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 作者:何新-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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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达国家通常没有建立失业保险制度或社会救济制度。那些没有劳动所得的成人,不得不依靠别的方式生存,如靠亲戚朋友有限的经济资助,甚至可能是找放高利贷的人借款。〃
在美国和欧洲,你失业,国家会给你钱。但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从长远看,政府根本不可能长期承担为1…2亿失业人口维持基本生活的财政重负。
记者:短期失业,经济学中称〃摩擦性失业〃。
何新:今天中国社会中的失业,不是所谓〃摩擦〃性的〃自愿失业〃,而是凯恩斯所说的〃非自愿失业〃,参阅《凯恩斯选集》第13卷,第420…421页。是严重的结构性失业。
对几乎所有的人来说,没有工作,就意味着生活失去保障。意味着生活水平下降。如今对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寻求降低失业的有效途径。目前的失业问题,不仅困扰着一般意义上的工人,而且也困扰着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
但是,国家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对这一点已具有日益深切的认识,党和国家已经采取措施调整政策,缓解这个问题。一种雏形的社会保障体制也在草创和初建之中。中国党和政府并不象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对新自由主义执迷不悟。这充分显示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党和政府的成熟和智慧。
记者:问题在于,所有制问题的确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
何新:甚至可以说是焦点问题。一个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个所有制问题,的确是当代中国改革的焦点。
记者:既然如此,难道你认为这两大改革是不必要的吗?
何新:不,都非常必要。但是正因为其必要,中国人,特别是领导人要小心中国的内外对手利用这种必要性而将我们导入陷阱。
记者:这是什么意思?存在这种陷阱吗?
何新:的确存在。中国历史上好象有这样一个故事。明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元师徐达患重病需药补。朱元璋嫌其权位过重而欲除掉他,于是派人送去一味药膳一只蒸鹅。而徐达所患的疽病最忌食鹅。徐达见之明白了皇上的意思,于是服鹅后疽乃大溃(崩溃)而死。
记者:进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
何新:中国近20年来一直处在不均衡的高速发展中,在国际上也是〃位高权重〃呵。因此也有人(国际间的〃皇上〃)甚忌之。他们经常派人给我们送来蒸鹅。然而天佑我中华,幸亏中国人没有照方通吃。
记者:您的意思是国外有些关于经济改革的建议就是这种〃蒸鹅〃。
何新:对。比如一些经济学人向中国人灌输的彻底打碎国家垄断,彻底解散国企,〃人间正道私有化〃,为中国国民经济解困和施救治的单方,就是这种食之疽必大崩的鹅。
12、中国必将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
记者:你承认当前存在着严重的失业等问题,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如何看?
何新: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深沉、睿智、宽厚、博大。而领导这个国家的共产党,是一个极其智慧、成熟的党。所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文化,注定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这是2000年前荀子的话)。
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时代。我们由于身在其中,由于目光的焦点总是更容易集中到眼前困扰人们的那些世俗而具体的问题上,而往往看不清这一点。如果登高望远,如果具有一种更超越的历史感,我们就会意识到,在中国土地上所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伟大的变革、伟大的建设,具有突破洪荒光照亘古的永久性意义。
三峡水电与航天工程,互联网与信息时代的降临,青藏铁路以及贯通全国的高速公路网,星罗棋布地遍布中国的新兴现代化城市的崛起,西部内陆区域的开拓,其意义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万里长城、车同轨、行同伦、书同文、大驰道与大运河,超过中国历史上的秦汉唐宋明清一切全盛时代。
尽管经历了种种挫折和错误,中国经济仍然取得了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从未达到的辉煌成就。由粮食不足(这个问题当年曾怎样困扰毛泽东、周恩来呵)到粮食过剩。对我们亲身经历过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奇迹。近年来,中国在一些主要的经济实物(如钢、煤、粮、棉)产出上已成为居世界第一位的经济大国(〃超英赶美〃,这正是1958年大跃进的目标,是毛泽东当日所朝思暮想而不能办到的)。中国从一个连洋钉、火柴都依赖进口的工业品纯消费国(1949),成为今日世界一些重要经济品的主要生产出口大国,成为世界性的工厂,等等;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李光耀最近说,中国是今日世界上惟一具有实力对美国正面说〃不〃的〃第二世界大国〃。这并不是谄谀之言呵。
中国在1949…1979年的30年间完成了重、化、核工业化,建立了一个门类初步齐全的、自给自足的工农业体系,并实现了包括导弹卫星核武器在内的自我武装。在1979…1999年的20年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腾飞。其速度大大超过美国、日本、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崛起。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曾以这样的速度腾飞,没有任何民族比中国人干得更好!
