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东向东、再向东-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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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向东，再向东》之利未记（5）
对于一些野生食肉动物我老家那里称呼“老巴子”，但是听说四川的土家族才这样称呼“老虎”，并且是对他们祖先“巴”的纪念。
河南嵩县还有许多与普通话根本不接轨的语言，比如称“头”为“抵脑”，称“蹲着”为“股斗”， 说人“漂亮”用“袅”，对于男性则用“排场”代替“英俊”，“生病”是“不美”，“上厕所”为“做点啥”。类似的奇怪话还有更多，几乎完全为汉语普通话之外的另外一种语言体系，在青年时代我在老家完全使用这些本地语言，后来我带外地的朋友到我老家，我讲当地话他竟然完全听不懂。当地人排斥普通话，称呼讲普通话的人为“烧包虫”，这种排外的习惯或许是当地土话保持千年不变独成体系的原因所在。但随着现代文明的冲击，在外地不通行的文字正在当地逐渐消失，以后恐怕会更因为电视广播的普及而彻底消失。传统与现代化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所以在今天抢救民俗并使用民俗去寻找祖先的根源，恐怕是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机会了。现代化继续挺进一个世纪也许一切便会荡然无存，那时候想再找寻祖先恐怕会比今天更难一倍。
还有一些关于植物的习俗嵩县与羌族也接近，比如某些特殊节日要烧柏枝驱邪等。
《羌族历史文化研究》记录的“周绍琼葬礼纪实”几乎与我河南老家的风俗一模一样，比如，死在家里的人停放堂屋，死在外面的不能进家门；起棺的时候摔碎瓦盆，并且路上抬棺不能停歇，亲人在路上“不能哭泣以防打搅死者灵魂”，亲人要下坟墓去查看墓下情况等等。类似细节上的接近非同一般，河南嵩县与羌族肯定有族源上的联系。
两者的婚姻与生育也一样有相通之处，但也不是完全相同。
书中所列羌族特征与我家乡最突出的差异是在建筑方面，两者完全不同。我家乡传统使用土坯墙基，顶部为草和瓦比较多，而羌寨中的房子全部为石墙土顶。羌族人喜欢在房顶上放置一些石头雕刻的动物辟邪，如鸡和猪（或狗）等。但是河南嵩县房顶上一般放置两种动物：“兽”和鸽子。也有人说，“兽”就是“寿”表示“吉祥”，其实我看“兽”或“寿”的形状实际上为一个缩短的“龙”。“鸽子”的造型确实为鸽子无疑。至于这个“鸽子”为什么作为图腾飞上嵩县人的房顶，我想到了以色列人祭祀时使用的鸟：斑鸠和鸽子。
嵩县境内似乎不善石雕，许多物品都用陶瓦替代，房顶上的“寿”和“鸽子”即为陶质。嵩县境内的瓦当饰纹中的一种为三角滴水 ，多为花，可能为梅花，屋檐每端用一个“猫头”，“沟沿” 上一般为植物造型。
嵩县地区有用土夯造墙的，每驳为大约一尺高一丈长的立方；此外还有一种更讲究的方法，是打土坯，每坯大约10公分高，50公分长，30公分宽，盖房十分结实，几百年也不会坏。解放前用砖盖房的极其罕见，一般为大地主才有如此享受，土坯即为高档。当然了，这是起码50年前的景况，现今人们不仅住砖瓦房，而且多住现代多层楼房了。
羌族地区有花样繁多的“云云鞋”，我老家同样有许多绣花鞋。但据我母亲说，最常用的花型为桃花、莲花、石竹子花和菊花。古代剪纸和绣花想必是每个女人必修的课程，我这代人也很熟悉，我自己幼年也喜欢传统“抨花”——一种比较简单易学的替花样方法：在原花样上面放一张纸，用铅笔在上面轻抹，最后即凸出花样，然后剪样绣花既可。
