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校长自白-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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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中午时分，我到达襄阳县二中，下午到报名处询问了报名的事宜。负责报名工作的是教导主任，他介绍说，报名除了出示毕业证书以外，最好提供一份举保人的担保书，后者只是保险措施，并不是必备的条件。所谓担保书，就是由举保人出具的推荐信，一般是由当地的保长、绅士财主等有头面人物写的手札。那时的社会风气很肮脏，有权势人家的孩子可以不经考试入学，有钱的人可以买分或请人代考，真是沆瀣一气。我当然不可能获得这种举保书，也不可能享有这种优先录取的权利。说实话，那时我心里慌得直打鼓。我最担心的并不是举荐书，我也不怕考试，而怕的是冒名顶替的身份被识破了。所幸的是，那主任只是询问我有没有举保书，并没有认真地审查我出示的毕业证书。当他得知我没有举保时，他勉为其难地说：“当然啦，你可以报名考试，但如果没有举保书，你录取的机会是很小的。”我说：“老师，我老远的来了，就让我报名试试吧！”也许是出于同情吧，那位主任同意我报了名，发了准考证，总算是“冒名顶替”混过了关。　　　　
　　　　接着两天是考试，应试的有国文、数学、三民主义和自然四课，安排在两天内进行。应试者300多人，据说只录取3个班共150人。考试题目有一定的难度，但时间较为充裕，因此我并不觉得慌张。但是，考完以后我忐忑不安的情绪却滋长了起来，因为流言四起，有的说，这次考的成绩不好，要减少录取的人数；也有的说，优先录取本县的，有多余的指标再考虑补外县的；更有甚者说，凡是没有举保人的，一律不予录取。在舆论压力下，有些来自农村而没有保人的学生感到没有希望，在发榜之前就悄悄地离开了学校。　　　　
　　　　那时，我并没有失去信心，抱着“不到黄河不死心”的想法，既然考了就要等个“水落石出”，不然回家也不好向父母交待呀！就这样，我仍住在学校的教室里，饿了就吃带去的干粮，渴了就喝凉水，祈盼幸运之神能降在我的头上。　　　　
　　　　那既使人喜又令人忧的一刻终于到来了，第五天的一大清早，学校在校门口的墙上张贴出红纸写的告示，公布了被录取的学生名单。那里已挤满了看榜的人，一般人都是从头看到尾，由于我挤不进去，于是我就从尾向头看。在那密密麻麻的名字中，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的名字呢？我心想，“玉”是一个特征字，我试着从“玉”找起，看是否有“刘道玉”三个字。令我十分失望的是，看完第一遍后，没有看到“刘道玉”三个字。我有些紧张了起来，情急之中，我忽然想到我现在已不是刘道玉了，而是冒名顶替成“刘道启”了。我又正了正神，准备再从尾到头看一遍，就在快要看完之际，忽然“刘道启”三个字映入了眼帘，而且排在第三位的位置上。霎时，既是激动又是幸福的热泪夺眶而出，在这胜利喜悦之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天保、地保、人保不如自保，有实力才有尊严！　　　　
　　　　当我到教导处去领取通知书时，教导主任对我的态度与报名时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对我这个在入学考试中获得了“探花”的学生表示了赞许。我领取了录取通知书，马不停蹄地连走带跑地回到了家。我刚跨进门坎，母亲从我的表情也猜出了个八九不离十，她焦急地问：“咋的，是不是取了？”“取了，我还拿到了第三名。”我高兴地回答。那个晚上，我们全家人都十分高兴，父亲颇为动情地说：“福娃，你争了气，我们再苦再累也要支持你读书，一直到大学毕业。　　　　
　　　　”我说：“请爹妈放心，我一定不辜负你们的希望。”　　　　
　　　　从小学跨入中学，这不仅意味着我从儿童时代进入了少年时代，而且还意味着从初等教育跨进了中等教育。在襄阳二中学习期间，最大的变化有两点：一是家庭经济状况略有改善，父母亲只供给我一个人读书，使我能够在学校食宿，较之过去生活正常得多了。二是我兴趣广泛了，除了学好学校规定的科目外，我还在课外时间阅读一些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传》等。有一次，我从老师那里借来了一本《诺贝尔故事》的小书，我为诺贝尔的发明成就而震撼，从此十分崇拜诺贝尔，这本书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襄阳二中的学习时间很短，前后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大约12月中旬，共产党领导的桐柏军区成立了，接着解放了桐柏、邓县、枣阳、随县等广大地区。面对这种局势，地处解放区而为国民党所管辖的襄阳二中宣布停办，期末考试也被取消了，我也因此暂时辍学在家。　　　　
　　　　1948年春，襄阳二中合并到襄阳一中成立襄阳联合中学，我随之转入了襄阳联中。该校设在襄阳古城以西的广德寺，位于襄阳城与隆中之间，距襄阳20多里，离隆中3里路。这里远离城市，是典型的田园风光，蛙呱鸟鸣，潺潺流水，麦苗儿青油菜花儿黄，是读书的理想地方。但是，襄阳已处于被解放的前夕，解放军和国民党之间的战事连绵不断，人心惶恐不安，那一段学习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定的形势下进行的，很难说有多大的实际效果。　　　　
