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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

科学史及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 作者:w.c.丹皮尔-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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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这一研究求得地壳的形成当不晚于16万万(1.6×109)年以前。

  根据相对论,空间,或者时空,有某种自然曲率,这曲率在物质附近或在电磁场里便会增加。这自然曲率是与宇宙斥力等价的相对性。在单位距离,这宇宙斥力是一个宇宙常数,常写为Y。这个常数的值,可由星系的退行速度并同时考虑万有引力而估计之。取爱丁顿的数字,星系的退行速度与距离成正比,这速度是每百万秒差距每秒500公里。在15000万(1.5×108)光年处,这速度是每秒15,000英里。在19万万(1.9×109)光年处,它是每秒190,000英里,但是这个数字大过光速,显然是有错误存在。也许爱因斯坦的或德·西特的闭合的时空(其中没有任何距离超过某一数量),可以拯救我们的理论免于毁灭。

  地质学

  近年来,地质学的最重要的进展,是通过研究地球物理学而取得的。以物理学的方法研究的结果说明,地球不恰是一个类球体,而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名叫“大地水准面”(geoid)。由物理学的方法也获得一些海陆表面下的知识。

  在地面各处精确测量重力的结果,有一些异常的情况。杰弗里斯(Jeffreys)认为,这些异常的情况想必说明山岳不只为其下面的岩石所支持,而且部分地为地壳的力量所支持。地壳有时受到很大应力。明内兹(Meinesz)等人在东印度附近乘潜水艇观测,发现地壳上有一窄带,在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下,向下发生显著的弯曲。布拉德(Bullard)指出,非洲大裂谷一带底部有重力反常现象;说明地壳的较轻物质,因变山谷两侧的向内推力,而被挤下去。

  地震观测,包含近震与远震两种地震的观测。近震波主要在地球表面或地壳内传播,而远震波才经过地球的深层,有些甚至通过他心附近。杰弗里斯认为,地震的研究,说明地壳是相当薄的一层(大约只有25英里),地壳里不同的物质分布在不同的地层之中。除了熟悉的凝结波与畸变波之外,现在又发现别的低速波。对这些波的观测说明,不同地区上有反射与折射现象,表明地壳内物质分布的不连续情况。经过地球内部的远震表明,地核的半径大于地球的半径之半。需要固体介质传播的畸变波并不重新出现于地核之外;因此地核可能是液体的,据杰弗里斯说,可能是铁或铁镍的熔液。

  地面下几英尺的强烈火药爆炸,可以激起类似天然地震的波动。用地震仪在若干选定地点对各种波到达时刻加以记录,可以测量其传达的速度。有些波向下通过未凝固的结构在比较凝固的层上反射回来,形成“回声”,由其反射所需的时间,可以求得这些层的深度。类似的方法可用以探寻油层,并用于海底地质学,以绘海底的地貌图。美国地质调查学会发明一种方法,从一个固定浮标上测量船只的距离:一个小炸弹由船上掷出,并记录其时刻,声音在海面传播,使浮标上的一个扬声器与一具无线电发射机开始工作,扬声器和发报机所发出的信号也在船只上加以记录;由这两种记录之间的时间差便可推算距离。大部分美国沿海地貌是这样绘成的;在大陆架与其外面的斜坡之间常有鲜明的界限。靠了观测波在岩层分界面处的反射,也获得一些有用的知识,在软的岩层中间波行较慢,在硬的岩层中间波行较速。不列颠群岛陆地是火成岩和早期水成岩的结构,但其附近的海底是较软和新形成的水成岩的结构,这些岩石在距岸150哩外,以百噚(600呎)的测索测量,深度差可达8000呎之多。





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第十二章 科学的哲学及其展望



第十二章 科学的哲学及其展望

  二十世纪的哲学——逻辑与数学——归纳法——自然律——认识论——数学与自然界——物质的消灭——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机体概念——物理学、意识与熵——天体演化学——科学、哲学与宗教

  二十世纪的哲学

  哲学思想的各个线索,已于第八章中讲到十九世纪,现在须追踪到二十世纪了。

  法国百科全书派所传授的哲学,本根源于牛顿的科学,其后又与达尔文学说汇合而成德国的唯物主义。但在此以前,康德、黑格尔及其信徒已建立起一个唯心主义的派别。此派在经院派哲学家中虽颇占优势,但引起科学家的反感,因而大部分科学家唾弃哲学达一百多年之久。

  1879年,罗马教皇列奥八世(LeoⅧ)发出通谕,重新宣布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为罗马教会的官方哲学,这使托马斯学说在天主教会思想学派中又得复活。当时有人企图用现代知识或者说用正统神学家所能接受的那种现代知识,来诠释中世纪经院哲学。这种尝试的成果,或者可以说是使经院哲学与某几门科学实现了妥协,而不是接受了整个科学精神。所以这些成果不在我们讨论之列,我们须对其他方面的发展加以探讨叙述。