在《羌族历史文化研究》206页看到这两种习俗令我感到十分亲切：每年农历8月14是山王节，18岁以上男性都参加。要在庙内杀一只大肥羊祭祀山王神，羊肉煮成“汤锅子”（既清炖羊肉），各人自带调料和“锅盔”，人手一碗盘腿而食。这正是我老家最常见的一种早餐：清炖羊肉汤，并且我们也称配羊汤的正宗馍为“锅盔”——一种一面烤焦的发面饼。
更让我吃惊的还在后面。在“游戏”一节里，作者叙述了一种称为“丢窝儿”的游戏。
参加者先准备一枚铜钱和一些核桃，在地上画两条相距2米的平行线a、b。在直线b外侧画一条大约10厘米的小坑。先争头家，每人出一个核桃作为赌资，然后站在直线a的外侧向b扔铜钱，谁的铜钱距离b最近谁赢。最后开始“丢窝儿”。有两种规则：一种是“满打满吃”，谁先把铜钱扔进坑内谁就可以向每个人收取一枚核桃；另外一种是“打恰”，谁站在a的外侧把铜钱扔得距离小坑最近又没有掉进去，并且是在b的外侧；谁就可以得所有的核桃。
以上的“丢窝儿”正是在我老家那里在春节时才玩的游戏，可以一直玩到正月十五，在其他日子玩会挨骂为爱赌。我儿时就很喜欢这个游戏。赌具和羌族完全一样：硬币和核桃，绝对不用其他东西替代；规则基本一样，尤其场地完全相同：两条直线和一个坑。实际上有关这个游戏我们分两种，一种为核桃赌资，另外一种完全为硬币。核桃的游戏坑大，硬币为赌资时坑小，后者赌博性质明显。但我们称这种游戏为“泼窑儿”，“泼”与“丢”意思相同。这种古老质朴的游戏随着各种现代娱乐活动的丰富在我这代消失后恐怕将会彻底销声匿迹，如今在嵩县已经不见了。
其他与羌族地区的习俗还有许多点点滴滴的相似之处，不再一一罗列。书中所列羌族游戏，多在我家乡可以看到痕迹。但这些在今天的老家却再也见不到了，社会的习俗实在是变化很快，也很彻底，旧的习俗只会在极其偏僻不发达地区流行并保存的道理昭然若揭。今天在不同地区寻找一些相似的风俗与文化遗存可见有多么的艰难。我追述的祖先历史多在3000年前，而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只要经过30年左右就已经“人是物非”了。
在《羌族历史文化》中，工藤元男在《流传在中华世界周边地区的禹的传说》一文中认为：“遗存（二里头文化）大多数分布在河南西北部的颖水上游和洛阳附近的伊水、洛水下游地区以及山西省南部的汾水和涑水流域，这个地区也是夏文化的传承区域。”
假如此归类准确，并且我们也把羌族归为夏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则一切问题都能得到轻松的解答了。工藤原男同时指出，“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和殷代羌人分布地区相重合这一点很重要并值得注意。”这一点是否更证实了殷商与夏朝因亲缘关系而同时并存的特殊现象呢？
当我看到《嵩县大观》中对嵩县的解释，就更加肯定了羌族与嵩县地区可能有的文化联系。许多人怀疑羌族即为古代所谓“戎”人，他们从西北南下的可能性很大；而嵩县则恰好在春秋时有“戎人”从甘肃迁于嵩境的记录！
学者俞伟超先生说，“西戎和羌人无论就其祖源或是从春秋、战国及西汉时期的关系来说，都是属于同系的。” 他还认为诸戎大约都是从羌中分化出来的，皆与夏人有关。《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人“种类繁织，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①
因此，嵩县境内存在着“夏禹在嵩境治水娶妻的故事”（《嵩县大观》P2），而羌族人一直都认为夏禹是羌族人的祖先，也就毫不为怪了。
