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 作者:何新-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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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以前,列宁本来一直也是持有这种观点的。列宁在1914年时曾说,〃一切幻想绕过民主革命而直接搞社会主义的人〃,都只能是〃梦呓之谈〃。未来的俄国革命〃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阔、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因为只有通过这一革命才能产生〃商品生产〃和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列宁选集》第1卷,第522、539、540页。当时列宁也是一个生产力决定论者。
4、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与农民发生尖锐矛盾
记者:那么,为什么还要搞十月革命呢?后来列宁的观点是否发生了变化?
何新:1914…1916年俄国出现了具备革命形势的严重社会危机。列宁在这种形势中,看到了共产党具有立即夺取政权即统治国家的重大机会。因此,列宁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共产党应当不失时机地准备立即发动革命夺取国家政权。
因为〃世界大战破坏了整个世界,世界的革命危机已在这个基础上日益成熟〃。列宁认为,这种革命形势,会使俄国〃由于未能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而遇到的种种困难,会因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列宁这时变成了一个积极从事历史创造而不是被动地等待生产力成熟的历史选择论者。
历史表明,列宁并不单纯是一位理论家,他也是一位极其机敏的、〃辩证〃的革命政治家。在1917年10月社会动乱的背景下,列宁不失时机地组织布尔什维克党人迅速发起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
但是,政治革命的胜利,政权的取得,似乎冲昏了夺权者的头脑。使得激进的共产党人决定立即在俄国着手建立崭新的共产主义制度。这种空想主义的乌托邦思潮和革命狂热当时在俄罗斯极为风行。这体现在当时流行的如下一个口号中,即〃要在俄罗斯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地主、没有任何剥削者的国家〃。参看《列宁选集》第4卷第368页。
为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革命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宣布立即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直接向共产主义制度进行过渡。
根据这种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新政权宣布废除私有制、废除商品经济。并不顾一切经济规律地随意发行〃革命货币〃和有货币意义的实物代金券。1920年10月11日人民委员会作出《关于废除某些货币结算的决议》,这个决议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对苏维埃机关和企业职工的邮电、电话、上下水、煤气、用电服务等一律免费;配给的食品免费;房租免收。人民委员会责成财政人民委员部及有关部门,在两周内提出实施方案。
然而,一系列极左的激进〃共产主义措施〃,导致了俄国社会经济的大崩溃,大混乱,也造成了历史和文明的大倒退。
记者: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信条中,一向被认为是最能解放生产力的因素。
何新:从近代历史看,革命并不总是推进历史的。那种为激情和空想主义所煽动的政治革命,如果它不能回到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轨道上,都只会造成历史和文明的大破坏、大后退。1649年的克伦威尔英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1920年的俄国革命,1966…1976年的中国文化革命以及1978年的柬埔寨革命,都一度发生了这种由于激进革命理想和政策而造成的经济、文化的大倒退。
记者:你认为,十月革命后由于采取共产主义的激进措施,因而造成了历史的大倒退?
何新:对。但这并不是我的观点,而恰恰是列宁在1920年以后,于病中反省这一革命时所意识到和承认的观点。
当时列宁已认识到,〃我们干了蠢事〃,他认为,十月革命后采取的激进的革命经济政策犯了严重错误,必须向后退却。
记者:列宁认为主要错误是在哪里?
何新:1921年10月14日,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普遍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打算用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以及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
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农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了我们犯了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页。
在这里列宁指出,革命者的错误就在于试图〃用国家的法令〃即行政手段,〃在一个小农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建立〃生产和分配制度〃。
换句话说,错就错在试图在一个小农经济的落后国家里直接搞共产主义。列宁当时显然已意识到,十月革命中产生的这种革命激情,违背了历史规律的,也违背了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因此列宁提出了必须重新调整政策的思想。而调整的方向是向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后退。要利用〃私人利益〃机制,建立〃经济核算制度〃即市场经济。
他说:
〃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572页。
记者:列宁是怎样认识到革命政权的这种错误的?
