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自白-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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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我就是在这种斗斗停停的忐忑不安中度过的。但是，从1968年春节以后，由于造反派忙于夺权，放松了对我的审查，只是安排我们每天上午去学生宿舍打扫厕所，下午让我们在家里写交待材料或学习毛主席著作。3月份，北京社会上掀起了打倒“变色龙”、“小爬虫”式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广泛宣传，很快他们被关进了监狱。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块石头落下了地，从此没有人再敢追究我所谓“黑炮手”的责任了。但是，我并不感到多少轻松，文化大革命已进行整整两年了，人民群众包括绝大多数的红卫兵在内，对派性已感到十分反感，渴望尽快整治“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人心思治啊！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接受再教育（1）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方针，再加上林彪、江青一伙野心家、阴谋家的破坏，使得全国党政机关和各行各业处于瘫痪和半瘫痪之中。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怎样才能医治创伤呢？毛泽东再次想到了军队，于是决定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任务。
1968年11月18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武汉大学，对学校进行全面接管和领导，这是广大师生员工久已期盼的一天。这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状态将要结束，在正确方向指导下的斗批改也行将开始。
武汉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军宣队），是由武汉空军司令部为主的各军事单位的军官和武汉钢铁公司为主的各有关工厂有经验的老工人组成的，指挥长叫武继元，是武空的一位将军，他有水平、有能力、有魅力，深受广大师生敬佩。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2月成立，工军宣队进校后，武汉大学又成了新成立的省革委会的试点单位。
工军宣队进校后，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首先是组织全校师生员工学习毛泽东“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关于实现革命大联合”、“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和知识分子必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等一系列的讲话。通过学习和细致的思想工作，逐步增强了党性、克服派性，收缴了枪支弹药、制止了武斗，促进了革命大联合，建立了院系各级革命委员会，为下一步清理阶级队伍和进行教育革命奠定了基础。
1969年3月，化学系的工军宣队决定抽调少数教师和学生组成一个教育革命小分队，奔赴当时武汉最大的化工厂——葛店化工厂，一方面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另一方面进行调查，为教学改革摸索经验。这个小分队由10人组成，其中4个教师，6个五年级的学生，队长是一个青年教师，副队长是一个学生。我们被分配到两个车间，我和另一个讲师以及两个学生被分配在三连（六六六杀虫剂车间）；分配在一连（电解车间）的是队长，一位老教授和4个学生。从专业上划分，电解车间是属于无机化学，而六六六杀虫剂车间是属于有机化学的，我们4个教师是按照专业对口分配的，这样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
在头3个月内，我们完全与工人们实行三同，同吃不成问题，大家都在食堂吃“大锅饭”；同住不可能，因为已成家的工人住在面积十分狭小的家里，不可能有我们容身之地；同劳动绝对没有问题，我们完全跟班劳动，白天、夜班轮流上。自上大学到毕业后的十多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生产实践，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深感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端。过去，我们学习化学只是从书本到书本，对化学的理解多是停留在化学符号和反应式上，一个化学符号的实体是什么，一个化学反应如何发生并向着有利方向发展，在脑子里完全是抽象的。通过生产实践，我方了解到书本的化学反应，甚至实验室中的化学反应，与工业生产条件下的反应，是有很大差别的。我初步体会到，知识分子到工厂参加生产劳动确有必要，不仅可以学习工人师傅们的优秀思想品质，丰富的生产实践知识与技能，而且有利于教学联系实际，特别是对于科研成果向生产转化是极有好处的。