请大家注意一点，实际上这里我是拿家乡作为中原文化的代表来做的比较，因为我熟悉那里。以往被我看作穷山恶水的嵩县除了“仰韶文化”之外，境内同时还有“二里头文化”、“红山文化”等39处古文化遗址，可见其文化渊源的久远。
同时我还补充一点，处于偏僻落后地区的人们，不仅思维方式和现代人不一样，而且行为方式也有很大差异，只有经受过两种文化熏陶的人或许才更有体会。我的青少年时代完全是在一种相当原始蒙昧的状态下生活过来的，有过万物有灵的原始众神崇拜阶段，甚至去神庙拜过药（实际上是大庙的墙土），吃过神汉的符咒灰水等。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人们有太多的禁忌和敬畏，很容易成为传统道德社会；民众呈现出极端的愚昧状态，他们顺从命运，有人用一些现代人看来很荒唐的理由和行为就能让大众信服，一般群众有着极其脆弱的犹如含羞草般敏感的心理反应，它还影响到其他的一些社会表现，这是破除迷信之后的发达地区人们无法想象的事情。所以我常说，我没有看到过真正好看逼真的古代电影，因为我知道“古代人”的行为和表情与今人根本不同。我经历过的童年生活从某种角度讲就是“古代人”的生活。今人无法想象其特殊的逻辑与单纯的思维状态。但是仅仅过去二、三十年，那里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逐步走向了现代化。我在面对这些变化时总是有矛盾的心态，怨其变得太快，更愿其快变。
《向东向东，再向东》之利未记（6）
研究原始崇拜者的心理特征可对现实社会也做出一些相应实用推论。比如中国整体脱离原始崇拜的时间之短是应该引起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相对于一般意义上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人，中国人整体是原始崇拜者（以我对河南家乡的体会）。尽管中国长期一直有佛教与道教传播，但实际上无论何种宗教都未能彻底征服过中国人，即便在信奉佛教或道教的同时，许多人也是多少带有一定的多神原始崇拜特点的。这一状况直到“文革”的“破四旧”时才有相对的减弱。
就色彩喜好而言，中国人多以红色为喜，白色为丧，尤其汉族如此，我老家同。这可以追溯到古埃及与以色列文化中去，那里红、白分明。但中国并非所有地区都以白为丧，许多民族喜欢白色，如朝鲜、蒙古族，还有南方一些少数民族，都崇尚白色。欧洲人也崇尚白色，意为纯洁。
以色列人崇尚白色。“上埃及被认为是红色的，下埃及被认为是白色的”①。但是上埃及的王冠是白色的，下埃及的王冠是红色的②，红白两色的王冠被认为是统一埃及的象征。这些错综复杂的色彩也是一种对远古历史的传承。
划旱船是国人中比较流行的从春节到元宵节期间的庆祝活动之一，主要在汉族地区兴盛，嵩县亦然。据说最出名的划旱船是在山西一带，并且此风俗可以追溯到夏朝。这么说确实应该有埃及古风了。在古埃及，何露斯为一王子，父王被篡权者杀害后何露斯为父报仇夺回了王权，因为在整个活动中，划船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故而之后的每年大节埃及人都要举行一次象征性的庆祝活动，每个法老登基之日也都要重现船上的一幕，后来就简化为划旱船。久而久之划旱船就逐步演化为单纯的娱乐喜庆活动了。
由于《圣经》的核心是闪族人，并且是犹太人保存和续写了《圣经》，使得看起来《圣经》更象是一本犹太人族谱；造成了苏美尔（Sumir）很少出现在《圣经》作者的视野之内。《圣经》大量信息是有关犹太人的，他们的活动范围基本上都在两河流域之外，或者说在两河流域之南的阿拉伯半岛和北非埃及，所以苏美尔人自然不在以色列人关心之内。但按照《圣经》的推测；苏美尔人很可能也属于“闪族”，要么我们说，他们直接属于挪亚之后，但绝对不能说他们是犹太人。
