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后期宗教史-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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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清领道传播同时，巴蜀一带兴起了一个较大的民间道教派系五斗
米道。东汉时期的巴蜀之地，方士与儒士之中通谶纬术数的人不在少数，并
颇多好 《老子》、尚黄老言者。加之巴蜀之地的少数民族盛行巫术，这都为
方士活动和五斗米道的创立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与此同时，五斗米道采取“鬼
道”的某些方式传教，容易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接受，从而扩大了势力。
东汉顺帝时（126—144年），张陵在西蜀鹄鸣山 （今四川大邑县境内）
创教。因奉道者须出五斗米供道或酬谢道师，故称五斗米道；又因张陵自称
太上老君降命其为天师，也被称为天师道。其正式道统乃后世所称“正一道”，
其道书归入正乙部。
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陵本为沛国丰人，汉顺帝时入蜀，与《太平经》成
书同时。其反对贼盗、欺诈的主张和追求长生、度厄、首过、医疾、“收万
精魅”等，均直接继承秦汉方士的道术。五斗米道为人治病有时先让病人思
道悔过，若不愈，再请神杀鬼，并根据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的信
仰，创造了以“三官手书”为病人请祷的祭仪。张陵本人在创教过程中撰写
了一些“微经”，将长生成仙作为最高目标并具体化为由神仙除去死籍，消
灭三尸，节禁魂魄不弃人身。此外，行气、导引、房中术等在张陵的道术中
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张陵在创教过程中建立了24个教区，称为24治，其中以阳平治、鹿堂
治与鹤鸣山治最为重要。各治由祭酒 （教职）主持，并设立命籍，“落死上
生”，教徒定期到治所核实户籍，检讨行为。总之在张陵时代，五斗米道已
经有了道书、教义、教仪、组织和戒律等，初具宗教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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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陵之孙张鲁继为教主之时，割据汉中，教化民众，建立起政教合一的
政权与从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直到师君的宝塔式教阶制。张鲁投降曹
操后，其大量道众北迁，五斗米道的势力发展至中原地区。随着晋统一天下，
更向东南传播，遍及全国。
与五斗米道同时（光和年间，178—184年），活动于巴、汉一带的张修，
如异军突起，在汉中形成了一股较大的势力而且起义。以至于史家特地将他
与黄巾起义领袖张角并列在同一地位。他的道法与张鲁相同，“可能是张陵
一系在巴郡的大首领，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五斗米道在道教发展中的最大
作用，是使道教拥有大量的下层信徒，并初步建立了相对稳定的一个宗教组
织。从此，道教不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方术和巫术，同时也作为
一种宗教社会力量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
（3）张角与太平道
汉灵帝在位的熹平年间，在河北巨鹿崛起一派由张角为首的太平道，并
很快发展壮大转而成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以宗教形式组织起来的农
民起义——黄巾大起义。据《后汉书·皇甫嵩传》载：
……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
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连结郡国，……遂置三十六方，……各立渠帅。讹
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
郡官府，皆作“甲子”字。……诸方一时俱起。皆以黄巾为标帜，……旬日
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
道教各派的名称通常依其所据经典而定，太平道的酝酿，约起于吉、官
崇的“太平清领道”；“后张角颇有其书焉”。张角利用《太平清领书》中
的某些宗教观念和社会政治思想，创立起一个庞大的道教组织。张角自称“大
贤良师”，其弟张梁、张宝自称大医。建立了以“方”为单位的教区组织，
大方万人，小方六七千人，为首者称大方、小方，各设渠帅总领其事。《后
汉纪》称其“周遍天下，置三十六坊，各有所主”。并应《太平经》中“沉
得天心意，使此九气合和，九人共心，故能致上皇太平也”和“道有九度”
的提法，道师持九节杖（类似权杖）。认为以此可理九人九气之事，可以节
制宇宙万物，可以度人得道。
太平道初起时，奉事“善道”的“黄老道”，并以治病的方式传教。以
符水咒说疗病，即用美酒合着“神符”吞下，对病者念咒以求除病。由于当