“六六六”杀虫剂是最老的一种农药品种，尽管由于它严重污染环境，对人畜毒性大，现在全世界已禁止生产和使用，但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还是我国农业的当家农药。当时，葛化的“六六六”车间是全厂生产技术最落后、生产条件最差的单位，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燃烧、爆炸、中毒事故不断发生，严重地影响着工人们的健康。在这样恶劣条件下锻炼，是害怕困难，还是面对困难并去战胜困难呢？对我们的确是一次考验。但是，我们毕竟是临时性的，咬咬牙也就过去了，然而厂里的工人们长年累月在这样的环境下劳动，怎么能受得了呢？我心想，我们下到工厂接受再教育，跟班劳动，这些肯定是必要的，但是从生产实践中发现问题，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改善工人师傅的生产条件，这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与我在同一车间接受再教育的同事，不，严格地说，他是我的老师，无论是他的学历或学术水平，都要高于我。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并具体提出了“‘六六六’生产管道化”的建议。在60年代，国际上出现了化学工业生产管道化的革新热潮，它的优点是以流动床代替固定床，以连续法代替间歇法，不仅可减轻劳动强度，而且还可以大大提高产品的生产率。我们把这个想法向车间和厂领导作了汇报，他们表示支持，并拨了一笔技术革新的经费。于是，很快成立了“三结合”（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技术革新小组，开始了技术革新攻关。我们首先从调查研究入手，查阅了国内外的文献资料，参观了武汉天一印染厂、国棉一厂等单位，然后自己购买器材，自己动手加工反应器，从小量开始逐步进行扩大试验。经过6个多月的努力，从无数次的失败中总结了经验与教训，我们最终获得了成功。我们技术革新的成果，既获得了工厂领导的肯定，也受到了学校工军宣队领导的表扬，他们说：“你们不是以‘劳动省心’的消极态度到工厂接受再教育，而是想工人之所想，急工人之所急，从生产实践中提出问题，用‘三结合’的办法开展技术革新，减轻了工人们的劳动，提高了生产效率，这才是过硬的思想锻炼，也才是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技术革新的成功，与工人师傅们融洽的关系，使我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开心，决心沿着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但是，1970年3月，也就是我到葛店化工厂劳动锻炼整整一年以后，学校工军宣队指挥部决定调我回学校工作，任命我为校教改组理科组组长。据说，这一调动还是当时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原省长张体学同志表态的结果，他说：“刘道玉是个好同志嘛，他反修立场坚定，还会有什么问题呀，据说现在还放在工厂劳动，为什么不安排使用？”工军宣队的这次调动和安排，不仅结束了我在工厂的劳动锻炼生活，而且还意味着我这个“走资派”在政治上被“解放”了。说心里话，对于这个安排我心里很矛盾，一方面我很感谢工军宣队对我的信任，特别是张体学同志的关心；但另一方面，当干部或叫做官我压根儿不愿意。但是，那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知识分子还是属于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如果我不服从决定，就有可能被扣上不服从工人阶级领导的大帽子。于是，我违心地同意了，谁知迈出的这一步，竟使我长期陷入政治泥潭而不能自拔，从事了我虽不愿意但良心又驱使我不得不去认真拼搏的事业。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接受再教育（2）
我到教改组后，承担的第一项工作是参加写作小组，撰写“坚持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创建崭新的教育新体制”一文，我是主要执笔人。这篇文章是准备带到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交流的。那次会总共开了108天，是个典型的“马拉松”会议，同时也说明，教育问题非常复杂，争论的问题也是十分尖锐的。在周总理的主持下，会议形成了一个“纪要”，毛泽东对“纪要”作了圈阅。“纪要”错误地认定，解放后17年教育战线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17年培养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通常简称为“两个基本估计”的左倾路线，提出了“同17年对着干”的口号，也就是说，凡是17年的做法都要批判和否定。那时，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对“两个基本估计”我也是接受的，因为毛泽东说了要“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
1970年秋，继北大、清华之后，武汉大学也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是全国最先恢复招生和教学的学校之一。迟群在北大、清华炮制的从工农兵中招生的方针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简称“十六字”方针。武汉大学紧跟两校，当年也从工农兵中招收了近千名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年龄相差悬殊的大学生。他们一进校门，就提出了“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响亮口号，开创了“工农兵一统天下”的时代。