　　　　那时政治腐败，贪污成风，学校当局克扣学生缴纳的伙食费，每日三餐都吃不饱，导致抢饭风和打架风盛行。为了不受欺负，保护自身的利益，学生中成立了许多的同乡会、兄弟会、互助会等派性小团体。我是外乡人，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在学校中被认为是垫底子最受欺负的群体中的一员，受气、挨饿、被打是常有的事，我在这种惶恐不安中度过了三个月的学习生活。　　　　
　　　　到了七月初，中国人民解放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和桐柏军区第28旅共14个兵团的兵力，开始围攻襄阳城。这里自古是军事重镇，三面环水一面依山，易守难攻。当时驻守襄樊的是国民党第15绥靖区司令康泽，他曾扬言：“铁打的襄樊，坚固若金汤。”那时，每天炮声隆隆，城内的官僚、豪绅和资本家开始向乡下逃窜，城内国民党再次加固防御工事，实行宵禁。这一切表明，解放军已兵临城下，一场殊死战争即将到来，襄阳城危在旦夕。面临这种形势，学校动荡不安，校方进行反动宣传，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还胡说共产党专杀青年学生，并煽动学生随校南下汉口，有些学生听信了宣传逃往汉口，但大多数学生不相信反动宣传，自动离校回家去了。我当然不相信那些欺人的反动宣传，因为我的家乡于1947年冬已获得了解放，我目睹了解放军在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清匪反霸等政策，知道他们是真正帮助劳苦大众翻身获解放的。因此，我毅然决定离校，背上铺盖卷儿，绕过国民党的封锁，穿过解放区，顺利地回到了我的家乡。　　　　
　　　　我回家不久，7月15日解放军攻打襄阳城的总战役就开始了。经过4天激烈的战斗，解放军攻进了襄阳，并听说在襄阳天主教堂内活捉了国民党战区司令康泽，真是大快人心。襄阳的攻陷，不仅表明鄂西北大片土地被解放，而且还预示着解放武汉屈指可待了。　　　　
　　　　半个世纪以后，我故地重游时曾写了《隆中求学记》诗一首，回忆那一短暂的学习生活：　　　　
　　　　日行百里步隆中，学海苦求一少童。　　　　
　　　　晨粥照得人消瘦，一日三餐腹中空。　　　　
　　　　田园晨读书声隆，诸葛庙中受启蒙。　　　　
　　　　“躬耕”本乃孔明训，受用终生益无穷。


第一章　塑造灵魂的故土《三人行》的风波

　　　　1948年下半年，我因为襄阳联中停办而休学在家。我不怕吃苦，也不厌恶劳动，但我更热爱读书。在辍学居家的那段时间，我感到惆怅，像是被关在笼中的小鸟，渴望重新回归到能够自由翱翔的天地里去。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49年春，新成立的枣阳县人民政府，为了发展人民文化教育事业，及时地恢复了枣阳县中学。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高兴，我立刻赶去报名，凭着襄阳联中的学生证和蔡阳乡人民政府的证明，我以同等学力的身份插入初二学习。　　　　
　　　　从襄阳县二中到襄阳联中，我都是用的二哥刘道启的名字。那段时间，我心里很不踏实，总有一种负疚感，同时，也担心哪一天露了马脚而招致麻烦。我总想找一个机会，把学籍上的名字改正过来，结束冒名顶替的身份。　　　　
　　　　于是，我利用转入枣阳县中学习的机会，决定把名字更正过来。我向校方说明了实情，提出了更名的申请报告，提供了乡人民政府关于我的身份证明。经过校方的审查，认为我没有政治历史问题，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准许在学籍上更正为我自己的名字。　　　　
　　　　新恢复的枣阳县中位于城关镇的北关外，它的左翼连接的是一条叫做顺城湾的商业小街，居民大多是回民。这条街的背后是一条小河，平时只见沙石而看不到水，在多雨的夏季，也会呈现出河水奔流的景象，时有捕鱼的泛舟出没。在星期天，我们三五成群来到河边洗衣服，下河玩水，有时也学画一些素描，这算是那时仅有的一点娱乐活动了。　　　　
　　　　在解放初期，学校的社会活动很多，教学计划往往因为突如其来的政治任务而受到冲击。例如，有时要调遣教师和学生下乡宣传土地改革、清匪反霸等活动，有时要参加公审反革命分子的大会，甚至要派我们到扫盲识字班当小老师。那时，我们年少幼稚，虽然对这些活动的意义并没有深刻的了解，但凭着一股子革命热情，我们也都积极地参加了。这些活动虽然耽误了不少的功课，但我们接触到了社会，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枣阳县中恢复不久，学校立即着手建立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基层组织，这些工作都是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那时的团组织叫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由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得名的。　　　　