时疾疫流行，人们纷纷求他治病，并因此而信奉其道。张角在灾情特别严重
的冀州布道成功之后，就派出八个弟子到各地传教。
东汉之时，谶纬神学十分盛行，天灾人祸并行，人心思变，要求“太平”，
因而早期道教经典中关于“变”而达到“天下太平”的思想极为合乎许多人
求助于神灵，以期带来“太平”的需要。一些宗教领袖亦对黑暗统治心怀不
满，于是他们施其所长，吸引群众。大批农民流离失所，与土地分离的状况，
便于以宗教形式加以组织，并进而领导农民起来反抗。事实上，当时在张角
率黄巾军起义之前，已有不少富于宗教色彩的农民起义活动。在光武帝建武
年间 （25—55年）就发生过至少二起史称“妖巫”的造反事件。
到熹平年间（172—178年），宦官集团在政治斗争中战胜了外戚和士人
清议集团，控制了诸州郡的政治与经济，王朝统治陷入危机。张角借机发展
势力，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流民纷纷响应，许多人甚至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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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家财，投奔张角。184年（中平元年）由于有人告密，张角一派提前起义，
其规模与声势极大地冲击了东汉王朝。
以宗教信仰的神学理论和宗教的组织形式为民间百姓呐喊战斗，旨在推
翻腐朽的统治者的，张角并不是第一人，但顺利地实现宗教组织形式到政治
军事组织形式的转换，并引发波澜壮阔，声势如此之浩大的农民起义，张角
却是第一人。在这一转换中，张角从宗教领袖一变而成黄巾起义军的首领，
太平道的徒众由“叩头首过”之士一变而为燔烧官府的斗士，张角在太平道
称为“大贤良师”，在黄巾军则为“天公将军”、“黄天”；在太平道他们
“符水疗病”，在黄巾军则为“黄天当立”而战。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固然
在于朝政腐败与社会苦难，但从宗教本身的角度看，则显示出在中国传统文
化背景之中，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民众疾苦、宗教与百姓求太平求温饱的要
求密切相关的典型结果。
道教在汉代出现以后，即受到农民群众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矛盾的影
响，并积极地投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流之中。尽管太平道领导的黄巾起义被残
酷镇压，五斗米道在张鲁投降曹操以后也受到一些挫折，但早期道教二大派
别的理论和各具特色的实践都显示出在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中，宗教从来都
不仅仅只是一种信仰体系，它或受宠于统治者，或流布于民间，既能够成为
辅佐君王的有力支柱，又能够成为摧枯拉朽的造反大军，无论是佛教的传人
还是本土道教的形成，都与中国的大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统治者对之又爱又
怕。中国社会宗教与政治的这种复杂关系，特别是统治者对宗教防范胜于利
用的基本政策，使得中国的几大宗教从未像西方宗教那样获得国教的地位。
2．分化瓦解
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到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共369年。这
一时期的中国基本上是处于动乱分裂状态的。先是魏、蜀、吴三国呈鼎立之
势。后来，司马炎代魏，建立晋朝，统一全国，史称西晋，不到40年即灭亡。
司马睿在南方建立偏安的晋王朝，是为东晋。在北方，有几个民族相继建立
了十几个政权，被称为十六国。东晋后，南方历宋、齐、梁、陈四朝，统称
为南朝。与此同时，鲜卑拓跋氏的北魏统一北方，后又分裂为东魏、西魏、
再分别演变成为北齐、北周，统称北朝。最后杨坚建立隋朝，统一全国，方
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
这一时间，一方面因为战乱频仍，社会经济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社会
矛盾尖锐，而使得人们的避世思想，解放意识等为宗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时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佛教传入中国并有长足发展，道教也以其攀附上
层的方式再次勃兴。另一方面，战乱与灾难迫使南北迁居，民族交错，加强
了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因此，对宗教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并促使道教在发展中分流，形成不同的支派，更为丰满起来。
曹魏政权时期，曾广招各种有影响的方术道士，实行一种“聚而禁之”
的政策，以防止他们“挟奸宄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对道教和祠祀巫祝
活动亦加以严密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曹丕的作法较之其父曹操更为严格。
222年曹丕下诏说老子是人不是神，不允许把他作为神来崇拜，不许为之立