随着招生的恢复，教改也日益深入到教学领域，这对于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思想是否改造好了，这又是我面临的新考验。是站在科学真理一边或是站在工军宣队一边，是讲真话或是说假话，我必须作出选择，不可能有调和的余地。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大概也是如此。工军宣队“解放”了我，对我的确不薄，对此我是感激的，但我不能以感情代替原则。
当时，在许多大政方针政策上，我是紧跟工军宣队的，但在一些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往往又和工军宣队领导的意见相左，以致发生了争辩。例如，有的工军宣队领导说，要办灭火剂、灵芝草专业；我说不行，那只是一个产品，不能成为一个专业。他们说，要以典型产品带动教学；我说可以结合典型产品进行教学，带动不了教学，更不能代替教学的全部内容。他们说，要火烧“三层楼”（意指由基础课到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三个教学层次）；我说“三层楼”
是从长期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符合教学规律的，应当得到尊重。更大和最激烈的争论，是关于历时十年建成的化学大楼的分配使用问题。工军宣队领导决定：对化学大楼的使用，必须统一规划，面向全校，按需分配。当我听到这个决定，感到十分惊讶，如果不加以劝阻，必将造成巨大的浪费。于是，我鼓起了勇气，直接向工军宣队的主要负责人汇报说：“化学大楼只适合化学系使用，因为原设计时是根据每个专业和每个实验室的专门需要建造的，还配备了专用的水、电、暖和煤气管线，安排了通风排毒和排污系统，如果分配给其他系使用，不仅化学系的用房无着，而且还会造成极大的浪费。”那位负责人一听到我说是按原设计建造时，他就火了，并批评我说：“17年是修正主义路线，原设计方案必须否定，旧的条条框框一定要打破，你的意见没有考虑的必要。”在连续发生了这些争辩以后，我引起了工军宣队的一些领导人的不悦，在他们看来，我这个人老是爱唱对台戏，总是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话，已经成了教育革命的阻力。于是，他们一方面在会议上点名批判我，限制我的职权；另一方面又准备把我们全家下放到沙洋分校（原沙洋劳改农场），并永远不得回总校。侥幸的是，在工军宣队领导内部意见并不一致，革委会副主任纪辉同志也不同意这种做法，所以我又被留在教改组工作。但是，我真正发挥作用还是在批判林彪极左路线以后，这时我感到多年以来未有的舒心，似乎是时来运转了。
1973年7月，我被任命为中共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
1973年9月，我被选为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1974年1月，我被选为中共湖北省第三届委员会的委员。
1976年10月6日，离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只差一天，就在这一天，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件，中国高层根据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因此中国的老百姓把这一天称为中国伟大的“十月革命”。这标志着历时十年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一场冲破“左”倾错误的束缚，端正思想路线，实行拨乱反正，推动各项事业改革的新的任务摆到了全国人民的面前。
教育是遭受“文化大革命”破坏的重灾区。面对这种形势，我以“借用”的名义，被调到了教育部，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临时工”生涯。其间，我怀着对“四人帮”的义愤，以一个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先后主持召开了24个全国性的拨乱反正会议，制定了许多重要文件，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恢复与发展，进而对它的改革，均起到了重要的战略作用。身体上的入不敷出，持久的紧张和顽强的拼搏，使我疾病缠身。病魔和诬告好像是两根魔杖要把我击倒，但我挺过来了。
两年的临时工，在我的一生中是短暂的，但是留给我许多的回忆。
第五章 拨乱反正当为先教育部的“临时工”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4月初，我在武汉大学襄阳分校蹲点，和分校党委一起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并清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学校党委书记纪辉同志的电话，要我立即返回总校，说有要事商量。回校后，他对我说：“接教育部的通知，要借调你去参加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间多长，没有说明。”听后，我有些犹豫地问道：“是不是真的借调，我不去是否可以？”纪辉是一位组织原则性很强的老同志，他有些为难地劝道：
“是呀，我也不想你走，学校工作也离不开你。但是，局部要服从全局，下级要服从上级，不去看来是不行的，再说，你去了以后对学校的工作也有好处，我看你还是去吧。”我说：“那就先去看看再说，等筹备工作完成了，我还是要回来的。”他说：“那当然。”
就这样，4月15日，我到教育部报到。我被安排在办公大楼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住了下来，室内有一张3尺宽的木板床和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