何新:直接原因是当时不断激化的农民问题。
十月革命后苏联曾实施所谓〃余粮征集制〃。根据这一政策,国家可以无偿地向农民征调口粮以外的全部余粮。这种征收尽管是〃以革命的名义〃,要求农民为城市工人、为革命作贡献,但实际上等于是一种经济劫掠。因此,这种激进的政策与俄国广大农民发生了激烈而尖锐的利益矛盾。布尔什维克当时还提出:必须立即废除土地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大农业经济。对此,也引起了俄国农民激烈地反对这种激进的农业政策。
你读过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吗?
记者:读过。那是一部伟大的史诗性的作品。
何新:对。在这部作品中以格里高利为代表的全家都是顿河农民,他们起初拥护革命,但后来却拿起枪来反抗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呢?就是由于俄共在革命后推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农业政策。
在1920年时列宁已认识到这一点。他正是通过农民对革命的抵抗意识到这一点的。他提出:俄罗斯的〃农民没有任何国有化思想〃。《列宁全集》第24卷,第255页。他们对土地的要求,与布尔什维克完全不同。
布尔什维克想通过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国有化而搞社会主义大农业。〃而农民,特别是占全体农户65%的贫苦农民,(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占20%的中农),所想满足的却是几百年来梦想得到一块小土地〃以构筑小农经济的〃土地饥渴症〃。
但是,当时列宁对革命的这种认识却得不到政治局多数人的支持。国内战争结束以后,苏维埃政权在1920年决定进一步强化土地国有制和对农民余粮扩大实行无偿征集,这种继续推行的激进政策,终于使农民的不满从政治上被激烈地引爆了。
这种不满情绪最激烈的表现形式,就是1920年底至1921年春,在俄罗斯各地普遍爆发的农民武装暴动(实际是〃起义〃)。在乌克兰、俄国东南部、西伯利亚、伏尔加沿岸和中部地区,都出现了暴动。这正是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一书中所真实的描绘的那种情况。动乱的高峰时期是1921年2…3月间。
最严重的一次暴动发生在1921年2月28日。在苏联的海军重镇喀琅施塔得发生了红军叛乱。参加叛乱的士兵,多数是参军不久的农民。他们占领了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和喀琅施塔得要塞。直至3月18日,叛乱才被镇压下去。
喀琅施塔得暴乱说明,经济危机已经转化为极其严重的政治危机。正是这次军事叛乱使列宁认识到,共产党的农业经济政策存在重大错误,必须果断地根本扭转。列宁当时告诉党:
〃农民曾经不得不去挽救国家,无报酬地缴纳余粮,但是它现在已经经受不住这样的重担〃。
此后,列宁说服政治局采纳了托洛茨基的建议,取消余粮征集制,实行新的粮食税政策,并且恢复集市贸易(自由市场),允许农民在纳完税后将余粮卖到集市上流通。
新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以粮食税政策取代余粮征集制。
记者:二者的差别何在?
何新:当时也曾有人问列宁:
〃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政策的实质何在呢?〃
列宁回答说:
〃战时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供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因为付的都是(不值钱的)纸币。〃
由于革命后新政权不加控制地滥印纸币,发生了激烈的通货膨胀,这使卢布几乎完全丧失信用,发生极其严重的贬值。而政府用由于贬值而几乎一文不值的纸币,从农民手中强制征粮。这种作法近乎对农民手中余粮进行直接的无偿征用即掠夺(1958年大跃进中搞一平二调,所谓向农民调拨粮食,也近乎这种作法。)。
而粮食税政策,实质则是由国家向农民征收的一种实物形式的地租。余粮征集是无限的,粮食税是有限额的。这种实物粮食税额比余粮征集额要低。完税后的剩余粮食,国家允许农民自由支配,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
不难看出,新经济政策时期这种粮食税的制度,与中国1978年进行农业改革后的土地承包制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似的。
记者:那么你认为〃粮食税〃,实际是农民向国家缴纳的一种地租?
何新:对,实物地租。因为土地是国家的。农民从国家手中得到土地的实际占有和使用权。所以农民应该向国家缴纳地租即粮食税。
记者:但这里有一个主要问题。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是不允许土地私有的,这一点与西方国家不同。这种土地国有的法权根据何在?换句话,凭什么国家可以向土地使用者包括农民,征收地租即土地租金?