  二十世纪的初年,多数科学家都不自觉地抱持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或者,如果他们对于这类问题的确予以考虑,则必倾向于马赫和皮尔生的现象论,或海克尔或克利福德的进化一元论。

  进化论在达尔文的谦逊的心目中,仅仅是科学上的一种学说,此学说或者可以用自然选择的假设加以部分的解释;但后来竟变成一种哲学,甚至在有些人看来差不多成为一种信条了。进化论的生物学给予一般思想界的真正教训是:任何事物都有其连续不断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在与环境不合的方向上走得很远,可能就有某种淘汰去加以制止。我们已经看见思想的各部门如何次第接受这个教训,以及如何加以推广与加深。但这种科学学说正当的影响,并不足以使它成为一个哲学体系,去说明实在的基础与意义。生物学和古生物学说明,在数百万年间,从一个简单的始祖进化到了许多不同而复杂的种属。但进化论的哲学家,自斯宾塞以来,都认这个过程是事物的普遍定律。所以进化论虽然最初是与唯物主义决定论联系起来的,在一时期中,竟成为乐观主义的哲学了。即令死亡仍是个人生命的结局,人们可能觉得他自身总是有机体系中,或宇宙结构中,不断进化的连锁的一环。

  近年以来,进化论的哲学家表现出一些新的趋势,特别是要用生物学作为一条出路来逃避物理学的机械观点。柏格森更走极端,他不但要把物理学,并且要把逻辑连同它的固定原则,一扫而空。在他看来,生命乃不断转化的宇宙长河,其中的分段只是虚幻的。实在可于生活中得到,而不能用理性加以推敲。他承认终极因的说法,但是这些原因,和预定宿命论者所主张的原因不同,是随着创造的进化而重新形成的。

  因此,柏格森赞扬同理性相对众的本能与直觉,以为理性只是在生存竞争中,靠了自然淘汰产生出来的一个实用的优点而已。这种说法,用之于本能,似更为有力。实际上,在最有生存价值的、原始而实用的需要中,本能最为强烈。知识的进步所依靠的理性,以及直觉与理性的有效结合,似乎主要是在后期,而且主要是在与自然选择无明显关系的目的上,才有用。例如为了研究科学,即便是为了创立柏格森所引用的自然选择学说,为了研究哲学,即便是为了建立他所制订的那种创造进化论的哲学,理性与直觉确实是必需的。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实用主义,是进化论哲学的又一形式。这种实用主义以为一种信念的真理性的惟一试金石,就是它是否有用。实用主义把科学上的与宗教上的不可知论一齐规避。归纳法的可靠性,是一个困难问题。实用主义解决这个困难问题的办法是说:我们要生存下去,所以我们必须假设归纳法是可靠的。除非我们用过去的观察来作将来的指南,我们必遭灾害。根据自然选择的整个学说,宗教既然流行甚广,很可能有些宗教信仰是有生存价值的,因此,按照实用主义的定义,这些宗教信仰是“真理”。或许我们不妨说,如果一个实用主义者为了求得生存价值改变自己的信仰,以求在亨利八世(Henry VIII),爱德华六世(Edward Ⅵ),玛丽(Mary)及伊丽莎白四朝的统治下生存下来,那末,他的“真理”观念已经经过有效的扩充。可能正如詹姆斯所说,在科学与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信念,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即在实践中行得通的意义上,才算得真理。但是还有一些别的信念,显然要用另一种试金石来检验,直接观察和实验的试金石;这样,狭义的实用主义者所未曾认识的一个标准,也可以用来检验了。

  进化论虽然从科学与哲学发展成为历史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的普通原则,但各时代中的多数学院哲学家,还保留根源于柏拉图,经德国的唯心主义,如康德学派或黑格尔学派传授的某种古典传统。黑格尔以为关于实在世界的知识,可以用逻辑推导出来,而在英国,这个学说更为布莱德雷加以现代化。他的《外观与实在》(Appearance and Reality)一书,出版于1893年。布莱德雷以为科学用空间和时间表述出来的现象世界,是自相矛盾而虚幻的。实在的世界,必在逻辑上自相一致,最后归结为超时与超限的绝对。这种观念,实渊源于巴门尼德、芝诺及柏拉图时代。

  约当1900年,对于黑格尔派这一思想方式的反动,即在哲学家中也日趋显著。一方面,逻辑学家如胡塞尔(Husserl)发现了黑格尔的谬误,而否认布莱德雷关于关系与多数,时间与空间是自相矛盾的信念。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得到相同结论的数学家携起手来。另一方面,有些人起来反抗理性的束缚,起来反抗相信世界符合逻辑的古典形式主义,并因而接受了柏格森颂扬直觉或本能的学说,或者跟着詹姆斯陷入实用主义,即激进经验论。这种激进经验论以为关于实在的观念只能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这最后一派的思想以及数学家的思想,很明显地与科学观点极其近似,物理科学与哲学再行携手的新发展,即由此而来。