这不仅仅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也是一个伟大现代国家不可遏制、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崛起!
自1840年那场打开国门的战争发生以来到今天,在这个土地上发生的全部历史运动具有着统一的完整性,这是一个成序列的分阶次的不断攀升的历史浩荡前进之流。
如果说,1840年英国人不能打碎它,1850年…1900年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不能分解它,后来的东条英机、罗斯福、斯大林毛泽东说:〃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应不应该搞,夺取全国政权应不应该?我们说应该,斯大林是坚决反对的。〃(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9页。)丘吉尔、杜鲁门不能分割也不能阻挡它;那么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国家,任何力量能够再在前面阻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崛起!
这个历史运动具有一种必然性!中国人完全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
不是美国人把战略重点移向东方,而是世界历史从20世纪初以来就在把历史运动的轴心转移到东方(列宁在1923年就指出了这一点)。从过去的100年,到未来的100年,世界历史运动的中心主题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以及东方文明的伟大复兴。因为人类未来的希望,人类追求一个公正、正义、和谐与人道社会的终极而永恒的梦想和希望,今日就寄托在仍高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人身上。
中国那些西方的对手们总是低估这一点,低估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人民和这个执政党所具有的智慧和明哲。总是想制作一些极幼稚愚蠢的圈套,以为中国人轻易地可以钻进去就他们的范(包括WTO问题上)。象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就是这种西方弱智的典型。张五常说:
〃对中国的改革持悲观也许为时过早。随着股份制的实施,市场可能会再次发挥魔力。很有可能,将来有一天政府当局会认识到,凡是它有发言权的组织(指共产党和国家机器),都会在竞争中落败。〃引自张书,第501页。商务印书馆出版。
人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一个在现实中不断遭遇失败而仍存梦想者的呓语。尽管这位先生是有一种来头,有一种政治背景,有一股势力,有一班鼓吹者的。但是,这位先生竟以为以凭他那一套新自由主义的空想性方案还可以搞乱这个国家,他就是太看轻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界了!他以为偌大中国真的居然如此无人,竟拆不穿他这一套幼稚欺人的妄论。套用一句他曾用以讥评马克思的话吧:世上竟有这样浅妄的浪想,真是再蠢不过了!
[附录1]
马克思:犯罪也是〃知识经济〃的重要原动力标题是编者所加。原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15页。
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说教。教授生产讲授提纲,等等。罪犯生产罪行。
罪犯不仅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因而还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以及这个教授用来把自己的讲课作〃商品〃投到一般商品市场上去的必不可少的讲授提纲。
其次,罪犯生产全体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侦探、法官、刽子手、陪审官等等,而在所有这些不同职业中,每一种职业都是社会分工中的一定部门,这些不同职业发展着不同的人类精神能力,创造新的需要和满足新需要的新方式。单是刑讯一项就推动了最巧妙的机械的发明,并保证使大量从事刑具生产的可敬的手工业者有工可做。
罪犯生产印象,有时是道德上有教益的印象,有时是悲惨的印象,看情况而定;而且在唤起公众的道德感和审美感这个意义上说也提供一种〃服务〃。他不仅生产刑法讲授提纲,不仅生产刑法典,因而不仅生产这方面的立法者,而且还生产艺术、文艺小说,甚至悲剧;不仅缪尔纳的《罪》和席勒的《强盗》,而且《奥狄浦斯王》和《理查三世》都证明了这一点。罪犯打破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单调和日常的太平景况。这样,他就防止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停滞,造成了令人不安的紧张和动荡,而没有这些东西,连竞争的刺激都会减弱。因此,他就推动了生产力。一方面,犯罪使劳动市场去掉了一部分过剩人口,从而减少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工资降到某种最低额以下;另一方面,反对犯罪的斗争又会吸收另一部分过剩人口。这样一来,罪犯成了一种自〃平衡器〃,它可以建立适当的水平并为一系列〃有用〃职业开辟场所。
罪犯对生产力的发展的影响,可以研究得很细致。如果没有小偷,锁是否能达到今天的完善程度?如果没有伪造钞票的人,银行券的印制是否能象现在这样完善?如果商业中没有欺骗,显微镜是否会应用于通常的商业领域(见拜比吉的书)?应用化学不是也应当把自己取得的成就,象归功于诚实生产者的热情那样,归功于商品的伪造和为发现这种伪造所作的努力吗?犯罪使侵夺财产的手段不断翻新,从而也使保护财产的手段日益更新,这就象罢工推动机器的发明一样,促进了生产。而且,离开私人犯罪的领域来说,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世界市场?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民族本身?难道从亚当的时候起,罪恶树不同时就是知善知恶树吗?
