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自白-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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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西尧的批示：　　　　
　　　　同意回武汉休养一段时间，休养好后，连亲属一起搬京。送党组传阅。　　　　
　　　　11月7日。　　　　
　　　　党组阅后，均表示同意。　　　　
　　　　于是，我于11月12日，带上我来京时的全部行装，离开了教育部。虽然还没挑明一去不复返的心意，但我是已经铁了心的。再见了，酸、甜、苦、辣的两年“临时工”的生活！　　　　
　　　　1979年春节以后，教育部的领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刘西尧调任四川省委第三书记，原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又重新回到教育部主持工作，他原来的搭档，也陆续地调了回来；而刘西尧班底中的一些副部长，也先后离开了。这种形势，对于我离开教育部，绝对是有利的，因为听说蒋南翔用人有一个原则：非清（指清华大学）不用。　　　　
　　　　机不可失，4月初，我给蒋南翔部长写了一份辞职报告：　　　　
　　　　南翔部长亲鉴：　　　　
　　　　欣悉你重新主持教育工作，谨致祝贺！　　　　
　　　　我于1977年4月，被借调到教育部，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随后，蒙上错爱，被委任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本意欲不从，但时值拨乱反正之际，恐碍大局，只得勉为其难。任内，虽能力不及，但未敢懈怠，终未辱使命。　　　　
　　　　不料，去秋染病，住院月余，现仍在恢复之中。　　　　
　　　　两年实践证明，我既不适应部里工作，又不习惯北京气候，实难继续履职。因此，特提出辞呈，恳请准予回校从教。如蒙恩准，不胜感谢。　　　　
　　　　我的辞职报告是4月2日寄出的，所幸的是，4月8日我接到郝秘书电话：“蒋部长同意你的辞职报告，请择日来部办理手续。”　　　　
　　　　事不宜迟，4月15日，也就是我借调至京两周年的日子，我到教育部，拜访了蒋南翔部长，作了很愉快的交谈。他十分客气，在民族饭店的宴会厅摆了两桌酒席为我饯行，所有的副部长和党组成员都参加了。他在祝酒时说：“道玉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为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功不可没。由于身体不适应北京气候，我们同意其辞职的请求，回武大工作。好在武大和教育部是一家人，希望常来常往，为办好武汉大学多作贡献！”　　　　
　　　　我作了致谢词，向各位表示了感谢！　　　　
　　　　次日，我办理了回校手续，正式结束了“临时工”的生活！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最年轻的大学校长（1）

　　　　在中国的当代历史上，“改革”二字正式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中，是在1979年4月中共中央的工作会议上。那时，它只是作为实行国民经济“八字”（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一项措施提出来的，而且还是强调以调整为中心。　　　　
　　　　改革春潮滚滚而来，荡涤着一切陈腐的污泥浊水，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1980年2月，胡耀邦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他的领导下，改革的地位不断地提升，旋即成了一切工作和国民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他提出一句名言：“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这话显示一个革命家的卓识和魄力，反映了时代的精神，表达了人民的意志，激励了亿万人民的改革的热情。　　　　
　　　　我就是被这改革的浪潮推到了潮头，出任了武汉大学的校长，充当了一名改革的弄潮儿。我笃信改革，真心实意拥护改革，身体力行地实践改革，也品尝了改革的酸、甜、苦、辣。　　　　
　　　　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对此，应当如何对待呢？王安石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他的一句肺腑之言可作为一切改革者的勉励：“尽吾志而不至者，可以无悔矣！”　　　　
　　　　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国务院对武汉大学校长的任命：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经中央批准，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　　　　
　　　　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有关部门认为，任命48岁的刘道玉担任全国重点大学的校长，这对于在人才济济的高等学校中，打破论资排辈的现象，大胆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时值盛夏酷暑，各种媒体以火辣的调子报道了这一消息。好在学校尚处在假期中，绝大多数的学生尚未返校，教职工也还没有上班，这一任命没有形成冲击波。　　　　