  马赫在分析经验时所持的见解,重新出现在詹姆斯的激进经验论中。这种见解,加上逻辑学、认识论及数学原理方面的新观点,促成一个新的思想学派,有时称为新实在论。这派哲学,主要产生于哈佛大学。它舍弃了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系统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以宇宙是一个整体的学说为基础的),正如科学在十七世纪脱离经院哲学派时舍弃这个观念一样。它在研究普遍的问题时,把零零碎碎的知识拼凑在一起,正如科学研究具体问题时一样,而当观察或实验证据尚不充足时,则提出一些假设。在它的认识论中,它不相信实在必然以某种方式随我们的思想为转移:在这一点上它是与唯心主义不同的。但这一派哲学超出了马赫的纯粹现象论的范围,它以为科学不但研究感觉及心理的概念,而且以某种方式研究持久性的实在。在逻辑方面,新实在论以为,一事物的内在性质,并不足以使我们推出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所以在逻辑及认识论方面,这个新的哲学又回到了分析的方法。但是,它与数学原理的联系所产生的影响最大。罗素说:

  自埃利亚的芝诺以来,唯心派的哲学家,竭力败坏数学的信誉,制造出种种有意设计出来的矛盾,企图证明数学未能求得实在的形而上学的真理,而哲学家则能供给较优的成品。这种作风,康德固多,而黑格尔尤甚。十九世纪的数学家已摧毁了康德哲学的这一部分。洛巴捷夫斯基发明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埋葬了康德的先验美学的数学论据。魏尔斯特拉斯(Weierstrass)证明了连续性不包括无穷小;坎托(Georg Cantor)发明一连续性的理论与一无穷大的理论,使古来哲学家所津津乐道的疑难全归消灭。即康德否认算术来自逻辑之说,也经弗雷格(Frege)证明其错误。所有这些结果,都得自通常的数学方法,其确实可靠不亚于乘法歌诀。哲学家应付的方法,就是不看这些有关的著作。唯有新的哲学才能吸收这种新的成果,从而对于安于无知的敌人,一举取得辩论上的胜利。

  哲学思想上这个革命的详情,只有懂得十分专门而精深的数学的人才能领会。然其总的结果却很明白。哲学现已不能单独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上;它再一次同其他的知识联系起来。在中古时代和许多现代哲学体系中,其他学科是从哲学家预定的宇宙结构中推导出来的并适合于这个宇宙结构的。新实在论则告诉哲学家须如牛顿时期一样,在建立自己的庙堂以前,要了解数学与科学。这个庙堂并且须是一砖一瓦地建立起来,不可希望是从理想乡中完整取来的。

  新实在论利用数理逻辑作为自己创造的工具,因而能以往昔哲学所不可能的方式,找到科学中新知识的哲学意义。因此,这个新方法虽然主要源于数学的发展,然其重要的数据则得自物理学——相对论、量子论与波动力学。现在我们尝试不用术语,对于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各派哲学中这个最新的一派,加以叙述。

  逻辑与数学

  逻辑是推理的普通科学,因此应包括所有的推理的方式,币过由于历史的巧合,它却开始于演绎法。希腊学者关于演绎几何学的伟大发现,使得亚里斯多德在创立逻辑时,过于偏重演绎推理。反之,弗兰西斯·培根坚持认为归纳法具有独特无二的重要性。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动,因为他看到新的实验方法具有远大前途。但是他仍将推理方法分为三类,——即自特殊到特殊,自特殊到普遍,及自普遍到特殊。穆勒指出,真正的科学方法,应包括归纳与演绎,这样就把亚里斯多德的研究成果与培根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了。

  形而上学,可以看做是研究一般存在——意识所了解、或可了解的事物——的学问。心理学是研究一般意识的学问,就中包括意识的活动,推理即是其中的一种。所以照分类法,逻辑应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但由于它的重要性,又由于这个分支可以与心理学其他分支分开来研究,它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不久以前,形式逻辑大部分还不过是亚里斯多德及中古学者所传授的专门术语及三段论法的叙述而已。所幸非形式的推理方法,在讲究实际的科学家中间发展起来。这种方法,把归纳与演绎结合起来,开始于伽利略,甚至在演绎方面,也发展成三段论法从来没有想到的方法,但是逻辑学者仍然墨守成法。

  坎贝尔(N.R.Campbell)在1920年指出:在科学家看来,甚至逻辑的三段论法,似也脱不了归纳方法。我们举一个熟悉的例子:——凡人都有死,苏格拉底是一个人,所以苏格拉底也有死。根据观察与实验,我们发现某些肉体和心理特点,一律都是互相联系的;这个定律我们以“人”的概念来表达。我们更发现这“人”的概念,是与“死”这一特性有联带关系的,因此我们得到另一个定律,说这一联带关系是普遍的——凡人必有死。由此可以推论:这定律适用于个人,而苏格拉底证明也有死。但是如果这样去论证,那么其中实含有归纳的意义。当然纯粹的逻辑家会说,大前提是假设给定的,而逻辑所涉及的,只是从大前提演绎而已。但是坎贝尔认为,如果推理果真全无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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