何新:这一法权根据恰恰是来自革命土地革命。
以俄国来说,十月革命前,多数穷苦农民也并没有自己的土地。土地是地主贵族私有的,农民是耕作土地的农奴。革命打倒了地主贵族,把土地分配给穷苦农民。因此,十月革命在开始是得到由此而受益的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的。由于农民从革命得到了土地,列宁说:〃所有非党农民都这样毫无例外地同情(革命)战争,了解战争,它除了苏维埃政权之外,任何政治制度连十分之一也办不到。这就是我们终于战胜强敌的基础〃。(1920年11月,见《列宁选集》4…383)。(这一点你也可以从《静静的顿河》一书中读到。葛利高里全家本来都是拥护十月革命的。)也正是在这一支持的基础上,新政权号召农民缴纳军粮,〃支援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和革命士兵〃。
但是几年下来,特别是在国内战争已结束后,新政权却要把这种余粮征集制作为一种长期的农业经济政策坚持下去,这就激起了农民的不满和反抗。本来由于从布尔什维克手中得到了地主土地而支持十月革命的农民,这时反过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了。
记者:是自身的经济利益使农民转变了立场。
何新:实际上,这里还有更深刻的道理。土地所有权的真正性质,并不仅仅在名义上。土地的所有权取决于对土地的支配权及土地产品的支配权。
当革命者从地主手中没收土地把它分给农民时,这只是实现了名义所有权的转移。列宁曾经幽默地嘲笑十月革命中那种名义的转变:〃在苏维埃时期的经历,使我已经习惯于把各种名称看作儿戏。本来每个名称也就是一种游戏。〃(《列宁选集》第4卷第363页。)但是,当国家强制地要求农民接受当时由于贬值而毫无价值的纸币,近乎无偿地把口粮以外的全部(或大多数)剩余粮食上缴国家时,这就意味着国家变成了土地的真正所有者。余粮也就成为经济意义的国家〃地租〃。列宁当时说:〃我们承认自己是对农民负了债的。我们用纸币从他们那里换来粮食,我们是向他们借的。我们应当偿还这笔债务,恢复了我们的工业之后,我们一定要偿还。〃(《列宁选集》4…390。)
同时农民们发现,新政权向他们索要的地租,数量竟高于过去向地主贵族缴纳的地租,尽管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为革命作出贡献〃,但那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空洞理由而已。当农民意识到经济关系的这一真相时,他们产生不满和反抗就是十分自然的事。
所以余粮征集不仅是一种地租形式,而且实际上意味着土地真正的所有权由农民向国家手中的转移。这也就是引起农民反抗的必然原因。
列宁始终是一个伟大的、清醒的、理性的现实主义者。作为革命的领导人,他发现了这个问题,意识到这里发生了错误。因此,他不失时机地在1921年果断地决定立即转变农业政策。并由此而开始了向〃新经济政策〃即全面经济改革的转变。
记者:中国的土地承包是把土地分割成小块承包给农民。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有所不同吧?
何新:土地承包的实质,也是土地分租的一种形式。地租,其实就是农民向国家缴纳的公粮也就是相当于粮食税。邓小平进行的农村改革,与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都是以有限的实物税(地租)这里所说的实物税,就是粮食税。代替全部余粮(或公粮)的无偿征集。都是与民休息的和养民的政策。
记者:新经济政策是怎样开始的?它是否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和设想?
何新:在农业中实行新政策的同时,列宁也认识到恢复市场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他说:〃1921年开春以来,我们提出(还不是已经〃提出〃,只是刚刚〃提出〃并且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完全不同的办法即改良主义式的办法,来代替原先的行动的办法、计划、方法、制度。
所谓改良主义式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只是随着它们活跃的程度能够使它们受到国家的调节。〃《列宁选集》第4卷,第575页。
这段话极其重要。列宁在这里明确指出,要由革命倒退到改良,要承认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并且活跃它们,同时用国家政策调节它们。列宁说:
〃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不想故意看不到自己的失败,不怕正视危险,我们就应当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作的退却是不够的,必须再退却,再向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