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 作者:何新-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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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他发现并支持张春桥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这是张春桥政治发迹的起点）。

　　张春桥这篇文章立论的着眼点，就是批评建国后干部（官员）薪金、待遇存在较大等级差别，所谓〃衣分五色，食分九等〃，导致物质分配上的不平等而与共产主义理念存在矛盾。

　　对这种物质分配的不平等，张春桥认为乃是〃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现实中的存留，应予消灭。观张春桥一生政治行迹，我认为此人是一个心胸狭隘而又攻于心计的小人。他对社会等级差异的这种不满，与其说是出大公于天下的共产主义理念，不如说是个人受压抑的偏狭的嫉妒之心。但毛泽东当时却深为赞赏此文，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从1958年以后，毛泽东一直主张取消或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记者：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

　　何新：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法律所有权，实际上就是财产的私有权。毛泽东主张对此加以限制。张春桥则主张根本取消。

　　限制是对的，不限制就会导致尖锐的两极分化，会使社会陷入不稳定。但取消是不可能的。

　　张春桥的观点，实际是一种分配决定论，认为物质分配形式决定所有制形式。这接近于拉萨尔和空想共产主义的观点，恰恰是马克思一直反对的观点。

　　我在看四人帮被审判时注意到，张春桥始终一言不发。他是抱恨而死的。也许他至死还自认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这是极其荒谬的！张春桥从来没有真正读懂马克思最重要的两部书《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从来没有真正懂得马克思生产力决定论的历史观（所以他大批特批〃唯生产力论〃）。

　　可悲的是，毛泽东似乎始终没有深入研究列宁在实施〃新经济政策〃前后的那些著作。他更重视的是《国家与革命》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的著作。他没有深入研究〃新经济政策〃以及列宁对左派共产主义的批评。正是在那些著作中列宁对十月革命采取的激进共产主义措施作了深刻的批评和反思。

　　9、以〃四因论〃分析文革

　　记者：您既然谈到了文革，我想能否请您离一下题，暂时不谈经济，请您谈谈您现在对文革的看法。

　　何新：我认为文革有三方面的原因：意识形态原因、政治斗争原因和社会原因。

　　在意识形态上，我认为文革是毛泽东的空想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在1958年失败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实验（〃五七〃道路、巴黎公社式民选政权即〃革命委员会〃、让城市青年下农村以消灭城乡差别等）。

　　而为这一代价高昂的政治实验拓开道路的，则是高层的政治斗争。毛泽东以激烈无情的政治斗争清除了党内阻挠他实施其空想主义的主要政治对手刘少奇和其他权力障碍。因此他才可以在一种空前的规模和范围（涉及近十亿人口），将空想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构想（见之于1966年的5·16通知及5月7日致林彪信）付诸全面实践和实验。　

　　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当时全中国10亿人民都能被动员起来，全民一起参与这一斗争和这种实验？除毛泽东如神一样的权威魅力之外，空想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更重要的一点是，这种空想共产主义，是针对着在革命后中国社会中正在萌生、当时尚未充分展开的社会矛盾，即由于社会中的等级差异、分配差异引发的官僚主义与普通民众的矛盾。

　　而文化革命之所以必然失败，是由于它违背了经济规律，导致国民经济全面瘫痪，民生贫困和人民的总体性失望。为什么最终会发生这种失败和失望？因为文革的手段，文革所构拟的社会新制度，是一种空想性的、内容贫乏而抑制活力的制度。既不能消除社会中的不平等，也不能解决发展经济的任务。　

　　事实上，文革派曾经同时承诺了两大目标：〃（1）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2）文革将大大解放生产力。〃但搞了多年之后，老干部被打倒了，造反派（王洪文一类）上台了。但造反派并没有消除社会不平等，相反倒成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的拥有者。而他们恰恰又是比劳苦功高的老干部更不具备资格的这种不平等权利的继承者。造反派成为文革所产生的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文革的结局似乎只是帮助了造反派夺取权力。文革并没有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没有使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改善。由于经济停滞和人口增加，城乡人民在70年代的生活水平已大大低于50年代。因此人民普遍认为自己受到了文革派的愚弄和欺骗。人民从支持它转而反对它了。这就是导致文革失败的必然原因。

　　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完整的运动过程可以分析为四种原因：动力因、形式因、素材因、终极目的因。我们可以应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理论对文革作一下分析。

