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英]乔治·奥威尔-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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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话里面，除了词义的准确以外，声音的悦耳最为重要，必要时语法的规则也要服从于它。这也合该如此，因为出于政治的考虑正要求有含义准确无误、发音短促清楚的词汇，使发言者能够吐字迅速，但心里几乎没有任何余响。B类词中，几乎个个相似，这使得它更加显出力量。这些词，比如〃goodthink〃；〃Minipax〃；〃prolefeed〃； 〃sexcrime〃；〃joycamp〃； 〃Ingsoc〃；〃bellyfeel〃；〃thinkpol〃，以及其它无数的词，音节都只有两、三个，首末的音节同样重读。使用这些词有助于养成急促简练的说话风格，顿挫有力而又单调乏味，而这正是党所希望的。党的意图正是要使得言谈、尤其是意识形态并非中性的问题上的谈话尽可能脱离人的意识。日常生活中有时无疑需要思索之后再发言，但党员响应号召对政治或伦理问题的表态，就应当能够脱口说出正确的意见，犹如机枪发射子弹一样全然是自动地进行。他受到的训练使他能够适应这种要求，语言本身又给了他几乎万无一失的工具，而词的构成，再辅之以急促、不堪入耳的发音，这与英社精神是相吻合的，更有利他的发挥了。
另一点也有很大的帮助，那就是供选择的词语非常之有限。相比我们所用的词汇，新话的词汇量很少，而且还不断地发明新方法减少词汇。事实上，新话的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它的词汇每年不是递增，而是递减。每减少一次，它的成果就增加一分，因为选择余地越少，思想的诱惑越小。最终党所希望的是，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只有喉咙在发声，而没有更高等的神经中枢的参与。新话中有一个词〃duckspeak〃就很直率地表明了党的这种用意，它的意思是〃像鸭子一样嘎嘎叫〃。〃duckspeak〃与其它许多B类词一样，含义也是模糊的：倘若嘎嘎叫出的都是正统的观点，这个词就只是表示赞扬；像《泰晤士报》用〃doubleplusgoodduckspeaker〃来称呼党的某位演说家的时候，那就是在高度地、热烈地恭维。
C类词。
C类词只是其它两类词的补充，里面全是科技术语，类似于今天我们使用的术语，词根也相同，不过仍与平时一样，很小心翼翼地对它们做了严格的限定，删除那些不愉快的含义。它的语法规则与A、B两类词完全相同。C类词几乎都是不见于日常的谈话或者政治的演说的。一个科技工作者，在为他的专业提供的目录上，就可以发现他需要的全部词汇；而对其它领域的词汇，他就几乎一无所知。只有极少的词才是各个领域共同的，我们也找不到什么词汇能够无视科学的具体分支，把科学的功能表述为一种思想习惯，或者一种思考方式，事实上表示〃科学〃的词都是没有的，它可能具有的全部含义现在都由〃英社〃一词整个包含了。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要用新话来表达异端的思想，几乎毫无可能，除非只是在一种很低的水平上。要说一些很拙劣的异端思想，说一些谩骂亵渎的话，自然也是可能的，例如可以说〃老大哥不好〃。但在一只正统的耳朵听来，这说的不过是一种不证自明的谬误；由于找不到必需的词汇，它也无法用理性的论证来为自己辩护。反对英社的思想只能是一些含糊的、非语言状态的东西，而且只能用一些很笼统的词汇加以命名：这些词汇堆放在一起，对异端思想只做总体的鞭挞而从来没有明确的说明。实际上一个人要抱了非正统的目的使用新话，那只有秘密地把它的词汇转而翻译成老话。例如，新话中可以说〃人人都是平等的〃，但这与老话中说〃人人都是红头发的〃没有什么区别。它没有语法错误，但它表示人人都有同样的身高，同样的体重和力气，显而易见是一个错句。政治平等的概念已经消失，这一种衍生的平等含义已经从〃平等〃这个词中删除了。在一九八四年，由于老话仍是一种正常的交流工具，使用新话的时候存在一个理论的危险，那就是人们可能联想到词的原始含义。但实践当中，一个精于双重思想的人是不难克服这一点的，而再过两三代人，这种可能性就彻底消除了。一个伴随着新话长大、始终只是使用新话的人，不会知道〃平等〃一词曾经有过〃政治平等〃这一种衍生的含义，也不会知道〃自由〃曾经有〃思想自由〃的意思，这就类似于一个不知象棋为何物的人，不会知道〃王后〃和〃车〃还有其它的含义一样。有很多的罪行、错误，他是没有能力去做的，原因只是在于，这些罪行、错误全没有名字，也就无法想象。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流逝，新话的一个显著特征，词汇越来越少，词义越来越严格，滥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也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一旦老话被完全取代，与旧世界的联系就完全割断。历史已经做了改头换面的书写，但从前的文献会有断片留存，逃避检查，如果还懂得老话便能够阅读。在将来，这样的断片即使侥幸留存，也无法辨认、无法译读了。老话里，除非指的是某种技术过程，某种简单的日常行为，或者本身的倾向就已经很正统（新话叫做〃goodthinkful〃），它的所有段落都是无法翻译成新话的。实践中这就表示，凡是大约一九六○年以前写作的书，总体上都属不可翻译的了。革命前文献的翻译，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翻译，不仅语言、而且含义都要做变化。这里以《独立宣言》中著名的一段话为例：
我们认为下述的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由造物主赋予而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确保这些权利，政府在人群之上建立，它的权力来自被治者的同意。凡任何时候、任何政府有害于这些目的，人民有权利改变它，废除它，建立新政府。
这一段要译成新话而不失去原意几乎不能做到。最可能的，无非是用一个简单的词〃犯罪思想〃概括整个段落。要完全译出，那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翻译，把杰弗逊的话译作对绝对政府的颂词。
事实上，过去的文献都大量作了这一类的改造。出于声望的考虑保留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记忆当然是有利的，但与此同时他们的成就必须符合英社的哲学。因而，像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拜伦、狄更斯等等，这些作者都属于正被翻译的行列；一旦翻译完成，他们原始的作品，各种残存的历史文献，都要被销毁。翻译是一项缓慢而艰难的事业，预计要到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或二十年才能完成。还有大量纯粹功用目的的文献，比如少不得的技术手册一类的东西，也会如法炮制。而所以最终全部采用新话的时间会订得那么晚，要到二○五○年，主要就是为了有充裕的时间完成初步的翻译工作。译者后记
对于这部天才而富于洞见的著作，再说任何话都只能是多余的。每个人都自会在书中找到共鸣，作为译者，我所能做的惟有沉默而已。译者后记
我要向先辈大师董乐山先生致以敬意。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一直参考了他的译笔；尽管先生的译作不能不说有草率之处，我在翻译中也常僭怀超过先生之心，然董先生对奥维尔的理解，他深切的人文关怀，都是我辈无法企及的。现先生的其它译作，如《中午的黑暗》等亦将出版，先生拳拳之心终有继者，此或可告慰先生之灵矣。
北京大学的林猛先生代我翻译了部分章节，包括第一部第七章历史课本上的那一段，第二部第九章〃戈德斯坦〃那本书的引文，以及附录〃新话的原则〃。这当然不意味着他的译笔只适于处理那些〃官方文件〃，而完全是因为我希望在这样大段的引文里，出现截然不同的风格。其实，没有哪篇〃官方文件〃，文笔上能达到他的水平——不信，到你的周围去看好了。
本书的出版颇多艰辛，有些甚至是我无法想到的。如今它终于见了天日；愿这不仅是我的幸运，也是读者的幸运。张晓辉1999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