经济也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发展着。从1951年到1973年中，国民生产总值有8年增长率超过10％（其中1951年为22．1％），有5年增长率为9％或9％…10％之间，有7年增长率在7％…9％之间。其余3年除1967年之外，增长率均不低于6％。

　　从五十年代初期至六十年代上半期，是联邦德国战后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把这个时期突出的经济实绩称做〃经济奇迹〃。

　　这个时期，资本家的利润率相当高，一般制造业的利润率均在30％…40％之间，象埃德温·哈特里奇在《第四帝国的崛起》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

　　〃如果一位制造商（他每年从营业额中获取35％的利润）能不沉湎于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生活方式，而把多余的资金用于重建工厂、购买新机床等等，他就能很快通过其免税投资的稳步积累而大发其财。用不了几年，他就能通过利润的循环投资使自己成为德国的百万富翁，许多精明能干的企业家都是这样发迹的。〃

　　记者：在社会保障方面，战后西德有哪些政策？

　　何新：战后的西德联邦政府实行了一整套使人民最低消费需求得到适当满足、经济生活有一定保障的措施：

　　（1）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严格财政开支，缓和通货膨胀率，使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后的实际工资不断增长，借以提高人民的购买力。据统计，中等收入水平的劳动者1950年实际年收入平均为5，528马克，1955年增至7，445马克，1960年增至9，332马克，1965年则增至12，118马克；1955年比上年增长6％，1960年比上年增长6．4％，1965年则比上年增长6．5％。

　　（2）推行包括给失业工人发放补贴、给退休和丧失工作能力的职工发放退休金和养老金、医疗保险等在内的社会福利制度。1950年联邦德国社会福利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7．1％，到1965年上升为24．5％。

　　（3）大规模兴建住房，改善居民特别是工人的居住条件，以解除工人的安家置业之忧。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上半期，联邦德国的社会秩序比较安定，工人罢工人数和次数比较少，因罢工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比较小。

　　联邦政府在原有的养老金保险、疾病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同时联邦议院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法令。

　　据不完全统计，1952年有《战争损失补偿法》；1956年有《士兵供给法》，同年对《失业保险法》作了修改补充；1957年对养老金保险进行了改革，同时颁布了《农民老年救济法》；1960年有《联邦住宅补贴法》和《民防法》；1961年有《联邦社会救济法》；1963年有《事故保险新条例》；1964年有《联邦儿童补贴法》；1965年和1969年对《联邦社会救济法》作了两次修改；1969年又颁布了《联邦教育法》、《劳工促进法》、《职业培训法》；1970年有《联邦教育促进法》；1971年有《联邦流行病法》；1972年再次进行养老金保险改革。

　　这从1951年到1973年，联邦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经济起飞的基础上大大地完善了，这一制度的功能已经不再象战后初期那样仅够维持居民一般生活水平，这一制度面对的是消费水平有很大提高的各种职业和各种阶层居民的需求。

　　国家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相当频繁的调整和补充。1974提，颁布了《失业救济条例》；1975年规定，子女补贴不受家庭收入的限制，所有家庭第一个孩子每月补贴50马克，第二个孩子100马克，从第三个孩子起每个孩子每月200马克；1976年，颁布了《对暴力行为受害者赔偿法》，同年还规定工人在符合规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在60岁退休；1978年，把按通货膨胀指数调整养老金的时间推迟了6个月；1979年规定养老金增长率的上限为4．5％，1980年又将这一上限降低为4％；1981年对退休保险作了几项规定，目的在于让退休者把退休保险金的一部分作为医疗保险费交纳出去。

　　社会保险制度对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的多方面影响：

　　（1）这一制度是创造安定的经济建设环境的重要因素。社会保障制度使饱经忧患的联邦德国人民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一个范围广泛的福利网为广大居民提供了生、老、病、死、伤、残、孤、寡、教育、就业、失业等多方面的保障，为他们解除了不少后顾之忧，这至少在相当长时期中保持着一种心理上的影响，使大多数居民觉得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斗争显然是多余的。整个五十年代中，联邦德国在1955年有过一次短期罢工。二三十年的安定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是可以想象的。

　　（2）这一制度保证了劳动力在良好的环境中得到再生产，也促进了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保持在意外事件（天灾人祸）面前不至于陷入窘境，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等等，这一切都是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

　　（3）这一制度也带来了各类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福利措施本身要求提供各种服务（包括医疗、保健、职业培训、旅游等项）。仅举残废人康复为例，1970年到1978年，联邦在公共康复机构范围内为残废人资助了价值为6．3亿马克的康复设施，其中包括21家职业促进工厂，28个为残废青年进行初级培训的职业培训工场。以上资料及数字引自《联邦德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践》（朱正圻、林树众编著），中国社科出版社。