　　概括言之，（1）政治（夺取权力）斗争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致动因。（2）空想共产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为这一运动赋予外表和造型的形式因。（3）人民群众与党政官员的矛盾（所谓〃大官、小官、工农兵的矛盾〃）则是引发这场大运动的社会燃料，是素材因。（4）社会进步的目的因应当是国家的强盛与民生的改善。这是任何激发人民活力、取得人民支持，使社会存在与运动的总目的因，而文革即失败于不能实现这一目的因上。

　　记者：您的分析虽简略，但很新颖。可是我仍然有问题。很多人认为，文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夺权（夺刘邓的权）。

　　何新：政治斗争，以及由于这种斗争导致的中央权力的转移，无疑是文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事实上毛泽东在〃5·16通知〃以及〃一月革命〃前后的讲话中曾多次明确指出这一点。他始终认为围绕权力、政权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但是，政治斗争并不是这场运动的唯一原因。否则就有一个问题。既然毛泽东搞文化革命的主要对手是刘少奇。在中共〃九大〃已打倒刘后，为什么他还不终止这一运动呢？

　　尽管夺权是文革的重要政治内容，但是它绝非唯一的原因，它只是这一运动的致动因。实际上，毛泽东考虑以文革运动的形式加以解决的并不仅是一个或一群政治异见者，而是谋图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作进一步的全面改革。然而，1966…1976年的十年间，这种新制度被置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张春桥理论）为代表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和斯大林模式（暴力的全面专政）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其结果是导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倒退。　

　　历史证明，夺权的目的比较容易就办到了，制度改造，以及更为重要的，通过制度改造全面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即〃文化大革命〃）这一总目标，却没有通过文化革命而得到实现。

　　毛泽东于1971年林彪事件后日益深刻地意识到这种失败。这也正是导致毛泽东晚年在精神上深陷痛苦的根源所在。因此，对于毛泽东，文革确实是以悲剧而告终结的。

　　10、关于社会主义内部社会分化的问题

　　记者：您是否认为，文革前政治体制和形态与文革中的体制具有不同？

　　何新：当然。表面上的〃壳〃和名义，虽然似乎未变，都还叫〃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但实际上发生了本质和功能的变化。

　　文革首先是一场夺权斗争。毛泽东说〃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就是指这种〃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的根源来自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毛泽东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就是指这一点。

　　在中国这样的一党执政的国家，政治斗争往往表现为党内派别的矛盾。社会阶级、利益集团的政治取向，往往是通过在执政党内的代表、代理人和不同派别来谋求和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党内政治派别斗争反映了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1966年8届11中全会，毛泽东改组党的中央政治局以后，到1967年〃二月逆流〃发生，毛决心罢黜老干部一派。此后经历过长征时代的政治元老占多数的中央政治局被虚化，中央文革逐步取代政治局的地位，不仅成为文革意识形态的制造者和解释者，而且成为了政治决策中心。

　　这个罢黜元老的过程是以〃打倒走资派〃的名义进行的。其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集中到毛泽东个人手中。这种最高权力，包括最高官员的选择、任免，国家大政的立法，政治意识形态的制订以至部分司法权（如对被怀疑有罪官员的审查、性质判定、定罪和处置方式），这些最高权力最终都集中到毛泽东个人手中。

　　没有毛个人的肯定或圈阅，任何部门（包括政治局、国务院）不能推行任何重大政令，进行任何重大人事任免。

　　在这个时期（1967…1976），国家权力这种高度集中的程度，在中外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记者：那么我想问一句，您认为四人帮是当时中国社会中的哪个阶级的政治代表？

　　何新：他们自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但实际上，他们是当时中国社会中一个对现实不满，窥觎着权力的边缘阶层的政治代表。这个阶层就是后来的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进步，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分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在1974…1976年前后，一直反复思考的问题。这恰恰也是毛泽东在文化革命前后一直反复在思考的问题。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认识不同。斯大林一派的苏维埃意识形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不存在对立的阶级关系和对抗性社会矛盾。社会主义已消灭阶级。敌对分子仅仅是帝国主义的派遣特务、间谍或个别的腐败分子。

　　1965年中共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矛盾也持有相类似的看法。因此这个报告认为，激烈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时代已结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关系的矛盾了。