　　　　不过，消息见报以后，还是有不少朋友向我口头上或以打电话的方式表示了祝贺。我向他们表示了感谢，同时也真诚地对他们说：“这是赶着鸭子上架。‘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　　　　
　　　　对于这次任命，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事前，组织部门既没有征询过我意见，在见报之前，也无人给我吹风。过去的传统做法是，思想工作在先，而组织任命在后，然后宣传报道。可是，对我的任命却是反向操作的，首先是新闻披露出去的，然后湖北省委文教办公室和省委组织部才找我谈话，最后才召开大会宣布。　　　　
　　　　他们为什么采用这种做法呢？我心想，也许这是有意安排的，目的是造成强大的舆论，形成既成事实，使得我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就这样，在舆论与组织纪律的双重压力下，我不情愿地被套上辕了，只好硬着头皮使着牛劲往前走了。　　　　
　　　　说实话，在接受这一任命时，我心里是忐忑不安的。我在想，武汉大学是名牌老校，前14任校长，不是学术贤达就是政界名流，他们要么有雄厚的学术资本，要么有坚强的靠山。然而，这一切我都没有，论年龄我尚不到“知天命”之年，论级别我是个21级干部（月薪65元人民币），论职称，由于评定职称停止了20多年，我还是一个小小的讲师。这一切表明，由我来领导这所老校，是一种“倒置型”的领导模式。面对着这样一座藏龙卧虎、学派林立的老校，特别是很多人是我的前辈师长，我能领导他们吗？　　　　
　　　　再看一看，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重点大学，他们的校长都是留学归国的博士，是一级教授、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与他们相比，我更感到自己相形见绌。外界怎么看呢？是武汉大学没有高学术水平的校长人选吗？如果以大学校长的学术地位来衡量学校的地位，武汉大学会不会吃亏呢？每思及此，我总有一种惶恐不安的感觉，甚至我的信心有些动摇。　　　　
　　　　但是，既然被历史的误会推上了这个位置，光想不利的条件，又有什么用呢？应当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在看到自己不足的同时，也要看到自己的长处，这是正确认识自己，进而实现自我、超越自我的必要条件。　　　　
　　　　如果不太谦虚的话，我当然也有自己的优势。首先，我出生在农村，从小吃过苦，崇尚勤奋刻苦的精神，因此不怕吃苦，不怕困难，能像拓荒牛那样埋头干活。　　　　
　　　　其次，我不想当官，也不怕丢官，敢想敢干、敢于负责。我讨厌官僚主义作风，从不摆官架子，能够与广大基层群众打成一片。再次，我崇尚创造，励志改革，热爱教育，办事求新，这是办好大学十分重要的条件。最后，我既做过基层干部，也做过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熟悉教育方针政策，具有一定的领导管理工作经验。　　　　
　　　　至于选拔著名学者或院士当校长，这本来就是一个“中国式”的用人制度，这既不符合“专家治学、教育家治校”和“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原则，也不是世界各大学选拔校长的通例。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的思想豁然开朗了许多，信心也树立起来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形势是：打退堂鼓是不可能的，躺倒闹情绪是无济于事的，做一个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挂名校长，这不是我的性格。惟一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勇敢地把担子挑起来，并准备为此付出历史的代价。　　　　
　　　　48岁的我，已不再是青年人了，但是媒体仍把我当作最年轻的校长，这只是相对而言的。我心想：既然我被冠以年轻的校长，那就应当表现得像个年轻的校长样子，干出一番一个年轻校长应当干出的成绩来。为此，我提出自律三条，以为约束：（1）谦虚谨慎，尊老敬贤。凡年长于我的教师，如有事约我谈话，一般不能让他们劳步，应当是我去家访或到他们所在的单位，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2）办事要雷厉风行，事必躬亲。要力求做到案不留牍，文不过夜，来者不拒，有求必应；（3）改革创新，励精图治，追求卓越，力求第一。实践证明，我的这些近乎是约法三章的做法，受到了广大师生员工的欢迎，也获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　　　　
　　　　西方一位学者曾说，看问题方法固然重要，但是看问题的角度也同样重要。自从我被任命为校长以后，我的确有一个转变看问题的角度问题。过去，我担任学校领导和教育部高教司的领导工作，已有8年的时间，但那是处于配角的地位。现在，我作为一校之长，就是武汉大学这个大舞台上的主角，应当胸怀全局，提出振兴武汉大学的方略来。　　　　
　　　　治校之策来自于哪里呢？我的工作又从何入手呢？毛泽东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论断当然是正确的，是我们制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我们利用“外脑”集中众人智慧的主要方法。在被任命为校长的头一个月内，我的主要精力是放在调查研究上，调查的问题主要是三个：（1）作为一所著名老校，在历史上，武汉大学的历任校长和学者们，在办学和治学方面，有哪些主要的经验？（2）解放以后，武汉大学急剧滑坡的原因是什么？（3）如何振兴武汉大学，应当把武汉大学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突破口应如何选择？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最年轻的大学校长（2）