　　　　我记得大约在4月中旬，举办了一期入团积极分子学习班，我和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参加了。学校决定在“五四”青年节那一天正式成立团支部，并批准接受第一批青年团员。头一天，在学校的布告栏内，用大红纸贴出了喜报，公布了第一批吸收入团同学的名字，学校向他们表示了祝贺。但是其中没有我的名字，我一方面为那些入团的同学感到高兴，真诚地向他们表示了祝贺；另一方面我又感到很难过，这对于倔强和凡事都要争第一的我来说，毕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对于未能入团这件事一直不能释怀，总觉得不公平。论学习我是班上拔尖的，论社会工作我也不比他人差。对于不批准我入团，我想了很久，但怎么也想不通。于是，我决定向负责青年团工作的王老师问个究竟。我问道：“王老师，我离团员的要求还有哪些差距，今后应朝什么方向努力？”她答道：“你学习成绩优秀，要求上进，工作积极，这是你的优点。但是你的缺点是个性太强、很自负、爱表现，只要你改正了这些缺点，团的大门是随时向你敞开的。”听了王老师对我的评价以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于她指出我的那些缺点并不以为然。我以辩解的口吻问道：“王老师，对于你指出的缺点我想不通，希望你给解释一下，它们为什么是缺点呢？它们的危害性又是什么呢？”王老师并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她只是说：“你想不通，那就继续想吧！”　　　　
　　　　自那以后，我就背上了这些缺点的思想包袱，而且在从初中到高中的每学期的思想鉴定表上，都要填上这几条缺点。既然我从老师那里得不到答案，于是我就冥思苦想，我想呀，想呀，终了还是没有想通。我反问自己：“如果个性强是缺点，那么个性不强或没有个性不就成了优点了吗？如果自负是缺点，那么自悲或自责不就成了优点了吗？同样地，爱表现如果是缺点，那么什么话也不说、什么事也不做的无所作为不就成了优点了吗？”越是作这样的正反两方面对比，我越是想不通，并暗下决心：我希望加入青年团，但我不能为入团而承认自己不认为是缺点的东西，也不应当违心地改变自我。　　　　
　　　　学校青年团成立以后，为了宣传青年团的知识，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教育，开始举办名为“青年团”的墙报，每半个月一期。这件事既刺激了我们又启发了我们，青年团员的确起了带头作用，面对这种状况，我该怎么办呢？在一种不服输的思想支配下，我心想：我何不也发起创办一个墙报呢？这样既可以展现我们的才华，并且还可以证明我们并不比那些团员差，甚至比他们还要做得好一些。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班同学姜少卿和刘汉民，他俩也未被批准入团，心里也有不服气的思想，所以我们一拍即合。　　　　
　　　　要办一个墙报，需要给它起个名称，选定一个刊头。姜少卿说：“刊名就叫‘三人行’，表明是我们三人发起办的，同时又蕴寓了孔子的思想。”刘汉民建议道：“刊头就用‘工农兵’的宣传画，这也包含了三个人的意思。”我们同意了这些方案，并根据我们各自的长处作了分工：我负责写稿和组稿，刘汉民负责画刊头和漫画，姜少卿负责抄写。经过秘密而又紧张的策划，我们的《三人行》第一期墙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与全校的同学们见面了。　　　　
　　　　果然不出所料，《三人行》墙报出刊以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使得《青年团》有些黯然失色。同学们普遍为我们叫好，引来了不少同学投稿，有诗歌、漫画和学习经验介绍。我们还受到了部分老师的称赞，说我们有才华，他们也给我们提出了指导意见。可是，校方的反应却是出奇的冷淡，似乎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我们预感到可能会招惹麻烦。　　　　
　　　　同样地不出所料，五六天以后，校长、团总支书记和班主任一起找我们三个人谈话，气氛严肃而紧张。校长首先指出：“你们出刊《三人行》是什么意思？问题性质很严重，这是一种思想新动向，是不满情绪的流露，是另搞一套，是与《青年团》对着干，必须立即停办！”我辩解道：“我们墙报的内容并没有问题，我们只是通过文章、漫画来宣传学习，介绍时事政策，这对锻炼我们的能力也有好处。”团总支书记说：“那也不行，你们要支持办好《青年团》，你们也可以向它投稿嘛！”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能是沉默不语，而仅仅只办了一期的《三人行》也从此沉默了。　　　　
　　　　我们庆幸的是，学校仅仅给我们定性为“思想新动向”，而没有上纲到“阶级斗争新动向”。如果这事发生在1957年或1966年，我们不是被打成右派，便是被定为“三家村”黑帮而受到批判了。　　　　
　　　　在枣阳县中学习期间，是我的个性全面形成的重要时期，我要认识我自己，保持我自己。当然，为此我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至少在以后多次发展青年团员时，都与我无缘。


第一章　塑造灵魂的故土“假文凭”进高中

　　　　我在枣阳县中是春季始业的，初中毕业时间是1950年冬，但那时的高中都是秋季始业的。也就是说，如果我要考高中的话，要么初中毕业后在家呆一个学期，于1951年秋报考，这样我就要吃一个学期的亏；要么我就提前一个学期，于1950年秋报考，但那时没有提前毕业报考的规定，真是有点为难。　　　　
　　　　按照我的性格，我是希望提前跳考的，乐于做