　　现在回顾历史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对中共八大报告是持不同看法的。八大结束的第二年，他在党内发起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在国内展开大规模的反右斗争。　

　　1962年，他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记者：但是当时，党内刘少奇等领导人，不是也承认中国仍存在阶级斗争？

　　何新：都在讲这个问题，但看法却有本质不同。刘少奇等领导人，站在执政者的地位，认为阶级敌人是那种对于现实政治体制不满或有攻击性的敌对分子如地富反坏、间谍分子。

　　但毛泽东的看法则非常不同。他的目光集中在执政党本身，集中在执政党的高层政治领导者身上。

　　1960年他在读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社会主义时代革命对象应有所变化，提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概念。他认为，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培养修正主义的土壤。在1963年，他进一步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概念以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

　　他提出这些新概念，实际是在确定新的政治革命目标，这种目标他认为应当集中在执政党，执政党内的高级官员身上。

　　1965年以后，他已决定发动这场目标对准执政党高层的新的革命。因此，1965年10月他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1966年1月，他在武汉对地方干部讲：〃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我希望你们学蔡锷，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这实际已是在直接授意让地方造反而反对中央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从内部摧毁国家政治体制的运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自杀性的革命？原因即在毛对社会主义矛盾的这种认识中。

　　记者：文革前中国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革中、文革后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似乎基本制度并未改变。

　　何新：表面上似乎未变，实质则发生了深刻的政治结构的内在变化。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观察和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文革不仅导致了中央权力分配的变化，而且导致了中国政治制度和结构的重大改变。

　　1949年中国革命后建立的政治体制，其溯源来自历史上的四种原型。

　　1、决策机制参照苏联以党和政治局为决策核心的权力中心控制模式建置；

　　2、行政系统参照着中国历史传统中的省部体制模式建置；

　　3、吸收了延安时代民主参议制的内容，以及抗战后多党多派的政治协商建立了〃统一战线〃及民主党派参政机制；

　　4、在人大与政协的民意及民众代表制度上，参考了近代西方的两院体制。

　　事实上，文革前的政治体制，虽然还不能说已充分体现了近代民主政治的民主精神和理念，但也绝不能认为是一种单一的专制性体制。

　　记者：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历史上的政治体系划分为三种类型：一、寡头政体（即专制政体），二、民主政体（多数人决策），三、贵族政体（精英决策）。您认为文革前的体制是否与此有关？

　　何新：应当认为是精英（即高级干部）决策的权威体制。孟德斯鸠是近代西方政治理论之父。严复在19世纪末曾翻译了他著的《法意》。《法意》在60年代有一个新译本，就是《论法的精神》。幸运的是，70年代我流浪北京时从商务印书馆搞出来的那批书里面，就有这本书。

　　孟德斯鸠将国家主权划分为三大权力：（1）立法权；（2）行政权；（3）司法（护法）权。

　　这是一种古典式三权划分，其理论来源是古希腊，但这种划分是不全面的。

　　实际上，国家权力还包括三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4）统治集团成员的任免权、继承权。（5）军事权；（6）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政治的、宗教的、形而上学的）的制订和解释权。

　　孟德斯鸠法制思想的核心原则，我认为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多数作出决定的主权原则，即所谓〃民主〃。二是必须用权力去限制权力，以此防止对权力的滥用。

　　11、文革导致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

　　记者：那么您如何分析文革时代的权力结构？您认为这种权力结构与文革前有何变化？文革中的政治制度属于什么类型，它又是怎样形成的？

　　何新：你向我提出的都是最难回答的问题。

　　记者：那么我换一个方式。您认为孟德斯鸠式的这种主权划分适用于中国吗？

　　何新：毛泽东在1954年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极为重要的名言，这段话在《毛主席语录》中列为第一段。它的涵义包括两点：

　　（1）党是最高决策机构

　　（2）国家权力与政治意识形态相结合。

　　因此，在文革前的国家体制中，决策核心是党的政治局，形式上的最高立法机构是人大。咨询机构是政协。行政权的最高机构是国务院，统帅着各省、部、委（国务院总理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参与决策，然而党的纪律约束着他不能独立行政）。

　　最高司法权是高法高检。但实际上，司法及检查权也是从属于党的领导的。

　　文革前的宪法，规定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大，拥有立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