　　　　在开展这项调查时，我仅选择了教务处的副处长刘花元一个人协助我。他是我在任教改组副组长时，于1970年秋从物理系选调上来的，从科员、副科长、科长、副处长一路提拔上来的。他作风正派，工作勤奋，才思敏捷，富有改革创新精神，因此颇受我的器重。在我免除校长后，我们还经常讨论教育改革问题，后来可惜正当他一展宏才之时，却于1998年因病英年早逝，我深感悲痛。　　　　
　　　　我们调查的主要方式是家访，真心诚意地登门求教，对象是老年教师和健在的过去的领导人。此外，也间或召开有3至5人参加的“诸葛亮式”的小型座谈会，参加者是全校冒尖的、有创新精神的青年教师。我们家访的约60多人，连同参加座谈的共有100多人。他们之中，有前几任校长的亲属或助手，有数学、生物、法学和史学界的学术泰斗，有中文系健在的“五老八中”（指在学术界有名望的五个老教授和八个学有所成的中年教师），有50年代的“三大才子”，有留苏归国的副博士，有来自全国其他重点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入盟的教师，有过去与我观点不一致甚至反对过我的干部和教师等等。　　　　
　　　　从调查的对象看，反映了我那时的基本的治校态度：尊重历史的经验，继往开来；兼容并蓄，以成其大；不计前嫌，惟才是举。　　　　
　　　　通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我们不仅与广大的教师交流了思想，建立了感情，而且征集到260多条办学的问题与建议。经过梳理，我们把这些问题与建议归纳为必须处理好的十个关系：办学上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学校发展中的优势与弱项，政治运动与落实政策，教学与科学研究，理论与实际，基础与专业，办学的硬件与软件，党风与校风，学术交流与争鸣，教学、科研与后勤工作等等。对这些问题，我决心要很好地消化、吸收，作为今后工作中的重要参考。　　　　
　　　　在调查中，对我震动和影响最大的是与孙祥钟教授的一席谈话。他早年留学英国，是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自解放以后，他一直担任学校的教务长，后来又被选为武汉大学党委常委，成为“文化大革命”前学校领导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对我出任学校的校长是大力支持的，并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道玉同志，你出任学校的校长，我举双手赞成。这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兴武汉大学的需要。说来令人十分痛心，武汉大学在解放前是全国重点名校，可是现在却下滑到全国重点大学末流的水平，这是我们都不忍心看到的。对这个问题，我思索了很久，认为武汉大学滑坡的主要原因可以用三句话概括：政治上的左倾路线，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包括对外来教师的排斥），学术上‘述而不作’的保守思想。这是阻碍武汉大学发展和提高的三座大山，不搬掉它们，振兴武汉大学是绝对没有希望的。”　　　　
　　　　对于孙先生的见解，我不仅颇有同感，甚至有着切肤之痛。不过，经他这么一点拨，不仅使我找到了武汉大学大滑坡的原因，而且也使我看准了振兴武汉大学的突破口。　　　　
　　　　新闻媒体向来是很敏感的单位，当然对我这个“最年轻”的校长也没有放过追踪。9月初，新学期开学伊始，《人民日报》记者专程来汉，要求对我进行专访。一般来说，我同新闻记者有着良好的关系，我既希望媒体充当我的决策参谋，又要求他们对我的工作实行监督。鉴于我有“来者不拒”的承诺，记者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我接受了他们的采访。　　　　
　　　　采访一开始，记者直截了当地提出：“一般新官上任‘三把火’，作为全国最年轻的校长，上任伊始你有什么打算？你的办学理念是什么？你准备把武汉大学办成什么样的大学？”　　　　
　　　　幸好前一段时间我作了大量的调查，虽然不能说对办好学校已有“成竹在胸”的蓝图，但也形成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至少对记者的提问，不至于交白卷。于是，我说：　　　　
　　　　“武汉大学作为一所老校，由于自解放以后一直受到左倾路线的严重的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问题成堆，积重难返。很显然，面对这样的形势，要改变学校落后的面貌，靠烧三两把火，恐怕是难以凑效的。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从基础工作做起，为学校今后的大发展和大提高打好基础。具体地说，就是继续进行拨乱反正，彻底肃清左倾错误的流毒，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彻底铲除宗派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和排外思想，克服人才上近亲繁殖的弊端，按照‘五湖四海’的原则，建设一支既搞教学又搞科学研究的教师队伍。大力营造自由、民主、开放的学术研究氛围，切实保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　　　　
　　　　至于办学理念，我接着说：“必须发扬彻底改革精神，转变陈旧的教育观念，改革一切不适应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努力把学校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学研究的中心。积极推行创造教育，全面优化大学生的素质，着力培养创造性的人才。”　　　　
　　　　记者饶有兴趣地听了我的以上介绍，他插话说：“你的以上观点很新颖，有见地、有深度，特别是推行创造教育，是很大胆的想法，至少现在全国还没有人提出这个观点。下面我们想请你谈谈武汉大学的发展方向，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