除了夏、商、周之外，“仰韶文化”是构成中华民族主体的另外一个远古“文化层”。假如说文化同源，那么一定要对“仰韶文化”作出中东根源解释，我认为最可怀疑的与之有关的中东民族恐怕就是苏美尔人。
他们两者都同样活跃于4…6 千年前左右①。中国境内发现的如濮阳西水坡等天文两仪被认为是需要长久积累的高深知识体系，最初甚至许多人不敢肯定西水坡45号墓具有天文意义，因为中国当时似乎不应有这样的“高科技”——这一推论是有道理的。但当我们了解古代有全球东迁的习惯之后，尤其是中东是一切文明的源头，疑问就应该打消了，因为巴比伦地区就有类似的二十八星宿，只是目前的考古还没有发现有时间久在6500年前的。但巴比伦地区文明从现有资料看可以达到15000年左右，所以二十八星宿产生在那里并不是没有可能。
但二十八星宿并非是仰韶与两河流域之间联系的推论起点。
从雕刻看，当时苏美尔居民既有高鼻深目之人，也有五官平和的“中国人”。从这个角度也没有排除两者的联系。即便他们是高鼻深目之人也有被后来夏人同化的可能，所以人种差异并不是障碍。我补充一个细节，西水坡墓主的身高根据考古专家丈量是一米七九，高于今天中国男人的平均高度。同时古代文学作品里常有巨高之人，比如孔子超过一米九，其实可能是准确的，这些“高人”经过无数代最终被同化为普通蒙古人种的高度，当然在其他生理指标上也被“抹平”了。中国古代与孔子并列先贤崇高地位的老子传说“生而白头”，会不会他本来就是个金发白人？周朝文公九十九子之外另收养一个孩子雷震：“发似朱砂，胁生双翼”；只有白人才有“红头发”，“胁生双翼”则无疑是西方常见的“天使”形象，尽管描写这些的《封神榜》属于半神话，但是注意到他们产生的年代在中国古代，依然让人费思量。
以下言论，说明了高鼻深目之人在中国的大量存在：“关于人佣，北方的武士佣多深目高鼻，似西北少数民族充当武装部曲的形象……”②。我怀疑在大约1000年前中国大地上的人种都还保持了相对的“分明”。在大量图画中出现的西域人，甚至墓葬壁画中的奴仆也有“西域人”，说明这些所谓的西域人除了部分是西域来的商人之外，绝大多数应该就是尚未被同化掉的中国居民。所以在探讨古代族源问题上，根本不要考虑人种问题。人种根本不是个障碍。
仰韶文化多出现于中国的北方地区，尤其是黄河流域。这说明苏美尔人从两河流域地区北上经中国西域来到中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两河流域到达中国敦煌的直线距离不过大约2000多公里。地理上根本不成问题。古代中国北方的草原民族打仗能跑到两河流域，那么两河流域的人们来到中国也应该不出乎意料之外。
在闪族①奴役苏美尔人之前，苏美尔12个城邦之间的长期战乱使得许多人远走他乡，也会有许多我们未知的其他迁徙可能。公元前2113到2006年苏美尔曾经再度崛起，在两河流域下游的吾珥城建立了一个帝国，时间长达一个世纪，他们应该在这里与后来的犹太人有过文化上的广泛联系，或者根本就是同一个族源，这或许是后来能把希伯来人吸引过来的原由之一？按照一般人对《圣经》的解释，大约在这个时间前后亚伯拉罕家族离开了吾珥城。然后这一地区迎来了汉穆拉比时代。
苏美尔人与中国比较可疑的联系在60进位的共同使用方法，中国人使用60进位来做干支纪年和纪日②，还有一年划分为12个月的历法。
古代苏美尔人有“7月7”的节日，与中国同。但是他们的岁首却在6月。
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型文字也“接近”汉字。有人说楔型文字几乎是世界上一切象形文字的鼻祖，包括埃及象形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