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新国家主义的经济观 作者:何新-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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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团结多数。管理必须要给绝大多数人提供出路，并借以使多数人对基本管理制度产生认同，否则管理是不可能成功的，或者是即便成功管理成本也必定会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如果说西方曾经在占据世界资源多数的基础上，实现了中产阶级在社会中占多数的话，那么这一条道路将永远没有可能在中国变成现实，精英主义制度在中国不可能有任何前景，最近20年来中国社会中普遍的行为失范，就是因为精英主义不能给中国多数人以出路或者成功的机会。在精英主义制度里全世界范围里也一定是多数人没有根本出路，或者是根本没有出路，因此这种管理是不可能有普遍意义的。精英阶层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和良知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这是因为欧美日大企业具有技术垄断地位，和建立在技术垄断基础之上的资源垄断地位。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和没有正常出路的缘故。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伪道德效应〃的成立条件是能够给特定区域之内的多数人口提供以现实出路，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
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核心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毛泽东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核心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在逻辑上等价，但是在现实中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可持续发展是属于〃知〃的范畴，而适度发展则是〃知行合一〃。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主动选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奢侈消费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核心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以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目标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经济效率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只有这一道路才能为中国的多数人口，提供一条现实的出路。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理论具有非常强的渗透性，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这就能够用无形资源去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在避免常规军备竞赛的条件下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适度发展理论渗透到国防和外交这样的军事战略层面。收敛态势防御对世界和平和裁军努力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与西方的〃前沿压迫〃以策安全的军事战略相比，不仅能够节省大量不可再生的资源用于改善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