　　7、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世界主义的对峙

　　记者：根据你的观点，经济学并不是中立和客观的科学理论。它实际总是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存在的，即使经济学家对此不承认、或者自己未意识到也是如此。

　　何新：说得对。经济政策有一个主观的目标，但还有一个客观的效果、后果、结果。这两者可能一致，也可能并不一致。不一致本来就说明理论和政策有问题。究竟是主观的目标重要？还是客观的效果更重要？？我认为是后者更重要。

　　经济自由主义讲得很好听，什么公平开放，什么自由竞争，什么消费者主权等等。但是，在市场竞争的问题上，苏联早期的理论家布哈林曾指出，在市场经济中存在三种形式的竞争：

　　〃这里十分清楚，各个经济的主体（是单个的人还是团体，这自然是完全一样的）之间瓜分剩余价值的斗争，必然带有不同的性质。因此，我们要区分三种竞争斗争。

　　（1）我们把同种企业间的竞争看作横的竞争。这里在竞争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无政府状态，不是社会分工产生的。

　　（2）我们把不同种企业间的竞争看作纵的竞争，这些企业的单独存在表明了社会分工的事实。

　　（3）最后，联合企业即联合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主义单位所进行的竞争斗争，也就是把社会分工转变为技术分工的资本主义单位所进行的竞争斗争，我们把它看作联合的（混合的）竞争。

　　划分竞争种类的标准是企业的类型，而企业的类型又以对社会分工，即对商品世界基本生产关系之一的这种或那种的关系为依据。

　　从这种区分中也就产生竞争斗争方法的区分。其实非常清楚，横的竞争可以用低廉的市场价格（竞争的〃最典型〃的形式）来进行，而在纵的竞争的情况下，低廉价格的方法就得让位于别的方法。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这里，资本进行直接的力量的压迫的方法，某种action　directe的方法开始起主要作用，首先是抵制这种最简单的形式。

　　一当竞争斗争开始越出市场关系的范围，虽然它是以这种市场关系作为最初的推动力的，竞争斗争方法的变化就更加明显。〃

　　这种竞争分析，自由主义主张〃公平竞争〃的经济学家却从来没有作出过。现实的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并不存在绝对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机会。正如在非洲草原上，在狮子和羚羊之间并不存在公平的竞争机会一样。如果作个比喻的话，我们可以说：狮子与老虎的竞争是水平竞争，而狮子与羚羊的竞争则是纵向竞争。因为狮子对羚羊具有天然的生理优势。（如果狮子与虎结成联盟与羚羊竞争，就是布哈林讲的第三类竞争。）

　　国际性的资本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是水平竞争，而它们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则是纵向竞争。因为前者占据着最有利的竞争地位。他们之所以特别仇恨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就是因为这种国家民族主义能使弱者集结成强硬的经济政治板块，难以被吞噬。

　　我告诉你我的一个奇想。在观察了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帮助中国、前苏联设计改革方案的外来经济术士，读了他们那些自由主义的建议和改革方案以后，我在脑中常常会联想起战国后期一些在别国作〃客卿〃的纵横家。

　　记者：这是一种很古怪的联想。

　　何新：其实没有那么奇怪。我在1990年的一篇国际形势分析中曾经提出一种历史类比，我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局面很象中国先秦的战国时代。

　　美国就是当今意在吞并天下的〃虎狼之国〃强秦。

　　而现在国际外交战略上〃一极化〃与〃多极化〃之争，前者是张仪一派倡导帝秦主义〃连衡〃路线，即美国一极中心主义霸权路线。而所谓〃多极化〃无非是苏秦一派倡导的〃合纵〃拒秦路线。

　　在秦国走向统一帝国的进程中，有三个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是商鞅，他的改革为秦国积累了经济实力。二是武安君白起这位大军事家。三是张仪。

　　前两位是英雄。后者却是一个马基雅弗利式的无耻之人，是所谓以〃佞言利口祸人邦国〃者。

　　战国七雄中唯一最强大而能与秦国抗衡之国是楚国。但是张仪作为外交家和一位间谍，他以三寸如簧巧舌，拆散了楚与齐、魏等中原国家的拒秦联盟，同时在楚国内部制造了一系列信息和政治混乱，为秦国以武力彻底击败这个国家，奠定了极重要的外交、政治和心理基础。

　　今天的国际局面在政治结构上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颇有相似之点。所以张五常君、萨克斯一类以〃经济〃之术游说列国诸侯，为美国谋取最大国家利益的现代国际纵横家得以大行其道。