孟德维尔在他的《蜜蜂的寓言》(1705年版)中,已经证明任何一种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等等,在他的书中,已经可以看到这全部议论的一般倾向: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称之为恶的东西,不论道德上的恶,还是身体上的恶,都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的伟大原则,是毫无例外的一切职业和事业的牢固基础、生产力和支柱;我们应当在这里寻找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源泉;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不完全毁灭,也一定要衰落。〃
当然,只有孟德维尔才比充满庸人精神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辩护论者勇敢得多、诚实得多。
[附录2]
张五常:最蠢还是马克思
几个月前读到关愚谦先生在《信报》发表的《和德日学者讨论〃共产〃一词的出处》,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要在这里回应一下。关先生提出的要点,大致如下:(一)munism中译为〃共产〃,是日本仔发明的,中国在老毛带领下,把日译的〃共产〃搬进中国。(二)日译〃共产〃的原意,是〃共同集体生产〃是生产的〃产〃,非财产之〃产〃也。(叁)〃共产〃一词到了中国,顾名思义,就变成财产的〃产〃,此乃大错,而后来老毛实行共财产而走向〃大锅饭〃的人民公社,一错再错,呜呼哀哉!我认为把〃共产〃解作〃共同集体生产〃,是对的,因为mune(公社)一词,的确有〃共同生产〃之意。然而,从今天经济学的角度看,日本仔相当蠢。这可不是因为他们错,而是对得太厉害!试想,在香港、美国等〃资本主义〃的地方,差不多所有生产都是〃共同集体生产〃的。
可不是吗?在我们所知的所有机构,不管是上市或是独资的,皆共同生产也。就是我现在独坐桌前爬格子,也是与《壹周刊》的多位仁兄共同生产的。既然差不多无〃产〃不〃共〃,而munist肯定不是指我这个写稿佬,把munism译作共同生产不仅毫无新意,而把我这个奉信〃私产〃(财产的〃产〃)的人说为〃共产〃成员,实在有诽谤之嫌!从日本仔的角度看,我是个以私产来共〃产〃的人,非老马所说之munist也。从今天经济学的角度看,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与老马的心意是较为接近的。老毛未老时,熟读老马的《资本论》。该〃论〃的确有〃共他人之产〃的倾向。在大学念书时,我也曾拜读老马的《资本论》。但当时我比老毛幸运,因为我对费沙的〃资本〃概念与科斯的定律皆懂得通透。因此,我老早就知道老马胡说八道。
在《资本论》中,老马不反对市场。正相反,他认为市场大有好处。老马也不反对私产,虽然他没有高举私产的功能。老马反对的,是资本家以〃剩余价值〃来剥削劳力的资本家。在费沙与科斯的思维下,老马这叁个论点怎样也加不起来!
费沙与科斯皆逻辑井然。以费沙之见,所有生产资料都是资产,而资产私有,其市值就是资本。以高斯之见,没有私产就不可能有市场。那么老马赞成其一(市场),不反对其二(私产),反对其叁(资本家),岂不是难以自圆其说?
我认为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比日本仔高明,是因为老毛显然是从老马反对资本家的立场作为出发点。不硬性推行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怎可以废除费沙所说的资本家?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写了一篇搞笑的短文,不打算发表的,题为《费沙与红卫兵》。内容是说小小的红卫兵深明费沙的一般性的资本概念,比老马高明,他们的行动是要彻底地废除费沙笔下的资本家。这篇短文在芝大经济系内传阅时,该校大名鼎鼎的《政治经济学报》的老编读到,拍案叫绝,坚持要把该文发表。
老毛在中国搞的人民公社,当然是一种〃共同生产〃的制度。但那所谓〃公社〃与资本主义下的〃共同生产〃机构有一点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前者一定要吃大锅饭。这是因为〃公社〃的成员若能自由转业,可以随时另谋高就,资本家就必定会出现。若不容许自由转业不管是搞什么〃公社公分制〃或〃多劳多吃制〃大锅饭在所必然。既然大家吃大锅饭,私产就没有什么意思,要把之废除易过借火矣!
共同生产或多人把财产合并而成公司,只要有清楚的权利划分,或以股份界定权利,有自由的转让及转业权,就是私产制,每位参与者都是个资本家。这与老马笔下的munism是大有出入的。mune(公社)不是合作或共同生产那么简单。〃公社〃的重点不是共同生产,而是强制参与,其权益夸夸其谈,但因为没有股份转让权及自由转业权,参与者就变为肉在砧板上。逼而成的大锅饭是〃共他人之产〃的制度,彻底行事,就没有资本家,这应该是比较适合老马的心意的。
愚见以为,日本仔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