祠祷祝，并以此列为“常禁”。 224年曹丕又下诏曰，凡是以往“祀典”
没有明文规定的各种“非祀之祭”以及一切“巫祝之言”，均在禁断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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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魏明帝曹睿即位之初，这些禁令仍具有效力。但禁网逐渐松弛。曹睿本人
亦宠信过一位自称天下神的“寿春农民妻”。曹睿还曾因其女淑死，而“举
朝素衣，朝夕哭灵”，甚至“举宫暴露野次”，这些都是与五斗米道十分相
似的宗教风俗。在他统治时期，张鲁的女婿燕王宇也一直受到他的特殊优宠。
曹魏政权的两手政策，直接影响了五斗米道的发展与分化。 东
汉后期道教活动的特点主要是在下层民众中间的活动，并以 其宗
教组织形式酿成农民起义，促成汉王朝的崩溃。这一历史经验使后继的各朝
当权者对于流布于民间的道教活动分外警惕，但同时又无法抗拒道教养生、
无为、教化的吸引力，因而对民间的早期道教活动都采取两手政策：一是利
用与改造，二是限制与镇压。这一策略，使得本身尚缺乏统一领导、组织相
对涣散，且组织成份发生变化 （有很多高级士族加入道教）的道教，出现了
分化。这一时期的道教沿三条线索发展：一部分“攀龙附凤”向上层发展，
参与宫廷政治；一部分逃遁山林，服食修道，超脱于尘世之外；还有一部分
则继续活动于民间，为农民起义者所利用。这种分化，是从曹魏时期开始的。
（1）道教团派的二级分化
黄巾大起义（184年）后，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统一（280年）不
久，各地反抗晋朝的腐败统治及残酷压迫的起义彼此起伏。 317年东晋渡
江，南北分裂，直到589年隋灭陈，复归统一。这一时期，特别是两晋时期，
大小不同的各种农民组织起义，连绵不断，遍及东西南北，并且这些起义者
为号召和组织群众，大多利用了道教。这种现象表明当时道教在群众中有广
泛的传播和影响。但由于这个时期的道教处于“人人称教”的分化过程中，
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派别和教团也较多，因而其人数多少和影响大小便
各不相同。那些为农民起义者所利用的道教，大多属于民间流行的部分。
原始道教的主要载体是张角的太平道与张修的五斗米道。二者相比较，
太平道基本上是一种有明确政治目的的农民起义组织；而五斗米道虽也实行
政教合一，但在设置义舍、救济和吸引流民，诵习《老子》，作三官手书，
用宗教推行教化，去鄙俗、淳风气，以及教义教规等方面，更具有宗教的成
熟性。
五斗米道作为东汉后期发展最成熟的民间道教组织，随张鲁归顺曹操和
汉中信众的北迁而发生分化。首先是五斗米道的上层人物受到较为宽厚的待
遇。曹操曾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张鲁五子皆封为列侯，又为其子
彭祖 （燕王曹宇）娶张鲁之女，张鲁死后其子张富嗣位（参见《三国志·张
鲁传》等）。张鲁部将阎圃、李伏、李休等也都封官加爵。然而，张鲁本人
及其家属和他的臣僚在邺城定居的同时，便也脱离了他们雄踞30年之久的汉
中根据地，成为曹魏政权的掌中之物。这种“父死子系、弟亡兄荣、沐浴圣
恩”的结果，使得五斗米道的上层首领日益脱离下层道民，蜕变为利用宗教
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他们歌颂魏氏统一北方是“承天驱除”，教育其道民
要懂得“天命逆顺”，“但当户户自相化以忠孝”，“助国壮命”
在五斗米道上层人物北迁的同时，大批信道的汉中民众也相继北迁到关
陇、洛阳、邺城等地。 215—219年，汉中民众三次被迫北迁，人数逾万。
而张鲁及其属民的北迁，则给五斗米道带来了双重的影响和后果。
其一，五斗米道在巴蜀汉中分设24治，以天师为最高首领，下有治官、
祭酒分统道民，有如郡县官吏，组织比较严密；授职颁箓、收取钱税、科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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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律等也有一套制度。北迁之后的五斗米道脱离故地，原有的制度变得不适
宜在更广大的新地区实施，原来在汉中拜署授职的旧祭酒道官逐渐亡故，新
增的祭酒、道民不服从旧的道法，特别是教主张鲁的死亡，更加深了这种混
①
乱状态，“诸主者祭酒人人称教，各作一治，不复按旧道法”。尽管作为
24治之首的阳平治再三假借天师张道陵之口责令教徒行事要合乎汉中旧
制，但实际上已是各自为政。
其二，教民大量迁至北方，为五斗米道在更大范围的传播提供了方便。
自从太平道于汉末遭受镇压之后，北方原有的道教便已衰竭，虽有帛家道的
活动，但影响甚微，传授亦不可考。五斗米道首与道众的北迁，使天师道在
北方广为传播，并因张鲁家族受曹魏政权的礼遇成为魏晋时期道教的正宗。
至西晋末、东晋初，五斗米道在江南也盛行起来。东晋江南五斗米道虽为孙
恩起义提供了宗教外衣，但同时五斗米道与江南民间信仰相结合，又演化出
了三洞经箓一脉，实际上，这一时期的道教是在发展中走向分化，或说是在
分化中进一步发展。
北迁后的教民和祭酒教主们在各地自发地开展主治传教活动，虽然促成
了五斗米道的传播与发展，但也形成一个较长时期的组织涣散，旧的教规教
仪不起作用，某些教民与祭酒的腐化堕落，严重危及五斗米道的生存。作为
五斗米道的发源地西南巴蜀汉中地区，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