　　我推荐你去读一读他的书。这也是当代的〃纵横家书〃呵！

　　8、美国应该给一些经济术士授大奖

　　记者：张五常的主要著作是什么？

　　何新：关于这个人及其意识形态，我们以后应还可以找个机会专门聊一聊，今天我先推荐你读一读他最近在大陆结集出版的这本〃论文集〃《经济解释》。《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商务，2000年版。

　　但你在读他的书时一定要有耐心。要忍受读这本书时必然会产生的一种嚼酸柠檬的感觉。美国一位经济学家贝克尔在读了张的论文后对张五常作了一个很含蓄而耐人寻味的评语，他说：〃我同意张的如下看法：'许多著作允诺的多给予的少。'〃引自张书第464页。五常君大概认为这也是对他的赞许，竟将这一评论也收入了他的书中。此书中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论点和自矜自恋的偏见，语言是拗口而常令人不知所云的美语式中文，具有殖民地学术的一切特点。

　　马克思在评论马尔萨斯的理论时曾指出：

　　〃这是愚蠢的真正典型，它用诡辩来自我陶醉，在自己内在的概念混乱中辗转迂回；它的晦涩、拙劣的叙述，给天真的、不内行的读者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如果读者弄不清楚这一团混乱，那末其困难不在于混乱与清楚之间的矛盾，而在于读者的理解力太差。〃《马克思全集》第26卷第3册第18页。

　　以此来评论张五常这部《经济解释》似并不苛刻。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书不值得一读。只有在读此书后，你才会惊讶一些好学而轻信的中国人，在80…90年代怎么竟会那样轻率地接受、信仰以至崇奉这种酸柠檬式的经济学。

　　张五常博士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大骂马克思，他使用了一种有失绅士身份语言，文题〃最蠢无过马克思〃。在文章最后他提了一个问题说：〃天下间哪有会有那样高深的学问？所以马克思是最蠢的。〃

　　由于不信其高深，所以就讲它最蠢！这真是一种极奇妙的因果关系。这种逻辑犹如：你的这颗宝石太美了。世间哪会有这么美的宝石？所以它必定是假的！

　　如果弗罗伊德、荣格对此作心理分析，会毫不犹豫地诊断此人潜意识中深具刻毒的嫉妒之心吧？！

　　张五常说古今经济学家中只有两个人他肯崇拜。一是斯密，一是他的科斯教父。然而这位教授竟不知道，其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本源正是出自于斯密的。

　　［实际上，张五常对斯密过于热心的吹捧会令西方的经济学史家感到惊讶〃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的最早推阐者并不是斯密，而是魁奈（法国重农主义创立者）。〃19世纪自由主义的全部理论武器都可以追溯到他那里。〃熊彼特在其名著《经济分析史》中所指出的极重要的一点是：〃不管斯密实际上从前人那里学到了东西没有，事实却是：《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280，1…348，1…350。熊彼特曾辛辣地嘲笑过自由主义者中流行的〃斯密崇拜〃。他指出斯密只是一个善于把前人观点综合协调但自身极其缺乏创意的写作者。他说：

　　〃斯密被后人授予了'创立者'的称号，但没有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会想到授予他这一称号；而他以前的经济学家则成了所谓'前驱者'。因为如果拿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94页。］

　　记者：斯密的经济理论是支持自由主义的，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反自由主义的。这两种经济理论应该是互相对立的。

　　何新：表面似乎如此，但是它们仍然是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你认为这里有矛盾吗？

　　记者：是。

　　何新：你要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马克思自己解释过这一点。他认为，亚当·斯密的学说中包涵有矛盾的因素。因此向右，可以引申出自由主义。向左，则可以引申出反自由主义即干预主义（包括社会主义）。

　　正因为这一点，19世纪后半叶的自由主义才被称作〃新自由主义〃或者〃新古典主义〃，以区别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

　　记者：科斯，以及发明休克疗法的萨克斯是否曾被授予诺言贝尔奖？

　　何新：萨克斯没有被授这个奖。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的名声由于休克疗法后来在世界上太臭了。

　　但是，张五常君、萨克斯博士的私有化理论都有一位共同的教父，这就是科斯。科斯在1990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奖。其实，美国应该给这一批人：科斯、萨克斯、张五常更多更大的奖。战国时张仪只用一片舌头搞垮了一个楚国，秦惠王为此而赐给了他一个封国，一个丞相。事见《史论·张仪列传》。（1945年郭沫若要去延安，毛泽东说：你还是留在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